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點，我準時來到了褐石小區的一幢公寓樓前。這個小區就在圓明園的東側，北邊緊挨著五環路的高架橋，因為轟動一時的“周良洛案”，它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裡，變得盡人皆知。不過，我還是第一次到這裡來。我給八號樓的一個客戶做了一台KT88的電子管功放，用來推他剛買的阿卡佩拉書架箱。阿卡佩拉帶喇叭花的Campanile，在北京城並不罕見，開聲時高音單元閃著幽藍的弧光，有點神秘莫測；可新出廠的這款書架箱，我只是在發燒音響雜誌上見過照片。為了製作一台足以與它相匹配的電子管功放，我沒日沒夜地干了兩個星期。但說句實話，能不能推出好聲來，我心裡可是一點都沒把握。 秋已漸深，雨後的天空開始放晴。空氣的能見度很高，彷彿你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觸摸到圓明園探出院牆外的煙樹和百望山的寶塔。如果再下一兩場霜，西山一帶的楓葉大概就要紅了吧。可我的心情，卻不像天氣那麼好。就在五分鐘之前，我接到了姐姐崔梨花打來的一個電話。姐夫昨晚喝了太多的酒，他用大頭皮鞋直接踹她的“要害”。今天早上，姐姐就開始尿血了。她的哭訴令人厭煩，我照例一聲不吭。我倒不是不想安慰她，因為我感覺到她的哭訴後面，藏有另外的隱情。果然，哭到後來，姐姐忽然就對我說出了下面這一段話：“我實在受不了了。你就行行好吧。我也不想這樣。看在姐弟的情分上，你就可憐可憐我吧，算我求你了……”

她在電話中啞啞地向我喊叫，語調中既有哀求，也有憤怒。就好像用大頭皮鞋踹她“要害”的，不是混蛋常保國，而是我似的。 我剛掛了電話，三單元的那扇防盜門就推開了。一個身穿灰色運動衫的女人，從門裡探出半個身子，瞅了瞅我，又瞅了瞅停在門前的那輛泥跡斑斑的金杯車。最後，她的目光落在了那款KT88上，笑了。 “呵，還挺漂亮！”她隨口說道。 你可以把她的這句話理解為一種禮貌的讚嘆，也可以當成一種淡淡的揶揄。她說話的樣子有點像玉芬。臉型和身材也像。我忍不住多看了她兩眼，心裡就有些恍惚，也有點傷感。我費盡心思製作的這台KT88，就擱在門前的水泥台階上，它那銀灰色的機身，在早上清明的陽光下，熠熠發亮。

向我訂購這台膽機的人，是她的丈夫。我是在去年十月底的國際音響展上認識他的，人很矜持，也有點膩歪。我只聽說他是一位教授，具體是研究什麼的，在哪所大學任教，我就說不上來了。他的主意一變再變。先是讓我給他做一台EL34，機身差不多已經做出來了，他又打來電話，讓我將它改成功率更為強大的KT88。 此刻，他正坐在光線黯淡的餐廳裡，與一位朋友喝茶聊天。我抱著那台沉重的KT88，經過他身邊的時候，他並未中止與朋友的談話，只是嚴肅地沖我微微頷首而已。據我跟教授們打交道的經歷，我發現凡是有學問的人，總能輕而易舉地讓你自慚形穢。他的那位朋友呢，看上去也不是一般人。嘴唇上留著濃密的鬍子，看上去有點像恩格斯。 女主人還算熱情，她問我是願意喝茶還是咖啡。我說隨便，她就果然隨便了起來。稍後端來的，竟然是一杯橙汁。我在擺弄機器的時候，她就趴在長沙發的靠背上，一動不動地看著。她的樣子，怎麼看都有點像玉芬。

其實，我的工作很簡單：在機身上安上英國GEC的KT88電子管以及美國RCA的5U4整流管，然後測定一下它的工作電壓，再接上信號線和喇叭線，就算完事了。我注意到，那對阿卡佩拉書架箱離牆近了一些，就問她能不能調整一下音箱的擺位。一般來說，揚聲器離牆太近，導向孔形成的反射和駐波，會讓低頻有些發悶，這是常識。還沒等女主人搭腔，那位教授在餐廳裡忽然扭過頭來，朝我很不友好地喊了一聲：“別亂動！” 女人朝我眨了眨眼睛，吐了下舌頭，笑著說：“就這樣吧。別管它。他從不讓人動他的東西。咱們，放首音樂來聽聽，怎麼樣？” “不急，再等一會兒。電源剛接上，機器還沒有煲開。” “呵，這麼複雜！”仍然是那種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揶揄的口吻。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釋，為了讓膽機發出好聽的聲音，預熱的時間一般不能少於二十分鐘，這是我的原則。她也是一位教師，在附近的體育大學教學生打排球。我簡單地打了個比方，她立刻就理解了“熱身”的重要性。 在等待機器燒熱的這段時間中，我開始一張一張地翻看茶几上的那摞CD唱片。都是些過時的流行音樂。不是梅艷芳，就是張學友，當然還有蔡琴。其中大部分是盜版。我對客戶們的音樂趣味沒有什麼意見。你是喜歡文藝復興、巴洛克，還是浪漫派，抑或是爵士、藍調，甚至是錄音極其誇張的“鬼太鼓”或“打碎玻璃”一類的發燒碟，我一概都無所謂。可是，說實話，花上將近十五萬元，購置一對小小的阿卡佩拉書架箱，用來聽盜版的梅艷芳，多少有點不可思議。同時，我也悲哀地意識到，在過去的兩個星期裡，耗費那麼多的心力來使這款功放盡善盡美，簡直有點自作多情。其實，若要聽這一類的玩意，你只需花上五百元，到海龍電子市場，配一對廉價的電腦音箱就足夠了。

當然，我什麼話都沒說，只是委婉地問她用什麼唱片來試音？女人說，她無所謂。反正他們家全部的“音樂”，都在這茶几上。 教授和他的朋友仍然在客廳裡小聲地閒聊。一般來說，知識分子間的談話，你是很難聽得懂的。你聽不懂也沒啥奇怪的，但他們說話時那種鄭重其事的腔調和口吻，卻不由得你不著迷。那是一種能夠讓任何荒唐的觀點立刻變得入情入理的腔調。比如說，那個長得像恩格斯的人，不知怎麼搞的，忽然就誇獎起慈禧太后來。他說：“幸虧當年，慈禧太后貪污了海軍用來造軍艦的一筆款子，在西山腳下修建了頤和園。要不然，甲午硝煙一起，還不照樣他媽的灰飛煙滅？由此可見，貪污也不見得是一件壞事。你不得不佩服慈禧她老人家的遠見。經她這一折騰，且不說為我們留下了一處世界文化遺產，單單是門票收入，一年下來是多少錢？我就住在頤和園的西南角，只要不下雨，我每天下午都騎自行車去園子裡轉轉，從南如意門進去，從北宮門出來。二十年下來，嗨，四季美景，怎麼都看不厭……”

一聽他說起慈禧，我的精神突然為之一振。我的曾祖父曾進宮給慈禧唱過戲，還得到過她老人家賞賜的兩匹綢緞。聽他這麼公開為慈禧翻案，我心裡著實挺受用——再說，我也很迷那個園子，尤其是玉帶橋附近的山水風光。只是近些年來，門票一漲再漲，屈指一算，我差不多已經有七八年沒進去過了。關於慈禧，我祖父常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聽上去要比“恩格斯”客觀得多。他說，慈禧的精明過人，自然是不消說的，但這個人，卻沒有大的識見，也就是說，小地方精明，大地方昏聵，不過一庸常婦人罷了。她沒能把握住朝代更替之際的歷史機遇，在選擇保大清，還是保國家這件事上，她悲劇性地選擇了前者，被人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一點都不冤枉。 聽罷“恩格斯”的一番高論，對面的那位教授頻頻點頭。可教授接下來的一番話，聽起來卻多少有點離譜。他表示很認同對方的看法。甚至，他認為連抗日戰爭也完全沒有必要打。如果在開戰之初就立刻繳械投降的話，少死幾千萬人不說，中國和日本聯起手來抗衡歐美，世界格局也許會發生重大變化。而且，他一直認為，和李鴻章、袁世凱一樣，汪精衛這個人，也是位不可多得的民族英雄，應該重新評價，予以徹底平反。他還引用了一段珍珠港事變爆發時汪精衛所寫的日記。

他很喜歡用“不是嗎”這樣一個反問句，來強化自己的觀點。好像一旦用了這個反問句，他那聳人聽聞的陳詞濫調，就會立刻變成真理似的。 雖說我不能算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雖說我一直不知道該如何去反駁教授的觀點，雖說我對知識分子一向尊敬，但聽了他剛才的那番論調，我心裡立刻就升起了一股無名火來，怎麼說呢？他的話讓我感到屈辱，就好像別人挖了你家祖墳似的，我很想過去與他爭辯一番。而且，更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他在大肆吹噓日本的“神道教”如何了得的時候，把“神祗”的“祗”竟然說成了“抵”。我雖然只念過一年電大，我的絕大部分文學知識，都來自於徐中玉先生主編的那本《大學語文》，也還知道那個字不讀“抵”，而應讀作“奇”的。

我拚命地克制住自己的衝動，從茶几上那堆垃圾中挑出了一盤《紅色娘子軍》，準備試音。可教授夫人忽然又問我，能不能換一張。她最喜歡劉德華。她告訴我，在二〇〇四年的工體演唱會上，她差一點就有機會跟劉德華握上手了。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便固執己見。但你可以想像，當“給我一杯忘情水”這樣輕佻的哼唱，從珍貴的阿卡佩拉揚聲器中發出來的時候，到底是怎樣的情形。 我渾身上下立刻起了一層雞皮疙瘩，心情也壞到了極點。 當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說劉德華就不能聽。可如今的情況是，人不分老幼男女，地不分南北東西，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聽劉德華。我就是把腦子想穿了，也搞不懂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個世界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