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經知道了，我是一個專門製作膽機的人。在北京，靠幹這個勾當為生的，加在一起不會超過二十個人。在目前的中國，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業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們，雖說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卻老死不相來往。既不互相挖牆腳，也不彼此吹捧，對於同行的技藝從不妄加評論，各自守著有限的一點兒客戶，聊以為生。這個社會上的絕大部分人，幾乎意識不到我們這夥人的存在。這倒也挺好。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來蔑視這個社會，躲在陰暗的角落裡，過著一種自得其樂的隱身人生活。
我不太喜歡“發燒友”這個稱謂。我不過是一個手藝人。說實在的，多年來，我心裡一直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現如今，論起手藝人的地位，已經與乞丐沒有多大區別。那些學問淵博的知識分子，對眼下這個社會的變化，也許能解釋得頭頭是道，可依我粗淺的觀點來看，這個社會的墮落，正是從蓄意踐踏手藝人開始的。
不過，說起我們這個行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也曾火爆過一陣子。那時候，一年一度的北京國際音像展居然人潮湧動，門庭若市。你似乎很難理解，那麼多的巴赫迷、瓦格納迷、富特文格勒迷、卡薩爾斯迷，到底是從哪兒鑽出來的。那時候，你與文人雅士們打交道，人人都以聽流行音樂為恥（坦率地說，這也有點過分）。即便大家都在談論古典音樂，你若是想要讓別人對你心懷敬意，甚至連貝多芬和莫扎特都羞於出口。要談就談更為冷僻的泰勒曼、馬勒或者維奧蒂，哪像今天，居然連李宇春也聽得津津有味。
那時候，北京音樂台的97.4調頻立體聲，還專門製作了一檔叫做“發燒門診部”的節目。每當節目播出時，我都會掩上房門，關掉電燈，讓自己完全浸沒在黑暗之中，用自己組裝的收音機收聽這個節目。那時，我還住在椿樹街的老房子裡。當那些奇妙的音樂從夜色中浮現出來的時候，整個世界突然安靜下來，變得異常神秘。就連養在搪瓷盆裡的那兩條小金魚，居然也會歡快地躍出水面，搖頭甩尾，發出“啵啵”的聲音。每當那個時候，你就會產生某種幻覺，誤以為自己就處於這個世界最隱秘的核心。
兩年後，我製作的膽機開始有了固定的客戶。我還被請到了北京音樂台的錄音室，擔任過“硬件醫生”一類的嘉賓。可是現在呢，不用說“發燒門診部”這檔節目早已無疾而終，假如你在開車時偶爾想從收音機裡聽一點古典音樂，簡直比中彩票還要難！不知為什麼，現在的節目主持人，似乎更熱衷於說話。他們一刻不停地說著廢話，還人為地弄出一些誇張的笑聲或掌聲來，就像在話筒前自己胳肢自己，真是無聊透頂。
總而言之，九十年代的古典音樂氛圍，是今天的人難以想像的。我的妻子（當時還是女朋友）在河北職業技術學校讀中專，她曾經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過，在她們學校，每天廣播台播放的第一首曲子，竟然都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彼爾·金特》中的“晨曲”。你可以想像，每天清晨從這樣一個旋律中醒來，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好吧，我現在不妨就來說說我的妻子。
和她相識的那會兒，我還不曾進入發燒器材這個行當。那時，我還在王府井的“同升和”賣鞋呢。玉芬第一次走進我鞋店的時候，我就注意到她了。你沒法不注意到她。她有一張純潔而俏麗的臉，你每看它一眼，心裡都會被鋒利的刀片劃一下。怎麼說呢，有一種想豁出命去跟她好的衝動。她一連試了三四雙皮鞋，都覺得不合適。既不買，也不走，一個人坐在試鞋的小皮凳上，唉聲嘆氣。
我暗暗地觀察了她好一陣子，眼看著門外的街道沉沉地黑了下來，遊人逐漸散去，成群的烏鴉在樹枝上不停地哀唳。到了打烊的時間，我心裡還惦記著去寬街給母親抓藥，只得朝她走過去，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對她說：“能不能讓我看看你的腳？”
大凡人在遇到煩惱的時候，很容易受人暗示，聽人擺佈。她順從地仰起頭，看了我一眼，對我的莽撞和唐突毫不在意，撅著嘴問我道：“你要看哪一隻？”
我說，隨便哪一隻都行啊。
她立即脫下了那雙飄馬運動鞋，甚至毫無必要地褪去了絲襪。我朝她的那隻右腳瞥了一眼，轉身從貨架上取下兩雙鞋，供她挑選。她試了試，立刻就決定把兩雙都買了。那天臨走時，她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她在西單和王府井的鞋店轉悠了一整天，千挑萬選，沒瞅見一雙中意的，而我呢？居然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隨手為她挑了兩雙鞋，都那麼合腳，就像是專門為她定做的一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也許是心情比較好的緣故，我一得意，接下來的回答，你還別說，聽上去怎麼都有點格言的味道：“一點都不奇怪。人總是在挑選不適合自己的東西。”
其實，從後來的事情來看，這句話根本不是什麼格言，反而有點像讖語。玉芬第二次來店裡買鞋，我就提出帶她去兒童劇院對面的全聚德吃晚飯。她居然同意了。一個星期之後，我又約她一起看了場電影。她是一個特別隨和的人，隨和得有點讓人心裡發怵。關於這一點，我一直搞不懂是怎麼回事，就像是隔著一層霧在看她似的。在我們開始交往的頭兩年裡，我們從來沒有拌過嘴，她也從沒有為任何事情顯露出疾言厲色。她這種人，彷彿就是為了一刻不停地贊同別人而存在的。
我的好朋友蔣頌平曾感慨說，咱北京的姑娘，多少都有點“虎妞”的秉性。一不高興，隨時都會脫下鞋子來砸人。看來，這句話也不怎麼靠譜。我也曾帶玉芬去頌平那裡玩過一次。他對我的“好運氣”感到難以理解，甚至還有些憤怒。他當著我的面，站著跟玉芬說話時，身體都會不由自主地往前傾。
原來，還真有“為之傾倒”這回事啊。
九十年代末，我靠著給別人定做膽機，慢慢積攢下來一筆錢。有了一點家底之後，我立即從“同升和”辭了職，在“超音波”租下一間門面，加盟香港的一家音響銷售公司，開始專門代理英國的“天朗”揚聲器。那時候，在北京的音響市場裡混，你想不賺錢都難。沒過多久，我就在上地東里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我覺得有足夠的底氣向玉芬求婚了，就帶她回家見我母親。實際上，是想讓母親為我感到驕傲。
母親當時已經知道自己得了什麼病，但說起話來，仍不乏幽默。我把玉芬帶到母親房裡晃了晃，就讓她去廚房幫姐姐做飯去了。我一個人待在母親床邊，有些得意地問她老人家，對我帶回家的這個兒媳婦是否滿意。老太太想了半天，抓住我的一隻手捏了捏，笑道：“這丫頭，賣相好。”
這句話我可不愛聽。什麼叫做“賣相好”？讓人聽上去很不是滋味，就像是在評價剛出欄的一窩小豬似的。過了半晌，母親喘了喘氣，又說了第二句話：“這丫頭，脾性好。要說人品呢，倒也還善良仁義。”
聽母親這麼說，我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滿心以為她是在誇玉芬呢，心裡的那個高興勁兒，嗨，就別提啦。可母親歪在床上，披著一件老棉襖，咳了半天之後，忽然用手拍拍床沿儿，示意我坐下來，坐在她的手能夠得到的地方。誰知道，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忽然對我說：“孩子啊，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意見，就當我是放屁。要是真的想讓娘給你拿個主意呢，我勸你，最好不要跟她結婚。這丫頭，我替她細細地相了面，樣樣都好，可有一件，沒有定星盤。”
我問她，“定星盤”是什麼意思。她是江蘇鹽城人，說話時經常夾雜著一些方言，有點不太好懂。母親想了想，仍然笑著對我說：“這丫頭，就是有點水性風流。不好。說句難聽的話，你這個婆娘，有一多半是為別人娶的。咱們這樣的人家，消受不起啊。”
她隨後還說了一句諺語：“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走。”愣是把我給逗樂了。
不過，那年國慶節我們成婚時，母親倒也沒說什麼。既不阻攔，也沒把不痛快掛在臉上。當姐姐領著新娘子走到她床邊，改口叫媽的時候，母親不僅高聲答應，還笑瞇瞇地強撐著要坐起來答禮。她把早就壓在枕頭底下的兩百元禮錢，鄭重其事地遞到玉芬的手中，還順勢摟了她一下。
母親的話被應驗，已經是四年以後的事了。
有一天玉芬下班回家，柔聲細氣地提出跟我離婚。她要離婚的理由，居然是和他們單位新來的一個主任“好上了”。我一個人在陽台上抽了兩包煙，還是覺得有點接受不了，便去臥室將她推醒，低聲下氣地請她“再考慮考慮”。玉芬迷迷糊糊地睜開眼，沒頭沒腦地說了句：“還考慮什麼呀？親愛的，我跟他已經那個了呀。”
我沒辦法，只好一個人走到廚房，用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背上紮了個窟窿。
和玉芬鬧離婚的那些日子，母親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她的盡頭。左鄰右舍，包括她以前單位的同事，那些老姐妹，都來勸她趕緊去醫院。母親死活不依，只是靜靜地望著她們笑。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盤算。她知道，這一次住了院，說什麼也回不來了。另外，她也捨不得那點錢。最後，還是舅舅從老家鹽城趕了過來，好說歹說，這才把她送進了醫院。
在她從住院直至去世的十一天中，我偶爾也會到醫院去轉轉，象徵性地待個五六分鐘。玉芬的紅杏出牆，搞得我心緒不佳。這一點，我姐姐崔梨花是知道的。
“可咱媽就要死了呀！”有一天，梨花跺著腳對我強調說。
我心平氣和地對她道：“我也想死呀，你信不信？”
她見我整天都虎著個臉，拿我也沒啥辦法。她每天晚上去醫院陪床，白天還要趕到石景山區的一家污水處理廠上班。那些日子，她眼睛總帶著黑邊兒，把自己弄得像只烏眼雞似的。而我那姐夫，混蛋常保國，已經在親戚朋友中到處敗壞我的名聲了。
我也只好由他去。
我最後一次去醫院看母親，她正處於服藥後的昏睡之中。我不想驚擾她老人家休息，給姐姐遞了個眼色，在床邊站了一會兒，正要悄悄地拔腳離開，母親忽然睜開眼，把我叫住了。
她執意把姐姐打發回家，讓我一個人留下來陪她一晚。
“就一晚。好不好？”她嬉皮笑臉地對我說。
我自然也沒什麼話好講。
不過，我在她床邊熬了一宿，似乎沒有多大必要。她能夠保持清醒的時間，實在是少得可憐。在她醒來的時候，她總是讓我幫她側過身來，以便她的眼睛能一刻不離地看著我。說實話，我被她看得很不自在。母親本來就個子矮小，生了病，身子又瘦了一圈，看上去怪可憐的。偶爾，她會抓過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摩挲一番，臉色十分沉靜，始終都帶著一絲笑意。她積攢了一個晚上的力氣，到了天快亮時，終於跟我說了一大堆話。
我記得母親死去的那家醫院，好像緊挨著部隊的一個兵營。因為天色將曉時，我能清楚地聽到附近營房里傳來的起床號。當然不是《彼爾·金特》。母親說，她知道自己就要走了，也許是今天，也許是明天。現在她不想別的，能多看我一眼是一眼。經她這麼一說，我心裡也是挺難受的。她已經從姐姐的口中，得知了我和玉芬離婚的事。她沒有責怪我當初沒聽她的話，而是淡淡地對我道：“當初我就勸你不要跟她結婚，可是的？你不聽，我也沒多話。遇到那麼一個從畫上走下來的俏丫頭，你心心念念都在她身上，我不是看不出來。我要硬是從中阻攔，你這小身子骨，怕也受不了。我心裡說，也罷，先結了再說吧。不行咱就離，離了找個人再結就是了。俗話說，天無絕人之路。有時候，你眼看著自己熬不過去了，把心一橫，硬著頭皮一頂，也就過去了。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同你說，你也不要不愛聽，這世上，人人都該派有一個老婆，天造地設的，命中註定的。不是玉芬，而是另一個人。她在什麼地方呢？我也不曉得，你倒也不用打著燈籠，滿世界地去找她。緣分不到，找也沒用。緣分到了，她自己就會走到你的面前，跟你生兒育女。不是我迷信，你將來看著好了，一定會是這樣。放寬心，到時候你就知道了。你一見到她，心裡就馬上會想，哦，就是這個人……”
我打斷了母親的話，對她道：“您還別說，我當年見到玉芬時，心裡就是這麼想的呀。”
母親笑了笑，伸出舌頭，舔了舔乾裂的嘴唇，“你這是鬼迷心竅！”
“萬一我以後遇到命中註定的那個女人，沒把她認出來，怎麼辦呢？”我又問。
母親想了想，忽然就流下了兩行濁淚，半天才道：“你這孩子，真是傻呀！要不要到時候，我托個夢給你？”
在屋外沙沙的雨聲中，母親把一張銀行的定期存單，默默地塞到我手裡，讓我的手攥成一個拳頭。她雙手抱著我的拳頭，使勁地捏了捏。她這輩子積攢下來的錢，都在這兒了。她囑咐我，這事千萬不能叫梨花他們知道。
在母親的葬禮上，我一滴眼淚都沒流。我心裡也很苦，可就是哭不出來。我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麼問題。常保國他們在告別廳里大呼小叫，哭聲震天，可我哭不出來。我心裡懷著一個鬼胎，一直在琢磨這樣一個問題：要不要將存單的事告訴梨花。我其實並不十分看重母親留下的那兩萬七千塊錢，而是擔心一旦告訴梨花真相，梨花和保國他們會怎麼想，我有點吃不准。母親生病後，一直是由梨花負責照料的。她在臨終前夕，忽然把梨花支走，將這張存單交到我的手中，姐姐和姐夫會不會在葬禮上當場翻臉？我吃不准。
玉芬跟我離婚後，我就從上地東里搬了出來，暫時藉居在姐姐石景山的一套閒置的公寓房中。房子很新，那是她不久前申請下來的經濟適用房。搬進去不久，我就發現，客廳的北牆裂開了一個大口子。夏天倒是挺涼快的，可到了冬天，我用完了三大卷膠帶，也沒能擋住從裂縫中灌進來的風沙。我和姐姐找到有關部門鬧了一次，人家哈哈一笑，說，地面沉降導致的牆面裂縫，是世界級難題，就把我們給打發走了。不過，也許正因為房子裂了口，漏風，姐姐和常保國才會把家搬到椿樹街的老房子裡。我心裡暗暗地想：你還別說，縱貫客廳牆面的這個大口子，裂得還正是時候。
玉芬後來又上門找過我一次。原來，她後來的那個對象，那個主任，在負責調試一台剛從德國進口的數控機床時，由於操作不當，機器出了故障，把電路上的一個元件燒了。這台機床價格不菲，集團領導若要追究下來，他的那個主任多半就當不成了。多半是因為我在給功放加工機殼時，也曾使用過機床一類的器械，玉芬連夜找到了我，讓我去幫他看看。
我自然一口拒絕。
你知道的，我對發燒音響一類的器材比較在行，若讓我修個家用電腦、空調或電視什麼的，也還算湊手。至於說進口的大型精密數控機床一類的玩意兒，我是見都沒見過啊。玉芬見我拒絕她的理由僅僅是膽怯，就對我說了這麼一番話：“嗨，所謂的進口機床，聽上去神秘兮兮的，其實也不見得比你平常搗鼓的那些個膽機或電腦復雜到哪裡去。再說了，你是天上管機器的星宿下凡，只要它是機器，就都怕你。那玩意，就是欺生。可你一去，情況就不一樣了。也許它一聽到你的腳步聲，自己就嚇得趕緊恢復了原狀，也未可知。”
她這麼一說，我心裡就有些得意。最後，架不住她假意真心的奉承和苦苦哀求，我只得答應跟她去瞧瞧。當然，我也見到了她的那個新任丈夫——那個姓羅的主任。他手裡抱著一大摞德文說明書，一步不離地跟在我身後，狗屁倒灶地說個不停。我心裡一煩，只好請他滾遠點。他竟然一點都沒生氣，只是嘿嘿地笑。
畢竟是第一次接觸這玩意兒，我為了弄清楚這台機器的工作原理，就足足花費了四個多小時。而找出毛病，並加以修復，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鐘。玉芬一定是向那個姓羅的隱瞞了我們之間的關係，因為在稍後招待我吃飯的時候，羅主任還很客氣地問我家住哪裡，孩子多大。他還說，如果我孩子將來要去德國唸書，可以找他。
玉芬兩三天后又專門來到我石景山的家中。母親說得一點不錯，儘管她跟我離了婚，還算是有情有義。她一臉坏笑地問我，這些日子，身邊沒個人，是不是憋坏了？她主動提出來，幫我“瀉瀉火”。對於她的一番好意，我也不便拒絕。我發現她已經懷了孕，心裡的那個憋屈，可就別提了。我們在干那事的時候，玉芬還一個勁兒地誇我，說我在女人身上的那些手段，一點都不亞於修機器。她現在的丈夫，是從慕尼黑回國的海歸，有點中看不中吃。你這裡被他弄得火燒火燎，他那邊早已像得了風癱病似的，龜縮成一個軟不滴答的鼻涕蟲了。他們結婚四個月來，他連一次高潮都沒讓她來過。聽她這麼說，我真不知道自己應當高興呢，還是傷心。
玉芬瞞著丈夫來看我這樣的事，後來還有過一次。但我這樣的人，就是命賤。我和玉芬在一起的時候，那個姓羅的小白臉，一直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悠。我怎麼也擺脫不掉那種隱隱約約的犯罪感。於是，我硬起心腸，對玉芬說：“我們已經離了婚，既然你嫁給了那個姓羅的，就應該本本分分地跟他過日子，往後千萬別來找我了。我受不起。那個姓羅的，看上去斯文有禮，各方面都比我強。至於高潮不高潮的，畢竟不太重要。咱倆一直這麼下去，也不是個事兒。再說，你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總這樣，不好。我這兒，你以後就不必來了。”
在我送她去地鐵站的路上，玉芬的臉色有些異樣。憋了半天，最後摟著我，哭了起來。臨走前說了一句話，卻讓我想了兩個多月。她說，她第一次著了別人的道，其實並不是這個姓羅的，而是一個下三濫的機修工。有一天上夜班，那個機修工把她堵在了廁所裡，弄得她七葷八素的。
從那以後，玉芬再也沒到石景山來。她喜歡的那張《彼爾·金特》組曲，我一次也沒再聽過。去年五一節前後，我到東大橋給一位客戶調試LP唱盤，在三里屯附近的街上看見過她一回。在濃密的樹蔭裡，有一排撐著太陽傘的咖啡座。跟她一起喝酒，並把手搭在她光溜溜的肩膀上的，是個黑人。
我沒敢跟她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