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哪裡開始說起呢。
1949年，我應該從1949年講起。
1949年對中國大陸來說，是翻天覆地的一年，1949年對我個人來說，也是人生重大轉折的一年。我從一個女學生，變成為一個女軍人，我離開了繁華的都市走向西藏高原，我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了一起。
而且就是從這一年開始，我和你們的父親像兩條小河，開始朝一個方向流淌了。雖然直到兩年後我們才交匯，但命運的相連是從那時開始的。我們先後出發，最終會合在了進軍西藏的漫漫途中。
如今一晃50年過去了。歲月的流失除了讓人感嘆，還能有什麼呢。
如今我老了，真的老了。
人的衰老最初是在無意中出現的。當你有意識地去照鏡子時，你不會覺得自己老，那是因為你的心態和麵容都有準備，它們努力振作起來讓你面對。你覺得自己還過得去。可是有一天，當你無意中在某個能照見人影的地方看到自己時，你會看到一個老得已不像你自己的人，那是因為你毫無防備。
歲月總是在毫無防備時流走。
可是對我來說，無論防備還是不防備，都老了。而且我還知道，我的心比我的面容更加蒼老。那是因為，我的心比我的面容經歷得更多更多。
但你們的父親沒有老，他永遠不會老。所有經歷的一切對他來說，都只是經歷，他不會把它們變成嘆息或者是憂傷。他不會在心上畫下一道道皺紋。他的皺紋僅僅在面容上。我知道他的心仍然年輕，他的心永遠不老。
還是讓我從頭說起。
50年前的我，在重慶一所女子中學讀高二，是個年輕、單純、熱情，同時還有些理想主義色彩的女學生。這樣的形像你們也許見過，就像《青春之歌》裡的林道靜。只是我比她更開朗，我喜歡說話，更喜歡唱歌。我的嗓音很好。在你們幾個孩子中，只有木蘭繼承了我的嗓音。但遺憾的是，她從小就不喜歡唱歌。
她的憂鬱的天性和內向的性格，使她遠離了音樂。我一直為此感到遺憾。
那時我們小鎮上有個基督教堂，我曾跟著母親去那兒參加過唱詩班。我不太明白那些歌的意思，但我覺得它們非常好聽。我的母親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她喜歡我去唱詩班。
更多的時候我是一個人坐在院子裡唱。尤其是夏天乘涼的時候，常常一唱就是一晚上。重慶的夏天是非常炎熱的，我一唱起歌來就什麼熱也感覺不到了。少女時代，唱歌是我最開心的事。
但我並不是個無憂無慮的孩子。我的家境不好，母親是個小學老師，只有一份微薄的收入。父親原先也是個老師，在我很小的時候病故了。對於他們，你們一無所知，他們沒能活到看見你們的時候。我也很少向你們說起。尤其是我的父親，連我自己也記不清什麼了。
家中的清貧和孤弱，使我比較早就懂事了。我知道自己能進入女子中學讀書，全靠母親的省吃儉用和操勞。我對母親有一份深深的感激和歉疚。有時在學校裡正和同學興高采烈的時候，收到母親的信，我就會難過起來。雖然母親從不在信上向我訴苦，她只是問我生活好不好，學習好不好。我的母親，你們從未見過的外婆，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也是個非常有忍耐力的女性。
進中學後，我唱歌的天賦日漸展示出來，我是學校女子合唱團的主要成員。音樂老師說我的音質不錯，也很有樂感，動員我中學畢業後報考音樂學院。我當然願意。一個人能夠選擇自己喜歡的事作為職業，是一種幸福。有一年暑假，我去參加重慶市中學生匯演，我作為我們學校的領唱，被重慶一家歌劇院的藝術總監看中了。他帶我去見了大名鼎鼎的歌唱家俞伯華。俞伯華聽過我的試唱後吃驚地說，你跟著誰在練唱？我說我沒有正式跟人學過聲樂，我只是喜歡唱。俞伯華對藝術總監說，天哪，你得抓住她，這孩子簡直就是繆斯的安琪兒，你只要稍加培養她就能摘取音樂聖壇上的王冠。藝術總監聽了，問我願不願意去他們那裡做歌唱演員？如果願意馬上就可以去。他們可以為我提供豐厚的包銀，如果我能和他們長期簽約的話，他們還可以送我去意大利學習聲樂。我非常高興，一口就答應了。
沒想到母親堅決不同意，母親希望我上大學，將來做個醫生或者教師，而不是演員。她認為惟有做那樣的工作，人的靈魂才會更加聖潔。我只能順從母親，但我悄悄地告訴那個藝術總監，高中畢業後我如果沒考上大學，就去他們那兒唱歌。我之所以想去歌劇院工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早些工作，掙錢養活母親，再也不讓母親教書了。母親有嚴重的青光眼。
也就是說，如果我不參軍，也許就會成為一個歌唱家，成為一個一輩子生活在舞台上的女人，在音樂和掌聲鮮花中度過一生，成為繆斯豎琴下忠誠而又幸福的僕人。
但生活沒有“如果”。
1949年，全國的大部分地區都已經解放，解放軍打過長江，緊接著進軍大西南，向我們所在的城市重慶逼近。這些消息，我都是從學校裡聽來的。那時我已和一些同學加入了由學校地下黨組織的進步學生活動。在那個組織裡，我讀到了大量的課本以外的文學書籍，像高爾基的小說，屠格涅夫的散文，易卜生的戲劇，魯迅的雜文，還有茅盾的，巴金的、、，等等。受這些書籍的影響，我不但愛上了文學，還漸漸明白，一個人不能只為自己過好日子活著，要為更多的人過好日子奮鬥。
這些話，不知你們聽起來是否陌生？我就是從那個時候起，開始嚮往一個平等的自由的博愛的新中國。我願意為建立這樣一個美麗的祖國付出自己一生的努力。
我們關注著局勢。
我們期待著解放軍的到來。
我說過，1949年不僅僅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年，也是你們的父親一生中重要的一年，或者乾脆說，是天翻地覆的一年。這一年他率領部隊連續打了幾個漂亮的戰役，從營長直接升任團長，很快又升任師參謀長。這一年他還像支利劍，從華北飛射到中原，又從中原飛射到大西南，橫貫中華。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年他像一顆種子飛落在了西南這塊土地上，從此紮下根來，長成了一棵大樹。他甚至再也沒有回過山東老家。
這一年你們的父親28歲。
你們的父親18歲入伍，是個大個子，年輕時身高一米八。他跟我說，他剛當兵時連長就很喜歡他，常拍著他的肩膀說，好小伙，天生一個當兵的料。的確，我認識他時他30歲，仍然精神抖擻，絲毫不見老。可以想見18歲的他是怎樣的英武了。有句老話說，山東出好漢。我挺相信這句話。這裡面除了有梁山好漢留下的英名起作用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山東人首先在個子上像個好漢，幾乎個個都魁梧高大，不會給人卑微畏縮的感覺。
你們的父親從參軍那天起，就天天在戰火中生活，真正是硝煙瀰漫、金戈鐵馬，從抗日戰爭一直打到解放戰爭，從班長一直打到師參謀長。用他們的話說，直打得渾身是膽，帥氣逼人。他們師從上到下都知道，他們的參謀長是個喜歡打仗、也特別會打仗的傢伙。而且為了打仗，你們的父親把自己從老家帶出來的姓名都改了。也許你們知道，他原先是姓歐陽的，名字叫德成。德成這名字，還是你們爺爺找算命先生給取的。但你們父親嫌它們又囉嗦又沒有戰鬥力，就自作主張改成了現在的名字——歐戰軍。用他的話說，簡化姓，強化名。
不過老了以後，他又把孫子的姓重新改了回來，叫歐陽峰。也許人老了，特別懷念家鄉和父母，就特別看重與那塊土地上相關的一切吧。
那一年，我是說1949年，你們的父親一仗接一仗地打，從華北打到中原。 11月初，第二野戰軍開始進軍大西南。儘管局勢複雜多變，戰鬥頻繁緊張，但從整個中國來看，解放軍已勝券在握了。
11月下旬，解放軍逼近重慶，我們一天天地聽見槍砲聲越來越近了。
那些日子，我和許多同學天天守在學校裡，參加地下黨領導的護校工作，防止國民黨撤退時進行破壞活動。重慶的冬天總是陰沉沉霧濛濛的，可那些日子，我們卻覺得很亮堂。我們心裡有盼頭。記得11月29日的那天晚上，槍砲聲響了整整一夜。我和一些同學圍著一盆炭火在教室裡忐忑不安地等待著，我們知道解放軍馬上就要進城了，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激動。
凌晨時，槍聲漸漸稀落了，幾個膽大的學生從街上跑回來，興奮地叫喊著，解放軍進城了，重慶解放了。
我們聽見這樣的喊聲，心跳得比槍砲聲還響還重。校園裡一片沸騰，我和我的兩個好朋友，吳菲和劉毓蓉，立即跑回寢室，拿上臉盆之類能敲響的東西奔上街頭。街上已經擠滿了人，和過節一樣熱鬧。我們融進了市民們慶祝解放的遊行隊伍裡。那天老天爺也很給面子，從來都是陰雨的天空，居然出了太陽。整個市區都是一派熱烈的景象，鑼鼓聲鞭炮聲響徹大街小巷，路也不通了。市民們都自發地加入了遊行隊伍。
一支由婦女組成的大紅大綠的秧歌隊扭過來了，吳菲情不自禁地加入到了其中，一邊扭一邊喊我，快來呀！我就拉著劉毓蓉跑了進去。我們三個人學著人家的樣子扭著，領隊的那個婦女看見了，跑過來給了我們一人一根紅綢，我們就係在腰上學著她們的樣子甩起來，你看我我看你，樂不可支。吳菲那張娃娃般的圓臉紅撲撲的，小翹鼻子上已滲出了汗珠，她一邊扭一邊對我說，我好開心呀！你呢？我用力地點點頭，再看看平時沉默寡言的劉毓蓉，也興奮得臉色通紅，那雙細細彎彎的秀眼亮晶晶的，月牙一般。
我們是真的開心，發自內心地迎接解放軍的到來。我想得很簡單，解放了，我們就能建設一個人人都能過上好日子，人人都能平等自由的新社會了。
正鬧騰著，人群中不知有誰大喊了一聲：解放軍！解放軍過來了。
人們立即自動地閃到了路兩邊，我也拼命地踮起腳來向路中間望。我很想親眼看看這支被老百姓傳得很神奇的隊伍到底是什麼樣子。
先過來的是歌聲，《解放軍進行曲》，那是你們父親最喜歡的歌了。
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他們就是唱著這支節奏感很強的歌出現在我面前的。那真是一支威武雄壯的隊伍，儘管他們穿著非常樸素，布衣布衫，布鞋布帽。樸素得出乎我意料。但一個個卻精神抖擻，眼裡滿是喜悅和自信，那是打了勝仗的部隊才會有的動人風采，是勝利者才會有的動人風采。
聽，風在呼嘯軍號響/聽，革命歌聲多麼嘹亮/同志們整齊步伐奔向解放的戰場/同志們整齊步伐奔向祖國的邊疆/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向著最後的勝利/向著全國的解放……
他們肩上扛著槍砲，腳下踏著節拍，甩動著胳膊大聲唱著。不知是因為歌的原因，還是因為別的什麼，反正我站在那裡看著，一種天然的親切感在心裡升起。好像他們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兄弟。以前我一看見當兵的，總是馬上躲開，躲得遠遠的，生怕惹上什麼麻煩。現在卻覺得只想靠近一些，好像他們身上有什麼吸引我的力量。路兩旁的群眾大概和我的心情一樣，自發地鼓起掌來，我們也跟著拍巴掌。吳菲還一邊拍一邊跟我說，解放軍好可愛！比隔壁中學的男生可愛。
我不好意思這樣說，但我心裡也有這樣的感覺。我目送著他們，心裡有一種莫名的親切。
我不知道我和這支隊伍，從此系下了不解之緣。後來你們的父親告訴我，他當時就走在那支隊伍裡。看見那麼多人歡迎他們，而且還有那麼多年輕的女性，他有些不好意思，只好目視前方，大步流星地往前走。
如果這一次也算，那應該是我第一次見到你們的父親吧。
突然，我的眼睛一亮，我在那支長長的隊伍裡看見了女兵。
我激動得一把去抓身邊的劉毓蓉，沒想到她也看見了，一把抓住我，我們兩個人的手使勁地握在一起。我連忙去拽身旁的吳菲，我說吳菲，快看！女兵。
吳菲的眼睛還在盯著男兵，見我拉她，不情願地轉過頭來。但一轉過來，她和我們一樣怔住了。儘管那些女兵也是布衣布衫，布鞋布帽，並且頭髮被帽子壓著。但她們相形之下瘦小的身材和秀氣的臉龐，還是讓人們一眼就看出，她們是女性。女兵的出現讓街道上安靜了片刻，接著就有人喊起來：女兵，女兵。
我們三個人沒有喊，我們為她們的出現而失語。
女兵們微笑著，繼續前進。顯然她們已經習慣被人注視和被人呼喊了。她們只是不為人察覺地將已經很直的腰板又直了直。有個少女跑上前去，把一束花塞給了打頭的那個女兵，那個女兵竟然羞紅了臉，又把花送回給了路邊的一個小姑娘。
雲在那一瞬間散開了，冬日的陽光溫暖地照在女兵們的臉龐上，我甚至清晰地看見了她們那年輕的面龐上有一層絨絨的汗毛。有風吹過，將她們的頭髮向後掠去，露出了光潔的前額。額下是一雙雙有著幾分羞澀同時又有著幾分堅毅的眼睛。
她們看上去就和我們差不多的年齡，可她們已經是軍人了。她們邁著自信的步伐走在男人的隊伍裡，驕傲無比。她們和我們簡直就在兩個世界裡。是因為軍裝，還是因為戰爭的經歷？她們的身上散發出一種我所不熟悉的、卻讓我非常心動的氣息。我目不轉睛地一直看著她們，直到她們完全消失為止。我轉過頭來，看了吳菲一眼，吳菲也看了我一眼，我們的臉漲得紅紅的，心在劇烈地跳動。我們都從對方的眼裡看到了無比艷羨的神情。
女兵們也唱起歌來：
這是《三八婦女節歌》。我成為一名女兵後，也很快就學會了它，你們沒聽過嗎？是啊是啊，現在這些歌，再也沒人唱了。女兵們唱著這些歌，儘管她們的發聲沒經過訓練，她們的嗓音也不那麼悠揚，但她們唱得非常投入，發自內心，這使得歌聲充滿了活力。我多想和她們一起唱啊。我甚至覺得，像她們那樣唱歌，才算是真的唱歌呢。她們該是這個世界上最自豪的歌唱家了。
以後的日子，我的腦海裡總是出現那些女兵的樣子。我太羨慕她們了。我真想自己也能成為一名女兵，成為世界上最自豪的歌唱家中的一員。我願意為此付出一切。可我又覺得這個想法近似於夢想。那些女兵好像天生就是女兵，不可能是我們這些嬌弱的女學生所能擔當的。我還是忍不住對吳菲說，要是我也能參軍，當一個女兵就好了。吳菲神往地點點頭。劉毓蓉沒有說話。
我讀中學時有三個好朋友，除了吳菲和劉毓蓉，還有一個叫姚蘭芝的。姚蘭芝的父親是南充一個大絲綢商，家裡很有錢。她是家裡最小的女兒，父親特別寵她。重慶解放前夕，學校一停課，她父親就派人把她接回家去了，生怕她出什麼事。而我們四個人中年齡最大也最懂事的是劉毓蓉。那時她19歲，已經有未婚夫了。未婚夫是個銀行職員，說好了等她中學一畢業他們就結婚。平時她少言寡語的，也沒我們那麼多夢想。
吳菲嘆口氣說，我們恐怕也只能是夢想了。
重慶解放後，我們回學校繼續上課。姚蘭芝聽說學校復課了，也從家裡趕了回來。我們人雖然坐在教室裡，心裡卻總是慌慌的，有些靜不下來。好像外面總有人在召喚我們，總有一股力量在拽拉我們。也許一個新世界的出現，無論它將怎樣發展，在它誕生之初，都會有一股朝氣蓬勃的力量，對人產生強大的吸引力。我們渴望投入到這樣的新天地去。
這天我正在寢室裡看書，吳菲一陣風似的刮進來，大呼小叫地喊我的名字。她本來就嗓門大，我正看得入神，被她的叫聲嚇了一激靈。
我沒好氣地說，假小子，你說話能不能斯文點兒。
吳菲說，斯文？斯文你就別當兵了。
我一下從床上跳下來，說，當兵？你說什麼。
吳菲顧不上和我多說，拉上我就往學校的佈告欄那兒跑。只見佈告欄裡貼著一張大紅紙，上面寫著通知，解放軍代表來我校招收軍政大學學員。
我把那個通知看了一遍又一遍，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解放軍也要我們女學生？真的要從我們女學生里招收女兵？而且是上大學，軍政大學！吳菲說，當然是真的。招兵的解放軍已經到校了，馬上就要召開全校師生大會。
果然，在第二天的全校大會上，校長向我們宣布說，解放軍到我們學校來招收軍政大學學員，希望同學們踴躍報名參加。校長稱他們為軍代表。她說，現在就請軍代表講話。
軍代表的講話非常富有鼓動性，說得會場群情激昂。幾乎所有的同學都坐不住了，我的心更是跳得山響。我想自己真是太有運氣了，想當兵就真的有人來招兵了，而且還是軍政大學。這樣一來，自己不也就可以成為一名女軍人了嗎？自己不也就可以成為一名甩著胳膊昂首挺胸在行進中大聲唱歌的歌唱家了嗎？我為那樣的念頭激動著，心情無法平靜。軍代表還說了些什麼我都沒在意，我只聽清了一句：一旦考上軍政大學馬上就發軍裝。
我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吳菲也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許多同學都毫不猶豫地報了名。連姚蘭芝也報了名。
只有劉毓蓉在猶豫，她怕她未婚夫反對。未婚夫總是催她結婚。我們三個就去磨她纏她，非要她報名。我說乾嗎那麼早結婚，先上大學有什麼不好？吳菲說，我們四姐妹你可是大姐，你就忍心不管我們？姚蘭芝說，就是嘛，要走一起走嘛。劉毓蓉終於被我們說動了，也去報了名。她說她先考考看，說不定還考不上呢。
我的音樂老師聽說我報名參軍後，似乎有些惋惜。她把我拉到一邊，說你不考音樂學院了？不當歌唱家了？我用軍代表的話回答她說，部隊是一所大學校，有著廣闊的天地，所有的聰明才幹在那裡都能發揮出作用。我不是說大話，我是真的這麼認為。而且我還想到部隊後肯定有很多機會唱歌的。你沒看見那些女兵，個個都會唱歌嗎？軍代表說了，部隊尤其歡迎有藝術特長的同學。音樂老師聽我這麼說，嘆口氣，不再說什麼了。
第二天就考試。考試內容簡單得出乎我的意料，什麼數理化外語一律不考，只考一篇作文。作文的題目是：《今天和明天》。
今天和明天？這還不簡單嗎？今天我是一個女學生，明天我將成為一名女軍人。
我一提筆就寫下了這樣的話。寫的時候我握筆的手微微有些發抖，彷彿明天那些激動人心的日子已經在眼前展開，充滿激情的話一句一句迫不及待地湧上筆端，真的叫下筆如流水，只恨自己的手寫得不夠快。我對自己的選擇沒有絲毫的懷疑。我彷彿看見了一個自己所嚮往的光明的新的祖國已經誕生。
“今天我把青春交給了祖國，明天我將為祖國貢獻一生。”那時候真容易激動啊，青春的熱血，加上天翻地覆的景象，讓我無法平靜。有時我看見你們，對比年輕時候的我自己，總覺得差異很大。我很少看見你們激動。是你們更善於掩飾自己？還是你們比我更成熟？抑或是你們看不到新的希望。
那次考試寫的作文，可能是我這輩子寫得最好的文章了。可惜的是沒能留下來。
許多應該留下的東西都沒有留下來。
其實那一天，我不用文思泉湧妙筆生花也能考上。後來我才知道，軍代表讓大家寫那篇文章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看作文水平，而是為了看看大家的態度。凡是有革命熱情的，凡是擁護解放軍的，都會受到解放軍的歡迎。
頭天考試，第二天就公榜了，幾乎所有參考的學生都在榜上。我，吳菲，劉毓蓉，姚蘭芝……許許多多的同學，都一一出現在上面。儘管如此，我一看見自己的名字，還是激動得一陣心跳。我看見我的名字在紅榜上咧嘴笑著。吳菲的名字緊挨在我旁邊，手舞足蹈。我一回頭，就看見了吳菲通紅的臉，還有姚蘭芝驚喜的臉，還有劉毓蓉興奮中又有些不安的臉。
我們四個人一句話也沒說，擊掌相慶，心裡塞滿了幸福的感覺。真的是幸福，你得到的，正是你所盼望的。而且，我覺得還超出了我所盼望的，那就是我們四個好朋友仍可以在一起。
不過我們顧不上慶祝，馬上收拾東西，準備分頭回家告別。
姚蘭芝說她不能回家，她一回家肯定就別想再出來了。她父親決不會讓她當兵的。她說她留在學校等我們。劉毓蓉的最大障礙不是父母，而是未婚夫。但她的決心似乎比報名之前大了，她說我一定要和你們一起走，我要上軍政大學。他要是堅決反對，我就跟他分手。我們都支持她。吳菲則開玩笑說，別那麼悲觀，沒準兒你一穿上軍裝，他更愛你了呢。
我心裡惦記的是母親。我不知道母親會怎麼想。但我打定主意，一定要說服母親。
其實報名的時候我就想到了母親。但我想得很簡單，我聽軍代表說，等我們從軍政大學畢業，就是解放軍的干部了。我想那樣的話，我不就可以照顧母親了嗎？既能上大學，又能當女兵，將來還可以有一份工作。這麼好的事情，母親肯定會支持我的。
你們的父親正像歌裡唱的：向著最後的勝利，向著全國的解放。重慶解放後，他們很快又打響了成都戰役。成都戰役告捷後，大規模的解放戰爭在中國大陸上算是告一段落了。或者說，燃燒了幾十年戰火的中國大地，終於安寧下來了。
你們父親那橫貫中國大地的匆匆步履，也終於停在了川西平原上。
當時他們得到的消息是，十八軍將駐防四川，不再走了。
但你們的父親卻為沒仗打而感到了寂寞。 10多年來，他已經習慣了槍砲聲的震動，習慣了馬不停蹄地奔波，對突如其來的一個又一個安寧的日子很不適應。
沒事的時候，你們的父親就趴在地圖上仔細地研究琢磨，好像生怕還有什麼地方被遺漏了沒有解放。他一邊看，一邊用紅筆將自己征戰過的地方一一畫出，這才發現自己的足跡竟然踩過了大半個中國。當時他就下了個決心，後半輩子要跑遍全中國。當然，他沒料到自己的後半輩子主要呆在了西藏，那個地方讓他一踩踩了30年。
你們的父親這輩子最大的愛好，就是看地圖。最初是因為打仗需要，後來是因為喜歡到處跑。他對地圖、尤其是中國地圖的熟悉程度，我相信就連地理老師也不一定能趕上，所以直到老了，他的房間裡還掛著那麼大一張地圖。那是他最鍾愛的西藏地圖。他熟悉上面的每一寸土地，熱愛上面的每一寸土地。
當時他從中國地圖上清楚地看到還有三個地方尚未解放。台灣，海南島，西藏。他想，解放台灣和海南島，肯定輪不著他們二野。只有西藏屬於他們考慮的範疇。但他也知道，解放西藏可沒那麼簡單，除了有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嚴峻的氣候外，還有極為複雜的政治形勢。
1949年7月，還在解放戰爭進行得十分激烈之時，西藏地方當局預感到了國民黨政府已來日無多，便公開驅逐代表中央政府常駐西藏的國民黨官員，想藉此機會脫離中央政府。
這就是西藏歷史上著名的“驅漢事件”。事件發生後，即將佔領全國的中國共產黨對此很快做出了反應，發表了《決不允許外國侵略者吞併中國領土——西藏》的社論，明確表示：“西藏是中國的領土，決不允許任何外國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國人民一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決不允許任何外國分割。”此態一表，解放軍進軍西藏，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1949年12月，毛澤東主席在訪蘇途中給西南局的三位書記，也就是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寫了一封信。大意是，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對我們非常有利，要不失時機地解放西藏、打擊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野心，促使西藏向內轉化，所以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越早越有利，否則夜長夢多。
西南局及西南軍區領導收到此信後，立即電報中央和毛澤東，堅決執行解放西藏的任務，同時決定，將這一艱鉅而又光榮的任務，交給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第十八軍。以十八軍為主，籌劃進軍和經營西藏的任務。同時，建議第一野戰軍由新疆、青海方向出兵配合，以形成向心入藏的有利形勢。
這些背景，你們的父親當時並不知道。當時他們已接到前往川南某小城駐防的命令，正準備出發。
但他還是有一種預感，解放西藏的事不會拖延太久，並且和自己有關。他趴在地圖上，用紅筆把拉薩那個地方重重地畫了一圈。
後來你們的父親對我說，當他在地圖上畫上那個圈時，心裡忽然湧起一股熱浪，好像自己的一股血脈隨著筆尖湧到了地圖上。我聽了心裡默默地想，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多麼的相像啊，彷彿與那塊神奇的土地前世有緣。
不過，當你們的父親在地圖上畫下那個紅圈時，我與西藏，無論是在心理上還是地理上，都還相距很遠很遠。
軍政大學張出紅榜後，我連夜回家向母親告別。
從重慶到我們老家那個小鎮，有幾十里的路。我坐不起長途車，就用身上僅有的一元錢租了一匹小馬，連夜趕回了家。
我坐在馬上興奮不已——那時我完全不會騎馬，靠別人牽著。牽馬的是個大爺。我忍不住對老大爺說，我要當解放軍了！大爺說，你這麼一點兒年紀，解放軍也要？我那時長得非常瘦小，身高不到一米五，又是一張娃娃臉。看上去像個小姑娘。我說我都17歲了，翻了年就18歲了。大爺就說，好啊，當解放軍好啊，光榮。
到家已是夜裡。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困和乏。一進門，看見母親正坐在微弱的燈光下批改作業。我興奮地說，媽，我考上軍政大學了，我參加革命了。我想我終於有值得母親高興的事情了。我多麼希望看到母親眼裡能流露出喜悅的光芒啊。
但是沒有。母親停下手中的筆，憂傷地望著我。她說，你能不能不去。
我知道身為基督徒的母親，對“革命”這樣的字眼兒有著本能的拒絕。但我怎麼能不去。
我盡可能順著母親的心思說，媽，革命不是壞事，是為了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推翻，建立一個合理的、平等的、博愛的新社會，是為了讓所有的人都過上好日子。
母親不再說反對的話，她只是輕輕地嘆了口氣。也許她早就知道會有這一天，她用那種我非常熟悉的憂傷望著我說，這麼說，你要永遠離開媽媽，再也不回來了嗎。
我被母親問住了。這個問題我真沒想過。我答非所問地說，我要走了。吳菲也和我一起去。母親知道吳菲，知道我們倆是最要好的朋友。我說我們要去上大學了。上大學不好嗎。
軍政大學，一畢業就是女軍官。到那時候我就可以養活你了，你不要再去教書了，你的眼睛已經不行了。
母親說，你什麼時候走？我說馬上就走，我是回來和你告別的。
母親就站起身說，那我幫你收拾收拾吧。我攔住母親說，不用，到了部隊，什麼都會發的。母親還是站了起來，在屋子裡走來走去，好像想找點什麼給我。可家裡實在是太清貧了，除了最簡單的生活用具，什麼也沒有。
母親打開惟一的一個箱子，拿出一塊新布說，本來這塊新布我是想等你工作以後給你做件旗袍的，既然你要走，現在就做吧。
原先我一直想要件旗袍的，我還沒穿過旗袍呢。可現在我沒心思了，我連連擺手說，媽你留著吧，別給我做了。哪有女兵穿旗袍的？我們都穿軍裝，扎腰帶。等我穿上軍裝，就照一張相寄給你。
母親沒有說話，把桌上的作業本收了，將那塊新布攤開。那是一塊簇新的陰丹藍布。母親的手是非常巧的，針線活兒一流。
母親做著做著，就流淚了。那深潭一樣的泉水終於流了出來。憑著做母親的敏感和直覺，她知道她永遠失去這個女兒了。但我並不這樣認為。雖然我也不知道將來是什麼樣子。但我決不會悲觀。一輩子長著呢，我想我以後會有機會孝敬媽媽的。
我愛我的母親。可惜她沒能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任何照片。就我的記憶來說，母親是個美麗的女人，在這一點上，我遠遠不如母親。你們幾個孩子，最像我母親的是木鑫。母親留在我記憶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雙憂傷的眼睛。從我記事起母親總是用那樣的眼神望我，以至我以為所有的母親都是這樣的。直至有一天，我在一個同學家裡看見她的母親嘎嘎大笑，並且用力地拍我的臉蛋，還聲音響亮地說我比她家孩子文氣，我才知道做母親的是可以這樣說話這樣大笑的。但我的母親永遠不會，她的眼裡好像蓄著一汪很深的泉水，總有不盡的憂傷從裡面流出來。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病故了。不知為何母親一直沒有再嫁，也許是因為做了教徒？母親找了一份小學老師的工作，以維持生計。十幾年來，我們母女一直相依為命。可我卻那樣絕情地離開了她，我幾乎沒有想過我走了之後母親靠什麼活下去，她在這個世界上是那樣的孤單。但我還是走了。我太年輕，因為年輕而自私，一門心思只想照自己的願望去做。還有，我絲毫沒想到從今以後我再也不可能陪伴母親了。我以為我去去就回，最多不過幾年的事。
我渴望走出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
我坐在母親身邊安慰她說，媽你別難過，等我從軍政大學畢業了，就回來看你。
母親看著我說，出門在外，你可要照顧好自己。
我點點頭。
母親又說，與人相處，要謙讓，要寬容。
我又點點頭。
後來母親說了些什麼，我就不知道了。騎了幾個小時的馬，太疲倦了，我就那麼趴在桌子上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我發現自己已經睡在床上了。桌上放著做好的旗袍，旗袍裡包著一本《聖經》。母親一直要我讀它，可我讀不進去。看來母親是要我帶上它。母親不在房間。
我想她一定是出去買早點去了。我最喜歡吃我們那個鎮上的米糕了，特別是剛蒸出來的時候，又香又軟。我每次回家，母親都要買上幾個。那米糕也便宜，2分錢一塊。
我坐在那兒想了想，決定趁著母親還沒回來之前趕緊走掉，免得母親告別時又傷心落淚。
我一看見母親落淚心裡就疼。我卻沒想到，即使我不看見，母親也是要落淚的，而且會更傷心的。那時我還體會不到母親的心情，我只會從自己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從作業本上撕了張紙寫了一行字：媽，我走了，我會回來看你的。但寫完後，我又把紙揉了，塞進了衣服口袋。我想這些話都是說過的。母親知道。
有些話，我是說我們心裡珍藏著的那些表達感情的話，是應該對自己的親人說出來的。我們以為我們是親人，那些話就不必說，我們以為親人是知道的。但不是那樣，有些話不說出來，親人永遠不會知道。而等你明白過來時，已經晚了，你再沒有那樣的機會了。
猶豫了一下，我還是把母親趕做出來的那件藍旗袍，還有那本黑色羊皮封面的《聖經》放進了行李中。我想不帶走會讓母親傷心的。我站在屋子中間四下看了看，心裡有一剎那的難過。但我甩了甩頭，趕走了這剎那的難過，毅然打開了門。臨出門前我的最後一個念頭，就是很想吃幾個母親買的米糕，為此我還咽了一下口水。
街道上靜悄悄的，晨霧瀰漫。
我一頭扎進霧裡，心情卻十分晴朗。
後來我給母親寫信。
第一封信是剛入伍時寫的。我說等我從軍政大學畢業了，就回去看你；第二封信是在離開眉山時寫的，我說我參加了進軍西藏的部隊，等解放了西藏就回來看你；第三封信是在昌都寫的，我說現在上級號召我們要長期建藏，保衛邊疆，暫時不回來了。
我就這樣一封信一封信地遠離了母親。
我曾經因為不懂事而深深地傷害了母親，這種傷害一直無法彌補無法償還，結果是你們替我的母親償還了。你們以你們的方式，讓我在幾十年後，終於嚐到了被孩子們拋棄的滋味兒。這種拋棄不是以離別的方式出現的，而是以不理解不接受的方式。你們拒絕理解，而拒絕就是拋棄。
但我不怨你們，這樣的結局在一開始就是寫好了的，我明白。
那個冬天，我是說1949年的12月，我真的穿上了軍裝，成為軍政大學的一名學員。
我們4個好朋友幸運地分在了一個班。劉毓蓉已經說通了未婚夫，未婚夫答應等她讀完軍政大學再結婚。姚蘭芝還瞞著家人。吳菲雖然告訴了父母，但父母很不情願。她的父親是重慶一個百貨公司的業主，家庭條件相當好。父母親捨不得讓她跑到軍隊上去吃苦。但吳菲已經鐵了心，無論父母和兄長們怎麼勸阻也不聽。後來她索性使性子說，如果父母再阻攔她參軍，她就和家庭決裂，讓他們這輩子再也沒有她這個女兒。
父母終於妥協了。那天她的父親親自把她送到學校來，千叮嚀萬囑咐的，說一旦過不下去了就趕緊回家。吳菲見同學們都看著，覺得很丟人，一個勁兒攆她父親走。她父親無可奈何，終於走了，滿眼都是擔憂。我想要是他知道他女兒日後還會去西藏，肯定會用三把大鎖把她鎖在家裡的，任什麼也不會讓她去的。她父親走出去之後又很快倒了回來，把我拉到門外，悄悄地塞給我一疊錢，說請我以後多多關照他的女兒。我的臉一下紅了，推開他的手很生氣地說，我和吳菲是好朋友，我們會互相幫助的，你不用這樣收買我。
我真是那樣說的，我覺得他那樣做簡直是對我的侮辱。
一直到很久以後，當我們走到藏區，身上沒有一分錢買衛生紙時，我才把這事告訴吳菲。
我開玩笑說，早知如此，還不如把你爸的錢收下來呢。吳菲說，別說你，就是我也沒要他的錢啊。這下可好，成了身無分文的窮光蛋了。我們一邊說一邊樂，並不為自己沒錢買衛生紙而難過。
進入軍政大學沒多久，我們最初那種當兵的興奮和喜悅，就被嚴格的學習和訓練取代了。
每天早上一吹哨就起床，出操，打掃衛生，然後是訓練，在操場上一遍遍地來回走著。當時正值冬天，天氣陰冷，站在那兒手腳凍得發僵。那些派來訓練我們的解放軍一個個都嚴肅得像鐵人，從來不笑，也從來不心軟，不到時間一分鐘也不會提前結束訓練的。
每天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女兵們一個個累得直叫媽。我還好，從小爬山，經累。吳菲就慘了，平時路都少走。她一躺上床就叫喚說，不行了，我不愛解放軍了，他們太嚴厲了，太沒人情味兒了。我說好啊，那你也別愛自己了，你自己就是解放軍呢。吳菲大笑，說，呀，我怎麼就忘了，我自己也是解放軍呢。那不行，那我還得愛。
是的，儘管穿上了軍裝，我們還不像個軍人。嚴格地說，我們只是些穿著軍裝的女學生。
但我們單純、熱情，願意改變自己。我們努力讓自己變得像個軍人。
軍政大學真如校名所示，就是學習政治和軍事。
我們的課程有時事政治，有社會發展史，還有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書。至於軍事課，主要是掌握最基本的軍事知識以及隊列要領，不會讓我們操槍弄炮。幾個月下來，我們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我們走路時，已不再像做學生時那樣喜歡挽著手臂搖搖晃晃，而是甩起手來邁著大步。我們見到領導時，不再扭扭捏捏地往邊上躲，而是大大方方地上前行個軍禮。我們一天天地把那些刻板的形式轉變為內在氣質，軍人氣質。
當然，我最喜歡的還是唱歌，特別喜歡大合唱。部隊的大合唱跟教堂裡的唱詩班有著天壤之別，一個是靜得不能再靜了，一個是熱烈的不能再熱烈了。我很喜歡那樣的大合唱，喜歡那種節奏強烈的、山呼海嘯的、分不出彼此的感覺，喜歡自己的聲音淹沒在其中，又衝撞出來，揚上雲端。每當全校師生集合在操場上，校長揮動著胳膊指揮我們唱歌時，我聽見的都不是自己的聲音，而是自己的心跳。我們激情萬狀地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唱《團結就是力量》，唱《抗日軍政大學校歌》：
這是一首多麼好聽的歌啊！時至今日，一唱起它仍會讓我激動，仍會讓我的血液沸騰。
我知道，你們說我的性格有些硬，不像別的母親那麼溫柔和藹。我想，也許那是因為我從年輕時，就努力想磨掉自己身上的那些女人氣吧。真的，那時候我認為一個女兵是不該像女人的，而應該像個男人，或者說像個男兵。我後來真的像個男兵了，常常有人叫我“小伙子”，我不但不難過，反而很自豪。
請你們原諒並理解你們的母親。
一年後，當我們整隊集合、喊著口令步入會場時，我們已經和初進校時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們甩著手臂，踏著節奏明確的步子，與整支隊伍融為一體。特別是當我們唱起歌時，更顯得英姿颯爽。我想，我終於成為自己羨慕的女兵中的一員了。我為自己感到自豪。
但我不知道，作為一名女兵，僅有自豪是遠遠不夠的。
1950年初，當我開始在軍政大學學習時，你們父親所在的部隊接到上級指示，前往川南一小城駐防。
如果說你們的父親對駐紮下來、不再打仗、進入和平生活沒有一點兒嚮往的話，那也是不真實的。因為這時的他已經老大不小了。加上他在團裡時的老搭檔王政委，也就是你們知道的王伯伯已經結了婚，常常在他面前誇耀自己的媳婦，臉上浮現出幸福滿足的笑容，讓他羨慕。
王政委的愛人，就是我後來的隊長，叫蘇玉英。王政委原先在師宣傳科工作，蘇玉英在師文工隊，兩人就認識了。打過長江後他們結了婚。等到了四川，他們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
這讓你們的父親非常羨慕。
接到駐防命令時你們的父親想，也好，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大家都非常疲憊了，能夠在天府之國里駐紮下來，好好休整一下也是好事。打了十多年仗，根本顧不上成家的事。現在總算可以考慮一下了。他甚至具體想到了找一個四川姑娘做媳婦。他也不知聽誰說的，四川姑娘個個聰明能幹，又能吃苦。他很羨慕王政委，他覺得他們這一對是最理想的，既是夫妻，又是革命戰友。他想自己要是也能找個隊伍上的女同志就好了。但他又覺得這很不現實，當時部隊上的女同志少之又少。所以他看著王政委臉上放光的樣子，總是又高興又羨慕地擂他一拳說，要當爹了，還不快請我喝酒。
王政委那時候的確很興奮，革命勝利了，妻子也快要勝利了。大事小事都順心如意。他走起路來都哼著歌兒。自己心里高興，當然也就願意關心別人，他對你們的父親說，喝酒算什麼，我的參謀長，這回到了四川，駐紮下來，我一定幫你好好挑個媳婦。參謀長媳婦的好壞，可是關係到咱們師士氣的大事。
你們的父親說，行了吧，只要你的革命後代順利生下來，咱們師的士氣就不會有問題。
至於我嘛，無所謂。
王政委說，真無所謂嗎。
你們的父親嘴硬，說，無所謂就無所謂，只要有兵帶。說句擺老資格的話，他們個個都是我的孩子，就算一輩子沒老婆，我也不虧。
結婚以後你們的父親跟我說過老實話，他說天天打仗的時候，從來沒想過結婚的事，一旦停下來，這個念頭就強烈起來。畢竟是二三十歲的血氣方剛的小伙子，看見女人走過，也會想像將來自己的媳婦該是個什麼樣子。說一輩子不要老婆，那是假話。
如果不是後來接到了進軍西藏的任務，他很有可能馬上在當地找個姑娘結婚。
如果那樣，當然就不會有我們的結合了。
那時候，我們都還對自己的命運毫無感覺。
就在你們的父親率領著他的部隊興高采烈地向川南開拔，以一天幾十公里的速度行進時，一個巨大的歷史事件正在向他們抵近。
1950年元旦後，毛澤東從莫斯科給劉伯承、鄧小平發來電報，同意西南局和二野領導對解放西藏的部署，即同意由十八軍主要擔任解放並經營西藏的任務。於是，解放西藏的問題被正式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當你們的父親率領他們部隊剛剛到達宿營地準備休息時，突然接到了上級指示：全師停止前進。兩日後北上返回樂山集結，準備領受新的任務。
命令一下達，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到一頭霧水。
但你們的父親卻莫名地興奮。他是個職業軍人，職業的敏感讓他預感到這個新任務非同一般。他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分析元旦社論，研究地圖，徹夜難眠。元旦社論上明確地說，1950年的主要任務，第一條就是“解放台灣、海南島、西藏，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
你們的父親琢磨著，解放台灣和海南島，肯定是三野和四野的事，解放西藏恐怕就是非他們二野莫屬了。
果然幾天之後，劉伯承和鄧小平就在西南局所在地重慶曾家岩，接見了十八軍軍長、政委，以及師以上領導主官，正式向他們下達了解放西藏的任務。
十八軍是由豫皖蘇軍區獨立旅與冀魯豫軍區一縱二旅等部隊共同組建的，之所以把這個任務交給十八軍，是因為這支部隊不僅英勇善戰，同時還具有獨立作戰的光榮傳統，富有開闢和經營新區的能力。領受了這一任務的十八軍將領們自是很自豪，但同時，他們也感到肩上的擔子很重。西藏地廣人稀，交通閉塞，地處高海拔地區，空氣稀薄，氣候惡劣，不適宜作物生長，更不適宜作戰行動。一旦行動起來，首先補給就是一大困難。恐怕是前方派赴易，後方補給難；軍事收拾易，政治解決難。
但無論難易，這一仗是打定了。
根據劉鄧首長的指示精神，二野領導明確表示，動員全野戰軍盡一切可能的力量，從裝備、運輸等各方面支持十八軍，並不惜一切地搶修公路，以保證運輸。
很快，軍、師長們回到了部隊，傳達了上級指示。這一下，部隊像開了鍋似的沸騰起來。
這種沸騰並不都是鬥志高昂的表現，還是有不少人轉不過彎來。他們覺得十八軍打了十多年的仗，東伐西討，南征北戰，早已疲憊不堪，渾身傷痛了，好不容易可以在四川喘口氣休整一下了，沒想到又要投入戰鬥，而且是從未有過的艱苦戰鬥。
你們的父親是不需要轉彎的。他向來不喜歡婆婆媽媽，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更何況這是一件關係到整個中國統一事業的大事。在軍裡召開的會議上，軍長在那張大地圖上把西藏畫了一個大圈，他說，你們看，西藏12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差不多是我們整個中國的八分之一了，我們怎麼能讓帝國主義把它佔了呢。
下面有個乾部嘀咕說，聽說西藏是個不毛之地，很荒涼，又不能種莊稼，幹嗎非得花那麼大的勁兒去佔領它呢。
軍政委說，你把它看成不毛之地，帝國主義可從來不嫌棄它，這一百多年來他們一直在打西藏的主意，總是想方設法地往那兒鑽。西藏是我們中國的領土，西藏人民是我們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難道我們對自己國土的熱愛反倒不如帝國主義？難道我們就眼看著帝國主義把西藏割裂出去而不管？再說，如果西藏真的被割裂出去，我們的西南邊防退到金沙江邊，恐怕我們在四川也坐不安穩吧。
這一番話把大家說得心服口服。尤其是你們的父親，忍不住大聲叫好。他站起來表態說，我堅決服從野戰軍的決定。西藏從來都是我們中國的，過去國民黨都沒把它丟了，更不能在我們手中丟失。我們不但要解放它，還要守住它，讓它永遠不離開我們中國的版圖。
這才對得起祖先，對得起後代。你們的父親立即請纓，要求調到先遣支隊任職。
軍長笑道，你放心，吃苦的事少不了你。
果然，在軍裡擬定出的進軍方案中，你們的父親被任命為先遣支隊負責人。而先遣支隊則由王政委的團擔任。這樣，他和王政委又成了搭擋。你們的父親高興得滿臉笑開了花，終於有仗可打了！而且是在世界屋脊上打！恐怕世界上沒有哪支軍隊在這麼高海拔的地區作過戰。你們的父親跟王政委說，咱們當兵的，就是騎馬扛槍打天下！現在終於打到世界屋脊上去了，這輩子真沒有白活。
他的命運從此和西藏交織在了一起。
而此時的我，也開始向西藏抵近。
夏天來臨時，我們從軍政大學學習結業了。
一個驚人的消息在重慶悶熱的上空傳播著。那消息說，十八軍來了幾個乾部，要從我們這批女兵裡挑選100個女兵，充實到進軍西藏的大軍中。
一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興奮得怦怦直跳。現在想想真怪，我為什麼一聽到這個消息就會興奮呢？我怎麼會在對西藏毫無所知的情況下對它產生嚮往呢？我真的不明白。
實事求是地說，我當時並不是因為西藏而興奮。
我更不知道你們的父親那時已經先遣到了甘孜，正在那裡建立進軍根據地。
一切都是未知的。
我興奮，是因為一個簡單的原因。
我在十八軍同志帶來的大地圖上，第一次看到了西藏，感覺那是很大一片土地。但當時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我只是想：既然那是我們國家的領土，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分；既然它還沒有解放，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就去解放它！整個中國大陸都解放了，如果還要解放誰，就只有西藏了。我是多麼渴望能親自參加一次解放受苦大眾的戰鬥啊。
不光是我，所有的同學都很激動，大家覺得革命前輩總算是留了一塊土地給我們，讓我們親手來解放它。
全體女同學都爭先恐後地報了名，沒有人產生一絲的畏懼，也沒有人有一絲的懷疑。那時我們的腦海裡幾乎就沒有畏懼、懷疑、憂慮這樣的詞。我們有的只是熱情、勇敢、信仰、希望。我們像一團生面，被這些美好的詞彙發酵起來，熱氣騰騰地擠滿了校長的辦公室。
我們4個好朋友仍是一起報了名。經過軍政大學近一年的學習和訓練，我們都變得比過去堅強，比過去有主見了。劉毓蓉也不再是原來那個凡事都必須經未婚夫點頭的劉毓蓉了，她非常乾脆地對未婚夫說，要么你也報名參軍，我們一起去西藏；要么你就耐心等著我，等我解放了西藏再回來結婚。
她的未婚夫猶豫再三，選擇了後者。他害怕去西藏。他和我們不一樣。他跟劉毓蓉說了一個附加條件：如果兩年後她還不回來，他就不再等她了。劉毓蓉想也沒想就爽快地說，行啊，就兩年。
那時候我們認為，解放戰爭也只打了三年，解放一個西藏還用得著兩年。
女學生只招100個，不能個個都去。作為軍政大學的畢業生，我們在政治思想上應該沒什麼問題。於是身體健康成了招收的主要條件。招生的同志說，西藏非常苦，進軍西藏更為艱苦，因此身體必須好。身體好是首要條件。
他們為身體定了一個硬槓槓：體重必須超過90斤。
這是一個多麼簡單又多麼不容易達到的條件啊。如果是現在，一個十七八歲的孩子體重90斤肯定不在話下，或者說，只會是超重的比達不到的多。可那時候卻不是這樣。尤其是我。我們四個人裡我最瘦，個子又小。 18歲了卻沒有80斤重。所以一聽到90斤這個標準，我就傻眼了。我一直自認為身體很好，什麼病也沒有，就是瘦點兒。如果僅僅因為少幾斤體重就被刷下來，那不太虧了嗎。
那天我急得像一頭急於拱出籠子的小野獸，四處亂撞。吳菲她們見我急成那樣，也急起來。她們三個的體重都沒問題。但如果我去不成，她們怎麼忍心撇下我一個人呢。
後來還是吳菲想出一個辦法。她說體檢的時候，吳菲和劉毓蓉站在我前面擋住醫生，讓姚蘭芝站在我後面。等我稱體重時，姚蘭芝就悄悄踩一隻腳到磅秤上，這樣肯定能增加重量。
我們四個人中她最胖。至於能增加多少，她心裡也沒底，只好聽天由命了。姚蘭芝看我那可憐巴巴的樣子，當即同意了。她再三對我說，到時候她一定會用力踩的，讓我非超過100斤不可。
真的輪到我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很厲害，兩腿酥軟，人就像要飄起來似的。長那麼大，我還從沒幹過這種作假的事。我的臉也不由自主地紅了。不光是我，劉毓蓉的臉也紅了。為了理想，我努力叫自己沉住氣，不要慌亂。
醫生終於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往磅秤上一站，吳菲往前靠，有意擋住他的視線。姚蘭芝迅速踏上一隻腳，用力一壓。醫生只管看秤上的度量尺，絲毫沒察覺我們的計謀。
46公斤——他報出了數字。
夠格了！我趕緊跳下來，生怕有人發現。姚蘭芝緊跟著上了磅秤，說瞧你輕的，看我的。
保證有100斤。我們都聽出了那句話的潛台詞。我們都笑起來，暗暗得意。
但還是被人發現了。
就在我轉頭的時候，一張笑吟吟的臉正對著我。是一個也穿著白大褂的年輕人。他乾淨利落，個子瘦而高，像一棵白楊樹。當然，那時我完全不認識他。穿白大褂的年輕人顯然是看出了問題，想告訴那個負責稱體重的醫生。
我的臉漲得通紅，情急之中我竟然對他說，我會唱歌，別看我體重輕，我唱歌聲音很大的。不信你問她們，再不信我馬上就給你唱。
吳菲和姚蘭芝只是點頭，一句求情的話也說不出來。我們都怯生生地緊張地看著他。
他看看我，終於一句話也沒說，走開了。很久以後他告訴我，當時我們的目光都可憐極了，令他不忍心揭穿我們的“騙局”。就這樣，我終於站到了合格的隊伍裡。等我想答謝一下那個年輕人時，連他的人影都找不見了。我也就在一轉眼忘掉了他。
我沒想到，我們後來還會相見。如果不再見面，我可能永遠只會在講到這件事時想起他，並且感到好笑。他只是我腦子裡那一幕中的一個人物。而不是像現在，他成了我記憶中的傷痛，不，是生命中的傷痛。
1950年夏天，我們100個體檢合格的軍政大學分校的女生，一起坐大卡車往川西走。我們的軍部在川西平原。
我們絲毫也沒對將要去的西藏產生恐懼。真的。儘管那時候，已經有許多關於西藏的可怕說法在流傳，說西藏那個地方如何天寒地凍，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一下雪就有成群的牛羊凍死在雪地上，人不能出門，鼻子一摸就沒了，耳朵一摸就掉了，等等。還有別的更為玄乎的說法，比如氧氣稀薄，寸草不生，鳥兒不飛，外面的人到了那兒，說倒下就倒下。倒下就別再想站起來了。以後，當我真的踏上西藏的土地並在其中生活了多年後，我知道那些說法的確是誇張的。
但我也同時知道，西藏的確是非凡的。
當時我們一路唱著歌，都是些很有力量很有激情的歌。我們才不害怕呢。
畢竟有人害怕。
走到半路上，我們的卡車忽然停住了，前面傳來吵吵嚷嚷的聲音。後來有同學說，不知是誰的家長得到了消息，趕來攔住了我們的汽車。
吳菲的臉色一下子變了，因為當初參軍他父母就不肯，現在要進西藏，那還得了？吳菲說糟了，肯定是我爸來了！怎麼辦。
她的聲音裡帶著哭腔，緊緊拽著我的胳膊：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我說你別怕，我們幫你。我和幾個同學叫她躲在車上蹲著，我們圍著她站著。我當時已經想好了，為了我的好朋友，我要撒謊。如果吳菲的父親問我吳菲在哪兒，我就說她已經回家去了。我的心因為這個預謀好的謊言而慌張得亂跳，腿也軟起來。
我心慌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怕自己的母親出現。其實準確地說，我是又希望母親出現，又怕母親出現。希望母親出現，是想再見她一面。因為離開學校前，我沒有回家跟她告別，我只是給她寫了封信，說我分配到十八軍了。我沒敢說我報名去西藏了。一直到進入藏區後，我才寫信告訴她我進藏了，但我仍是說，一年後就回家看她。
我不是有意騙她的。
後來我終於看清了，攔車的家長中沒有吳菲的父母，也沒有我的母親。但卻有姚蘭芝的父親，還有另一個女兵的父母，他們正拉著自己的女兒哭著，堅決不准她們到西藏去。一時間許多路人都圍了過來。
從那些家長的神情看，他們就像是來拯救女兒性命的，好像他們的女兒正面臨著萬丈深淵，面臨苦海的岸邊，如果他們不把女兒一把抓住，他們的女兒馬上就沒命了。他們的這種恐懼和不顧一切的態度，令他們的女兒又尷尬又無奈。
我看見姚蘭芝傻站在那兒，就跳下車去幫她。我拉著姚蘭芝的手，想說服她父母讓她留下。但她的父親兇巴巴地推開我說，不要你管，你自己要去送命，別拉著我女兒。
我只好鬆開了手。
接兵的同志見此情形，態度很溫和地對兩個家長說，對於參加革命隊伍的人，我們從來都是本著自願的原則，如果你們不自願，就請回去吧。
無奈，姚蘭芝和另一個女兵流著淚和我們告別，跟父母回去了。
我坐上車，看著她依依不捨地走了，心裡真為她們感到遺憾，由衷的遺憾。
幾十年後，姚蘭芝找到了我。一別20多年，她找到我時我已離開了西藏。我幾乎認不出她了，她也幾乎認不出我了。我們各自說著離別後的情況，有許多地方我們是一樣的，比如都結婚了，都有孩子了，都老了。但有許多地方又是不一樣的。比如當我講述往事時，常常情緒激動，她的情緒始終是淡漠的。惟有說起孩子時，她的臉上才露出笑容，她對孩子的親暱讓我羨慕。再比如我們的孩子因了我們的命運，也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狀態。最好笑的是，當我們老了，得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病。
很難說誰是誰非，誰好誰壞。我只能說我對我的選擇不悔。
因了這樣一個選擇，我常常在回憶往事時感到心底的疼痛。
這樣的疼痛使我無法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