星期五早上，姐姐打來一個電話，讓我回一趟椿樹街的老家。她替我包了茴香餡的餃子。我雖是北京人，可平常不怎麼愛吃餃子，尤其是茴香餡的。姐姐說，常保國聽說我答應搬家，這兩天心情不錯，一次也沒打過她，也很想和我好好喝兩盅。我買了一點水果，並把頌平送我的兩件TOMMY牌襯衫帶了去，權作禮物。我不敢告訴她，襯衫是蔣頌平送的。多年來，在我們家，“蔣頌平”是一個被禁錮的名字。同時被禁錮的，還有一段壓在姐姐心頭的秘聞。
常保國是否知道這段隱秘，我不敢肯定。
母親去世後，我從未回過椿樹街的老家。有一次，我去大紅門，從一個福建人手裡，購買捷克產的KR膽管，恰好從椿樹街經過。我遠遠看見老家的院門關著，也就沒去打擾他們。姐姐有一個兒子在深圳，但已經懶得和他們來往。有一年，姐姐和姐夫大老遠跑去寶安看他，那個與馬來西亞人結了婚的外甥，據說在一家公司擔任高管，竟然拒絕和他們見面。夫妻倆在世界之窗公園逛了逛，對著按比例仿製的凱旋門和荷蘭風車，胡亂拍了幾張照片，就灰頭土臉地回來了。
可這並不影響姐姐逢人就炫耀她的兒子有出息。
椿樹街在南城，其實只是一條狹窄的小胡同。有人叫它椿樹坊，也有人叫它造甲營——大概是過去八旗兵製造鎧甲的地方吧，總之比較混亂。我們家的兩間磚房，又低又矮。父親還活著的那些年月，又在旁邊的空地上接出了一間房。居委會的人三天兩頭找上門來，勒令拆除。父親照例一聲不響。被逼急了，也只是用一聲長長的嘆息來表明他的態度：啊！
可誰都弄不清他這個“啊”到底是個什麼鳥意思。
母親已經有點頂不住了，可父親反而得寸進尺，用造房剩下來的磚瓦，在房前又圍了一個足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小院。奇怪的是，小院圍成以後，居委會的人卻再也不上門來了，他們採取了默認的態度。他們害怕父親的沉默寡言。
父親長得高大白淨，背有點駝，對什麼事情都抱著一種無所謂的態度。他原先是酒仙橋一家國營電子管廠的正式職工，後來不知出了什麼事，就被打發回家了。成天圍著一塊白布圍裙，戴著藍咔嘰布的袖套，在家對面的胡同里替人修收音機。我那時還小。有一天，我問母親，爸爸為何從來不跟我們說話？母親說，他心裡很苦，性情就變了。她還說，我剛出生的那些日子，他每次下班回家，進門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床上，在我臉上一頓亂親，連鞋都來不及脫呢。聽她這麼說，站在一旁仰望著她的崔梨花，臉上就有了迷茫的表情。
“他也親我嗎？”憋了半天，生性膽小的崔梨花終於問道。
“也親。”母親想了想，笑著摸了摸她的頭。
終於有一天，在那間光線幽暗的修理舖裡，父親趴在堆滿半導體零件的小桌上，手裡攥著一把綠色的小改錐，死了。
據說是心肌梗塞。
那天傍晚，我到得稍微早了一點。常保國在鄰居家打牌，還沒回家。姐姐在砧板上剁肉。她本來也可以使用冰箱裡的肉末，可她說機器壓出來的肉泥有股子生鐵味，不好吃。她只比我大兩歲，可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了。這麼多年來，我還是第一次這麼認真地打量她。她笑起來的時候，總有一種故意討好別人的意味。雖說一向如此，可我每次看見她這張臉，心裡總有點厭惡。她問我最近有沒有找到意中人，並馬上提到，她們單位有一個離異的同事，四十歲左右，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男孩，人倒是很實誠，長得“美麗端莊”，就是說話有點大舌頭，問我願不願意見一見。
我告訴她，前幾天剛剛遇到過一位算命先生，聽他的口氣，似乎我這輩子再也結不上婚了。我沒提是在哪兒見到這位算命先生的，她聽不得“蔣頌平”三個字。
“算命瞎子的話，你也能信？”姐姐說，“這些年，我給你說過的對象，少說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要我說，你恐怕心裡頭還是忘不了玉芬那個狐狸精。”
“沒準是吧。”我笑了笑，胡亂地敷衍了一句，懶得和她再說下去。
“你要不要進里屋去看會電視？保國一會兒就回來。”
我麻木地望著她，沒有吱聲。看著她近來染得黑裡透黃的頭髮，我的心裡忽然有些傷感。恍惚之中，我一度出現了錯覺，彷彿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就是母親。像母親那麼瘦，像母親那樣越長越小。一陣涼風吹進屋來，老槐樹抖下幾片黃葉，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陣陣發酸。有點想，怎麼說呢，有點想過去摟摟她。
“要不，你到外面去轉轉？”姐姐對我的失神似乎也有點意外。
於是，我走到了屋子外面，坐在院子的門檻上抽煙。
胡同里停滿了汽車、平板車和殘疾人的三輪摩托。父親當年工作過的那個修理鋪，早已不在了，如今開了一家明爐烤鴨店。隔壁的國營理髮店和一家浙江人開的裁縫鋪子也都不見了踪影。只有公共廁所還在原先的位置，還像原先那樣騷烘烘的，只是外牆貼上了藍白相間的瓷磚。胡同里來來往往的人，我自然是一個都不認得。
人的記憶，確實有點不太可靠。我明明記得這個胡同，曾經是那麼寬，那麼長，彷彿到處都是樹木的濃蔭，滿地都是白色的槐花，不像如今這般雜亂和逼仄。小時候，胡同東面的丁字路口，長年都有小販在那兒擺攤。夏天是搖著扇子、戴著草帽、疊著好幾層肚皮的大爺，照看那一堆碧綠的西瓜。冬天，佔據那個街角的，是烘爆米花的山東人，或是賣冰糖葫蘆和棉花糖的小販。
坐在門檻上，看著夕陽中荒蕪的街道，我心裡有一種浮薄的陌生感。那些過去生活的吉光片羽，像某種早已衰歇的聲音留下的迴響，攪動著遲鈍的記憶。我並不喜歡懷舊，心中有些沉甸甸的傷感，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地方曾被稱作“家”吧。屋頂上的颯颯的樹聲，枝椏上的月亮，蟬鳴和暴雨，以及清晨空氣中剛出爐的煤渣的香氣，曾經日復一日，伴我入睡，也曾在黑夜中輕輕觸摸我的靈魂。一旦那種特有的幽寂之感壓在心頭，你就會有一種時過境遷、精華已盡的恐懼，就像你全部的好日子都已經被揮霍完畢。
我們家在胡同的東頭，蔣頌平住在街西。我們兩家之間，隔著一座小四合院和一機部的家屬大院。那座精緻的小四合院不常有人住，但偶爾也可以看到門口的石獅子前，停著一輛黑色的高級轎車。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樹木掩映的小院中，有時也會亮起一片迷濛的燈光，通宵達旦。直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道當初住在裡面的到底是什麼人。
我時常看見幼年的蔣頌平，踢著一隻臟兮兮的豬尿脬，或者滾著一個鐺鐺作響的小鐵環，從街西一路走過來，快到丁字路口，又再折回去。我們家的位置，恰好處在他神秘而孤獨的旅程的折返點。有時候，蔣頌平手裡，既無尿脬，也無鐵環和彈弓，而是用一枚棗核劃著牆，在那些佈滿“我日”和“打倒”字樣的灰泥牆上，留下一道道白印，直到他把棗核磨出眼睛和嘴，使它變成一張人臉。
幾乎沒有人搭理他。
每當他走過我們家門口，母親總是要多管閒事地探一探身子，朝外面張望，並感慨一句：蔣二麻子家的這根獨苗，大概是她所見過的最孤獨的孩子了。 “蔣二麻子”是誰，他們家大人是乾什麼的，我從未聽人說起，更未見過面，彷彿他們壓根兒就從未存在過。後來，頌平漸漸就和我姐姐混熟了，並很快加入了女孩子們的遊戲。踢毽子，跳橡皮筋，抓羊拐，居然樣樣精通。蔣頌平自甘墮落地在女孩兒堆裡混，大概是那個年代過於寂寞了吧。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姐姐忽然就迷上了抓羊拐遊戲。她把羊的踝骨磨得像玉石一般玲瓏剔透，將它浸泡在紅墨水中染色。她還偷偷地用珍貴的綠豆縫製漂亮的沙包，不知道挨了母親多少巴掌。我從未玩過這種遊戲，也不大知道它的規則，但我似乎聽說，要玩這個遊戲，至少得有四枚羊拐才行。在那個年月，要弄到這些東西並不容易。而蔣頌平有一個魔術師的口袋，只要姐姐想要，他的口袋裡一定會有。當他把一枚枚不知從哪裡弄來的黑乎乎的油膩之物遞到姐姐手中，傻傻地向她大獻殷勤的時候，姐姐總是對他哈哈大笑：“蔣頌平，莫非，你爸媽是開羊肉店的？”
父親發心髒病猝死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會去他幹活的那家無線電修理店。在父親生前用過的那個工作台前，靜靜地坐上一會兒，心裡就會好受一點。店裡另外兩個修理工，只當看不見我。他們既不和我說話，也不關心我幹什麼。甚至就連父親死去的那些日子，我也沒有從他們嘴裡聽到片言隻字的安慰。我的心裡受不了那份冷漠，就暗暗地懷上了憎恨。我每天大模大樣地走進修理店，坐在父親的工作台前，看著那台裝了一半的收音機和那把綠色的小改錐發楞。彷彿那是屬於我的權利。
等到天漸漸地黑下來，母親流著淚找到我，一聲不響地把我從那兒領回去。幾乎每天都是如此。
直到有一天，那個名叫“許大馬棒”的修理工，默默地走到我跟前，陪我坐了好半天。他一連抽了兩根煙之後，神情就變得更加肅穆。他把一隻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嘆了口氣，忽然對我說：“我們來做個交易怎麼樣？你要是能夠讓你父親留下來的這台半導體發出聲音，你就可以把它帶走。怎麼樣？”
'那時候，我還很小，能夠擁有一台屬於自己的收音機，簡直是一件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於是，我開始試著擺弄起那台覆滿灰塵的收音機來。許大馬棒也開始教我一些簡單的技藝。比如，把散亂的漆包線均勻地繞在線軸上；用小刮刀刮去電池彈簧上的鐵鏽；如何找到短路的線頭，化開小焊點，用焊槍把線頭重新接上；如何給收音機外接一組容量更大的電池；如何安裝電容和電阻……
差不多兩個星期之後，父親的那台只裝了一半的收音機居然出聲了。我至今還記得，收到的第一個節目，是宋玉慶演唱的現代京劇《奇襲白虎團》。
如果說，在漫長的童年時代，我曾經偷偷地崇拜過什麼人的話，那就要算是宋玉慶了。我一直固執地認為，他的英武挺拔，絕不是今天的周杰倫之流可以望其項背的，就算玉芬少女時代所暗戀的大眾偶像王心剛，相比之下，也要略遜一籌。
迄今為止，這段《打敗美帝野心狼》，仍是我唯一學會的京劇唱腔。
同志們一番辯論心明亮，識破敵人鬼心腸。
美帝野心實狂妄，夢想世界逞霸強。
失敗時，它笑裡藏刀把“和平”講，一旦間，緩過勁來張牙舞爪又發瘋狂。
……
在那個陽光明媚的午後，我聽著這段唱腔，忽然想到，如果父親還在，如果他也能聽見這段唱，知道我已經學會了修收音機，那該多好啊！想著想著，就一個人哭了起來。一陣涼風吹到我臉上，我心裡忽然一鬆，那麼多天來堵住我嗓子眼、壓在我心上的石頭，忽然不見了。
我終於接受了父親離去這一事實。
許大馬棒為我的收音機特地縫製了一個黑皮套。母親在傍晚時找到我的時候，我聽見許大馬棒對母親笑道：“這孩子，是塊好料，比連昆（我父親）強啊。”
“那將來，就讓他跟你當徒弟吧。”母親說。
“別呀，”許大馬棒把收音機裝入皮套，按上搭扣，鄭重其事地交到我手中，笑道，“他要人了這一行，哪還有我們的飯吃？”
聽他這一說，母親就更高興了。她拽著我的手，踩著吱吱作響的凍雪，沿著空蕩蕩的胡同往家走。我抱在懷裡的那台收音機，一路上都在唱著《老房東查舖》。到了胡同口，忽然看見蔣頌平手裡拿著一隻陀螺，在黑暗中張著嘴，一動不動地望著我們。他戴著有護耳的皮帽子，眼睛睜得很大。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當時他那驚駭和羞澀的眼神。
第二天，他果斷地將那些成天在一起廝混的女孩子撇在了一邊，從此緊緊地攆上了我。我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從他纏著我借收音機開始的。
一九七六年八月，關於地震的謠傳，開始在胡同的各個角落裡醞釀並發酵。七·二八唐山大地震之後，一機部家屬大院的鍋爐房煙筒被震歪，它那搖搖欲墜的樣子，看上去讓人觸目驚心，無疑也迅速放大了人們心頭的恐懼。很快，大院裡搭起了防震棚，椿樹街的居民隨即開始仿效。理髮店邊的樹林裡，街西護城河邊的空地上，簡陋的防震棚，一座接著一座地繁殖。還有人用麻繩和床單在樹林裡搭了吊床。
恐慌在靜靜地蔓延。
七八月份的北京，是雨水最多的時節。最令人不可思議的一幕，出現在八月中旬的暴風雨之夜。那天晚上，母親帶著我和姐姐，趁著天黑，去護城河邊偷偷地為父親燒紙。回來的路上，就遇到了突如其來的瓢潑大雨。深夜的大街上空無一人，可當我們走到向陽照相館的邊上，卻突然發現，鋪著碎磚的街心，居然擱著一張孤零零的行軍床。一個一米八幾的大漢，身上嚴嚴實實地裹著塑料布，手裡還抱著一把雨傘，在大雨中呼呼大睡。母親笑著指給我們看，感嘆世界上還有這麼怕死的人。崔梨花這時終於不失時機地接過話頭，哆哆嗦嗦地說了一句：“您還別說，我覺得吧，弟弟好像，也有點怕……”
母親不斷地安慰我們，就算是地震把我們家的那幾間破房子震塌了，屋頂上的那幾片爛瓦，是砸不死人的。再說了，就算地震是毀滅性的，全北京都震塌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那些當官的，有錢的，都能死，我們這樣的窮人本來命就不值錢，死就死吧。聽她這麼說，我和姐姐立刻就驚恐地意識到，她的這種想法根本不合邏輯，也很愚蠢。我們一致決定，對她消極悲觀的糊塗思想，進行一番死纏爛打的哭鬧。後來，母親被我們逼得沒辦法，就請人在院裡搭了一個小棚子，用磚頭壘了一張床鋪，讓我和姐姐睡在裡面。可她自己呢，堅持睡在老屋裡等死。
那時，我和蔣頌平已成為形影不離的朋友了。他們家住在一幢五層樓的公寓房裡，房子一倒，可不是鬧著玩的。因此，他有充足的理由提出在我們家的防震棚中藉宿。母親想都沒想就答應了。
蔣頌平雖說平常形單影只，一副不遭人待見的可憐樣兒，待人接物卻是八面玲瓏，能說會道。他整天在胡同里東遊西串，見多識廣，也很招人喜歡。他不僅知道安東尼奧尼以拍電影為幌子，喬裝打扮，混入我國境內，伺機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而且還知道每個石榴裡的石榴籽兒是恆定不變的，不管你怎麼數，都是六百六十五顆。
蔣頌平和我們同吃同住的那些日子，母親還時常和他開玩笑，要他乾脆就呆在我們家，給她當兒子得了。
還有一句話，母親時不時掛在嘴邊：“這孩子，太聰明了。要是有一天，資本主義果真復了闢，唉，你們姐弟倆恐怕只有替他打工的份兒。”
我們沒把她的話當回事。因為，我們心裡都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不管天底下發生什麼事，資本主義是不會復闢的。
我一直不知道蔣頌平他們家出了什麼事，在地震將臨的生死關頭，他的父母和家人依然沒有露面。問母親，她也不肯說。最後，只是淡淡地說了兩個字：很慘。
在恐懼被無限放大的同時，鬧地震的那段日子，也給我們帶來了一種難以抑制的興奮。學校放了假，我們無所事事，每天都披星戴月地在外面瘋跑。蔣頌平時常帶我去郊外的野河裡游泳——我們只消沿著東街的丁字路口往南走，繞過一家煤球廠和一座荒草叢生的明代團城，穿過一條鐵路橋的橋洞，就來到了野外的河邊。游完泳，我們就躺在農民的西瓜地裡，吃飽了西瓜後，再美美地睡上一覺。醒來後，肚子餓了，還可以再吃。
實在無聊的時候，我們也會到許大馬棒的修理鋪去逛逛。那時的店舖裡，新來了一位修理工，佔據了父親原先的那個工作台。許大馬棒的鋪子，營業範圍有所擴大，也開始修理錄音機或黑白電視機一類的玩意兒。許大馬棒自稱是這個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他可不願意費事去搭什麼防震棚！什麼二號病啦，什麼美蘇核戰爭啊，什麼毀滅性的地震啊，統統不在話下。他的觀點與母親如出一轍。他說：“人固有一死。別人能死，我也能死；別人不死，我也不妨一死……”
在地震鬧得人人自危的那些日子裡，居委會的大媽大嬸成天拿著個鐵皮喇叭，戴著紅袖章，在胡同里來回巡邏，告誡居民們晚上睡覺時千萬不能脫襪子。許大馬棒也許是整個椿樹街上唯一一個氣定神閒的人了吧。可蔣頌平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認為，許大馬棒是在吹牛。他對我說：“你糊塗啊！人哪有不怕死的？你看，許大馬棒好像不把地震當回事，一副不怕死的樣子。可你有沒有發現，他的工作台的角落裡，有個彈簧，彈簧上還倒豎著一隻空的汽水瓶。那是他自己研製的簡易地震測報器。如果真的發生了地震，整個椿樹街上，許大馬棒就是第一個知道的人。你要不信，我們就來做個試驗。”
說罷，蔣頌平從口袋裡摸出一把彈弓，隔著窗戶，把粉紅色的輪胎皮拉得長長的，隨後，手一鬆，只聽哨的一聲，被擊落的汽水瓶掉在地上，立刻摔得粉碎。
正在專心致志地修著收音機的許大馬棒，像是觸了電似的，不由得就是一哆嗦。他茫然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後，他彎下腰去，瞅了瞅地上的碎玻璃，隨即摘下老花鏡，往桌上一扔，像中了邪似的，在屋裡拍著屁股，跳著腳大叫起來：“地震、地震！乾貴，白菜幫子，快！你們倆，快跑！不好啦，地震啦……”
蔣頌平嘿嘿地笑了兩聲，拉著我，一貓腰，躲在了窗戶底下，壓低了聲音，譏諷道：“你媽屄！老東西！地震了，你倒是趕緊往外跑啊，在屋子裡跳什麼跳？”
許大馬棒不怕死的神話，當然是不攻自破。可我沒笑。不知怎麼，我覺得頌平的玩笑也有點太過殘酷了。我是一個喜歡讓自己的感覺停留在事情表面的人。我有點為許大馬棒感到難過。因為在我很小的時候，就明白了一個道理，不論是人還是事情，最好的東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層，這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所。任何東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只要你捅破了這層脆弱的窗戶紙，裡面的內容，一多半根本經不起推敲。
地震風波還沒有最後平息，我們的生活就已經被悄然改變。突然有一天，蔣頌平不再上門。他沒有留下任何解釋，就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我問母親，她就板起臉來，對我吼道：“你問他做什麼！這種人，以後少跟他來往。就當他死了。早死早投胎！”
我又去問姐姐，姐姐的眼睛紅紅的，茫然若失，半天才哭著對我說：“請你以後別再跟我提他，好不好？”
我說過，我是一個不愛尋根究底的人，也就沒再去為難她們。在蔣頌平和姐姐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不知道，也沒什麼興趣，只是心裡又多了塊石頭。每次我在街上遇見他，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彆扭勁兒。他要么是人影一閃，躲入街邊的樹林，要么就是假裝沒有看見我，貼著胡同的牆根，遠遠地一走了之。有好幾次，我都想截住他，把事情問個明白。最終，還是克制住了心頭的蠢蠢欲動。因為，假如單方面與他和好，我覺得有些對不起母親和姐姐。為了不讓他感到太尷尬，我也開始主動對他視而不見。
時間一長，我就把這個人漸漸忘在了腦後。
那年十月末的一天，我從學校回到家中，一進門就撞進了姐姐的房間，彼此都嚇了一跳。我看見她正坐在床沿上，在一個搪瓷盆里數著石榴籽兒。姐姐先是本能地用手摀住搪瓷盆，隨後，不好意思地紅了臉，把瓷盆往外一推，低低的罵了句：“他媽的，騙子！整個一騙子！”然後，她丟下我，板著臉，把辮子往後一甩，氣呼呼地起身走了。
大概也是悶極無聊吧，姐姐走後，我把那搪瓷盆裡的石榴籽一連數了兩遍，每次都是六百七十一顆。比蔣頌平所吹噓的六百六十五那個恆定數，多出了六顆。
我和蔣頌平恢復正常的交往，要等到四年後的一九八。年。那時，他經過補習，考取了北京郵電學院。而我，則在一年前，從高中畢了業，到紅都服裝店學做裁縫去了。蔣頌平家里大概果真沒什麼人了，考取大學後，由他姑姑出面，在台基廠的松鶴樓，擺了幾桌酒席謝師。那天下班後，我在騎車回家的路上，在大柵欄遇見了他。兩個人都有些不知所措。也許是因為實在找不到話說，蔣頌平就問我，願不願意去台基廠一起喝一杯。
我不知道如何拒絕，也就答應了。
由於那天沒帶什麼慶賀之禮，事後，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三個多星期的時間，在許大馬棒的鋪子裡，替他裝了一台短波收音機。許大馬棒那時已經中了風，癱在一張爛沙發上。但他還是沒有忘記善意地提醒我：用短波收音機來收聽鄧麗君和“美國之音”，都是違法的。
蔣頌平後來告訴我，他收到我替他裝的那台收音機後，一次都沒聽過，就把它扔到了學校附近的一條臭水溝裡。一看到這台收音機，當年在防震棚裡發生的那個噩夢，就會死死纏住他。他說，要想徹底忘掉那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除非發了瘋。這麼多年來，為了這件事，他已經耗盡了身體的元氣。他讓我不要介意——除了扔掉那台收音機，他沒什麼別的辦法。看來，當年所發生的那件蹊蹺事，遠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得多。這件事不僅壓在他心裡，也無時無刻不橫亙在我們後來的交往中。每當他投來探尋的目光，那件事情的陰影，就會一下子罩住我們。
蔣頌平在郵電學院，學的是電訊專業。為了讓頌平不至於因為跟我交往而感到丟臉，我還瞞著他和家里人，偷偷地在右安門的紅旗夜大報了名。紅旗夜大沒有電訊專業，我就隨便選了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十多門課程中，只有《大學語文》勉強學得下去，堅持了一年多，最後還是放棄了。
頌平上大三那年，得了肝炎，被學校隔離在地壇醫院的傳染病房裡。我每個週末都會去看他。在光線陰暗的走廊裡，陪他坐上整整一個下午。有一天，我在臨走之前，終於鼓起勇氣，對他說出了多年來盤桓在心頭的一番肺腑之言：“不論當年你與我姐姐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也不論這件事如何的卑劣，甚至骯髒，我都會完全、徹底地原諒你。事情既然早已過去，就請你把它忘了吧！就當它，壓根兒沒發生過一樣。好不好？”
蔣頌平大概沒想到我居然會這麼直截了當地觸碰到他心中的隱痛。他因肝炎和過度的恐懼而顯得蠟黃蠟黃的那張臉，忽然間竟漾漾地泛出了些許潮紅。他愣愣地望著我，好半天目瞪口呆。最後，他忽然站起身來，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肥厚的嘴唇抖個不停，眼睛裡噙著淚水，對我說：“兄弟呀，你原諒我，有他娘的什麼用？我自己都不能原諒自己啊！”
這一天晚上，在姐姐家吃餃子，我和常保國都喝得醉醺醺的。姐姐那張長滿小肉球和褐斑的臉，被時間消磨、毀損、侮辱，沒有了任何的活氣，但它仍有足夠的力量，禁錮住一段陽光繽紛的歲月，緊緊地鎖住一個青春的秘密。
姐夫不斷地向我勸酒，不時毫無必要地按一按我的肩膀。他的熱情，多少有點讓我受寵若驚。他說，若不是一年前他在昌平軋死了人，賠了一大筆錢，欠下一屁股債，若不是車禍導致了他的跛足，且再也無法找到新的工作，絕不會出此下策，讓我搬家。他還說出了一句讓我略感震驚的名言：“他媽的，這個社會，逼得親人之間也開始互相殘殺了。”
就在這個當口，我忽然想起幾天前蔣頌平跟我說的那番話來。我明知道這個念頭很無聊，還是偷偷地朝桌子底下溜了一眼。姐夫今天腳上穿著的，是一雙破舊的旅遊鞋。
酒酣耳熱之際，為了對姐夫的熱情和坦誠有所表示，我心頭一激動，就向他發誓賭咒，我會盡快、立刻、馬上就搬家。我一邊說著這些話，心裡一邊深深地感到懊悔——好像我搬離了那個北牆漏風的房子，還真有地方落腳似的。我根本沒想到，如今，就連蔣頌平服裝廠的廠房，也已指望不上了。
姐姐不時地插話，讓我多少有些不快。
她反复規勸我跟她單位的那個大舌頭同事見面。說什麼，假如我這輩子不結婚，不能成家，像孤魂野鬼似的在這個社會上漂著，別說對不起母親的臨終交代，就是死去多年的父親九泉有知，也不會瞑目的。說著說著，又跟淚鼻涕地哭了起來。
我在半醉狀態下答應了去相親。時間就定在下一周的星期六。我一答應她，心頭陡然就躥出一股毒焰來，對自己產生了極大的憎惡。
為了盡快醉倒，我暗暗加快了喝酒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