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北國有佳人
“小北京”這個名號也就只能在南邊叫叫，真碰上翹著舌頭該“兒”才“兒”的北平人，恐怕一听就知道人是從關外來的。
淑英母親商大娘聽說年前被日本軍隊拉夫去做翻譯的淑英她爹有可能逃亡在上海，仗著手裡還有些金子，母女又都是天足，就決定不坐以待斃，帶著十歲的獨生女離開已淪為俄國老毛子和日本小鬼子戰場的家鄉，懷抱一線希望奔向當時的遠東第一大城。那時還叫北平的北京，娘兒倆就在朝南奔的路上經過了一下，人生地不熟，連車站都沒敢出。其實母女對上海也陌生，手裡只有一個商大娘娘家堡子掰起手指也數不清楚的親戚的聯絡辦法，要不是父母公婆相繼去世，家鄉又不安全，商大娘也不會冒萬險拖著女兒千里尋夫。幸而實際上只是小同鄉的“上海親戚”見了面，人不親土親，商大娘叫起大哥、大嫂，淑英在上海就有了也不知是她們二房東還是三房東的舅舅和舅媽。
淑英到上海的時候年紀小，還沒復學，弄堂裡走走站站，公廁前洗洗涮涮，就學會說幾句本地話了，後來更是講得聽不出一點外地腔，可到她十六歲正式下海的時候，舞廳里大班還是給她起了個“小北京”的花名。在本地人眼裡，腿長胸豐體態健美的北方大妞就是跟南國佳麗風情不同，兼之本地人對國內其他省市的觀念一貫“出了上海都是鄉下”，只有前朝天子腳下的北京還不敢太小看，所以上海灘舞廳裡的北妞可能都叫“小北京”，淑英怕還不是當時頂出名的那個，而且認真追究，淑英該叫“小瀋陽”比較正確。
淑英發育早，才十四歲就出落得亭亭玉立，而且精通國、滬“雙語”，又還記得幾句已經人間蒸發的她爹在閨女小時候親課的簡單日語。小學畢業後輾轉託中人介紹，淑英考進新張的私人俱樂部做衣帽間小妹，算是母女到上海後的第一件喜事，起碼為尋親無著，漸漸坐吃山空的娘兒倆救了眼下之急。後來雖然窮家小戶接著上的人生戲碼是“孝女有病母，無奈墮風塵”的老一套，淑英畢竟已經在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裡先“見習”了兩年，趁著“公司”易主對外開放，舞廳擴大招聘的機會，從小妹轉當舞女竟有點感覺像見習生轉正，並不覺是被逼入風塵，有什麼身心痛苦掙扎。那時對相依為命兩母女最重要的事，是商大娘自認絕症，一年四季都咳不能止的毛病，有錢看醫生了。
“俺對不起俺閨女啊！怎麼俺就不是肺癆呢？日後找到你爹了，俺可怎麼跟他交代？！”商大娘經西醫確診自己的病是“過敏”以後就常常自怨自艾，“不像俺就認得幾個大字，你爹可是留學日本的呀！要不是俺身子骨不爭氣，你怎麼會去那種地方上班？他一定是要供閨女讀書的啊，可你看現在這樣——”商大娘想起是自己拖累了女兒就哭。
淑英，現在“公司”裡的人都叫她的小名“英子”或者花名“小北京”，早習慣了家中有商大娘在耳旁嘮叨的背景音效，並沒去細聽母親泣訴的內容，只管微蹙黛眉專心盤算家庭收支。她把必要的家用放一落，節餘用舊手絹縫成的布包仔細收好。 “轉正”才兩年，養家、救母的心願都做到了，她人生的下一個目標是搬家。醫生說商大娘的過敏症跟居住環境有關係，如果住的地方不那麼潮濕，病情自然就會改善，現在開的藥只止咳不管好。
“這裡住著挺好，搬啥家！”商大娘捨不得離開情比親親的義兄嫂，更捨不得花錢，“錢都是你貪黑賺的辛苦錢，存起來趕快把賬還了就別在那兒乾了是正經。”
淑英是個聰明孩子，這屋裡一票老鄉都在上海住多少年了，本地話還不會說，淑英卻已經學會了上海人過日子的精明：“在上海到哪兒去借錢人會藉你？就公司樂意，還不催討，不催就先欠著。聽客人說小日本都打到北平了，錢越來越不好使，咱只要有就換金子，把咱先前換出去的贖點回來。”淑英說，“家得搬，還得趕緊的！再住在這兒是人都要生病，咱省下看醫生的錢頂房——”她語音未落，眼捷手快地脫了腳上的鞋，對準一隻可能是被天氣“蒸”得從牆洞裡探出頭來透氣的老鼠扔過去。
也只有世稱水鄉的長江南邊用“蒸”這個字形容天氣。這年的天氣跟混亂的世道一樣讓人冒汗，剛出黃梅季就開始“蒸”，秋老虎還未發威，弄堂裡的暑氣感覺已達高峰。趕走皇帝二十六年了，南京政府卻一直步履蹣跚，前朝被列強殖民的各國租界收不回不說，多數是自己國民的公共租界一樣管不著。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裡就屬於那管不到的地兒，一切竟像荒地上竄起來的野草一樣亂七八糟卻生機蓬勃，連氣味都比別的地方濃烈。下午的弄堂彷彿熱灶上一個盛滿了臭豆腐的大蒸籠，各種怪味兒騰騰地跟著上個雨天存留的濕氣一塊兒從地下和牆縫裡往外冒。
說是弄堂，一個像門臉一樣的穿堂進去卻又是幾條橫七豎八的狹窄巷弄組成的一整片民居，櫛比鱗次都是二樓低得像閣樓似的二層木造矮樓；屋頂上一行行重疊落著江南常見的黑色薄瓦，木質外牆卻漆成一種近於不新鮮豬肝的赭紅，戶戶都從樓上窗子裡橫出幾根晾衣的竹竿，既實用也確保了自家的領空權。這樣的房子在本地住房等級約莫介於石庫門和棚屋之間，屋主多半是做小生意的本地人，也分租出去給從全國各個地方流浪到上海冒險或逃難的外地人。
都在等太陽偏西，時間一到，這裡就會像進行一場儀式一樣的，家家戶戶把躺椅或板凳搬出去屋外納涼。淑英這天顧著和母親算家用賬出門晚了點，遠處巷口有零星幾個老人被屋裡熱氣逼得提早坐出來“談山海經”。脂粉未施的淑英穿著淡青色竹布旗袍經過跟前時，客氣地對街坊頷首為禮，老人們冷漠地看著她，安靜下來等她走過。一個老人在她身後重啐一口，用不輕不重、剛好能讓她依稀聽得見的聲音說：“賣咯！”
冤枉呀！淑英在燈紅酒綠的舞廳裡上了兩年班，賣的只有一截纖腰，最多加雙玉手，符合寬鬆意義上的“賣藝不賣身”。這里街坊都不具備做火山孝子的資格，臆想中舞女這個新興職業既靠取悅男人賺鈔票當然就是他們所認知的“婊子”。他們不知道，對一心想把家人從這條弄堂裡帶走的淑英而言，家和“公司”，卻一個是白天的煉獄，一個是黑夜裡的天堂。
華燈初上，住在西區的華洋貴人已經三三兩兩乘著私家小汽車來到富麗堂皇，當時就有冷熱氣設備的“大飯店”，開始享受本埠舉世聞名的夜生活。所有依附這些富豪為生，提供服務和娛樂的男男女女也隨之忙碌起來。
淑英的身材高挑，面貌端正，穿件竹布旗袍走在街上看起來確是一個清秀佳人。可是有些女人天生不宜上妝，淑英穿金戴銀再塗脂抹粉以後，和其他千嬌百媚的同事們排排一站，姿色立即掉了一半，從清秀的鄰家女孩變成相貌平平的舞小姐，這讓原先看好她的潛質，把她從小妹網羅旗下“升任”舞女的丁大班都大失所望。而且那年頭不流行高個兒，舞女高過舞客那算怎麼回事？又因為年紀還輕，交際手腕也有待精進，所以淑英的捧場客不多，生意一般，跳了兩年，還是個晚飯時間就要“進場候教”的湯糰舞女。不過她更早的時候在茶舞時間當班，得閒就厚著臉皮求教前輩，沒客人請也勤跳兩個舞女自己跳的“廣告舞”磨煉舞技，又認識不少專挑茶舞時間光顧的逃課學生或是花不起錢的薪水階級，都是大家年紀差不多又真正好玩愛跳舞的小青年。淑英還沒學會勢利，待人親切真誠，臉色更不隨舞客的小費起變化，就跟年輕的舞客一起跳著成長，還真有幾個和她交成了朋友。
那個時候舞女的社會地位很微妙，雖然街坊會在背後指指點點吐口水，非富即貴或者讀了洋書的舞客反而多半做出紳士對淑女的派頭，不到“做足花頭”成為恩客，除了跳舞必須攬腰牽手，藉機揩油吃豆腐的都很少。沒有電視、網絡傳播，娛樂事業項目不如現代多元化，市井小民基本把從事娛樂行業的女性職業歸入下九流。可是舞女錶面上是不賣身的，而且在那個無論男女、多數中國平頭百姓都是文盲的年代，舞女的識字率卻高達百分之百，而且懂禮節、能應酬、會打扮，還有少數很有文化或才藝，有會作詩、會唱歌的，也有會唱戲的，可能比當今電視上那些不會唱歌跳舞或任何表演，單靠言行出格引人注意的“藝人”素質還高一點；至不濟像淑英，經過兩年苦練，她的舞技放在今天也輕易可以在地方性的國標舞賽里拿個名次了。
“伊就是吾講過的商小姐。”淑英的小白領熟客老說要介紹自己任職公司的“太子”來捧場，終於請到了。熟客豎起拇指保證：“勿要看伊年紀輕，舞跳得邪氣好！”
“太子爺”叫黃智成，穿著夏天的淺色西服，足下黑白相間的皮鞋鋥亮，油頭粉面，高高的個子，一張年輕面孔活像小報漫畫上的“小開”。後來熟了知道果然也就比淑英隻大三歲，家族做著一切和運輸沾了邊的生意，不過沒他什麼事。父母親現在外國開展船運業務，小開自己在上海由堂叔培訓並監管，“白相”之外就等接年富力壯剛過四十的父親“老開”的班。
樂隊奏響音樂，智成微笑著向淑英伸出手，輕輕牽著她旋入舞池，翩翩起舞。從來高人一頭的淑英忽然第一次感覺自己也可以小鳥依人，一曲接一曲讓智成帶得飄入雲端。兩個人高手相逢，舞得十分合拍而盡興，最後一曲狐步更是跳得滿場飛，在熙攘的舞池中如入無人之境，兩人四足亦步亦趨地迴旋擺盪竟然如同獨舞一般，不禁彼此都對對方刮目相看起來。
“黃先生，儂舞跳得真個好！”一曲既終，淑英輕輕拍手，由衷地低聲讚美。
“還可以，勿要儂'拖死豬'。”智成幽默地用舞女罵菜鳥舞客的話回應，一面把捲成一團的舞資和豐厚小費塞到淑英手中，表示要告辭了。握手再會的時候，他順勢稍微湊近，悄聲對有時會自慚人高馬大伴舞不易的淑英說：“儂跳起舞來才是身輕如燕呀！明朝會？”
從此，喜歡跳舞又有錢有閒的智成就不找別人坐檯了，幾乎天天只找淑英切磋舞技。一般紅牌舞女忙於轉台應酬其實舞跳得未必好，跳得好的又往往年紀較大，身高也不像淑英這樣和他相襯。可以舞得如此珠聯璧合的伴侶哪裡找去，兩人很快就惺惺相惜起來，居然一天不見就能牽腸掛肚，卻不能確定那就是初戀的滋味。
租界里紅男綠女夜夜陶醉在舞曲的旋律中，可是外面的局勢卻越來越壞：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八月四日北平淪陷，八月十三日淞滬會戰開打。國境內烽煙四起，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可是歐戰還沒爆發，日本也還沒跟英美撕破臉，越來越多的人湧入上海租界避難，竟讓形同孤島的租界變態地越發繁榮，房屋租賃市場供需失衡，片瓦難求，人心像等待末日降臨前般絕望，醉生夢死的娛樂場所成了熱門去處，舞廳馬場到處人頭攢動。北客一多，找“小北京”坐檯的客人有增無減，國難當頭，淑英卻漸漸走紅起來。
固定替淑英捧場的客人裡有位說一口京片子的張先生，年紀也輕，比淑英大不上十歲，自己沒有頭銜，名片上瀟灑地印著三個字：張汶祺。朋友之間開玩笑似的稱呼他“二少爺”，聽說以前是滿清的官宦人家，父親後來在溥儀那裡做官。張二少的上海話不太靈，對語言相通的淑英一直不錯，還常常糾正淑英的鄉音，說她對不起自己的花名“小北京”。
“不是'散'十根，是三十根！”張二少又笑話淑英的四聲不正，“我說你就這麼想搬家？三十根條子都捨得？”他們跳慢四步，邊踩拍子邊聊天。
“有什麼捨不得？問題是沒有！”人賺錢收入再豐厚也趕不上房市。淑英嘆氣道：“房子漲得太兇了。幾十根金條才能頂下來一間，以後的租金倒是小錢了。”她自我安慰道，“我就這麼一說，靜安寺路的電梯公寓，可想都不敢想。”淑英早先已經看中，想分租的石庫門房子也都坐地起價，她雖因生意變好而收入大幅增加，反而感覺搬家的夢想越來越難實現了。
“那房倒挺不錯，離這兒也不遠——”張二少隨著藍調的節拍腳下一轉，原來輕扶在淑英腰間的右臂就勢一攬，口裡還在說，“去看看？”淑英整個人已經被他緊抱入懷，一般高的二人臉孔也貼到了一起。 “看了喜歡，也許一個子兒也不要你拿呢？”他像講情話那樣在她耳邊低聲地道，“那你還敢不敢想？”
燈光總是在奏慢曲子的時候配合情調轉暗了的，舞池裡除了相擁的人影什麼也看不清，可是淑英的臉羞紅了還發燙，心也怦怦地跳著。貼得這麼緊，張二少一定感覺到了她的體溫上升、心跳加速；男人的手臂加了點勁，異性的氣息吹拂到她鬢髮上，胡碴輕刺她的面頰，明明低沉溫和卻讓她感覺咄咄逼人的男聲在耳語：“嗯？說呀！敢不敢？想不想？”
張二少和他幾個朋友算是常來捧場的熟客了，可是以前並沒表示要做淑英裙下之臣，可能是黃小開出現產生競爭心理激發了追求之意。一擲千金的豪客淑英不是沒有見過，可在這之前都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傳聞。舞女和恩客之間的恩怨與糾葛，作為一個從小妹幹起的俱樂部“資深員工”，淑英聽的故事可多了。她下班以後趕緊找她正式拜過乾爹的丁大班商量這件大事：“乾爹，儂看格個事體吾要哪能呢？”
“阿女，好事呀，儂也大了，可以夾朋友了。”丁大班感覺到有女初長成的喜悅，很高興地道，“讓吾來跟伊講，勿會讓儂吃虧嘎。”雖然舞女、恩客主要講個情投意合，跟堂子裡“清倌人”一定要點大蠟燭辦場家家酒似的喜宴敲竹槓不同，可畢竟是淑英的“第一次”，就有很多細節，包括開始在一起的儀式甚至將來分手的條件，都要事先談妥。這就一定要有人中介喬事。丁大班自覺當仁不讓，立即拍了胸脯。不過乾女兒的心思要先“搞搞清爽”：“阿女，張先生勿是刮皮格人，吾看伊對儂也勿錯，儂哪能想呢？”
“勿錯是勿錯，脾氣也蠻好嘎。”淑英舉手扶腮，手心溫暖了被男子緊緊依偎過的面龐，胸膛裡有點躁動不安的是少女懷春的心。
老江湖丁大班看著幹女兒點頭微笑，像一個農夫看到莊稼將可收成一樣，心裡快樂地盤算和分配著可能的收益。
“可是，要是——”爽朗的淑英忽然忸怩起來，吞吞吐吐地說，“要是答應了張先生，黃先生哪能辦法？”
丁大班吃驚地確認了黃、張二位其實只有一個候選人表態，立刻表示：“哪能辦法？不好辦！”他警告幹女兒，這個行業最忌自媒，女方採取主動，不但不能喊價還會跌價的，而且萬一先有誠意的那位聽到風聲可能美事變黴事，把自己的行情搞壞。最後丁大班要幹女兒一定要有耐心：“心急吃不了熱湯圓，儂不要急，有辦法嘎，阿拉阿女的終身大事一定要風風光光！”
丁大班那時候並沒聽說過蔣委員長對侵略者祭出長期抗戰策略，可是巧了，上海租界舞女大班和國家統帥想到一處去了。丁大班知道己方需要時間換取最大利益，所以對乾女兒的姻緣採取拖延戰術。丁大班拿出借力打力的手段，催熟黃小開的追求之意，造成競標之局，再針對兩個入圍者展開攻勢，支吾其詞地透漏一點動靜，審時度勢地放出一點消息，吊足胃口，激發鬥志，讓二男爭獻殷勤。他又要求淑英，無論和兩人打得如何火熱，務必“摒牢”。上海話“摒牢”等同現代人說“hold住”。
當年租界孤島上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就在國難之際、舞大班急敲的邊鼓聲中，展開金子舖路的邀寵之爭；淑英也來到了人生感情和事業高峰的兩年。最終贏得美人歸的是小開黃智成，張二少散了千金結果還是輸在口袋不夠深，黯然敗退，後來聽說回了北平。
淑英早一年就達成了搬家的心願，她領著母親商大娘，連同認來的商大娘本家舅舅姓應的一家四口，湊成一大家子，遠離了靠近蘇州河岸的公共租界，搬到法租界一幢小樓裡。淑英二樓的香閨現在推窗就會掃到梧桐枝椏，母親住頂樓，舅舅一家住樓下，原來的房東老夫妻把正房讓出來生財，自己退居到從後門另有出入口的類似石庫門亭子間的偏間裡住。
這下可如了商大娘的心願，女兒找到可靠的人，也不必和應家兄嫂分開。一直下落不明的商先生生死未卜，母女在原鄉也早已經無親無故，流落異鄉多年，起碼現在的“一家人”還能住在一起彼此照應。二十一歲的淑英成了家裡的主心骨，比淑英小五歲的表妹雪燕和小七歲的表弟雪麟還在上學，一屋子人都靠淑英幫襯或幫襯淑英生活。
春天來臨的時候，淑英懷孕了，不再去舞廳上班。收入減少，可是一大家子都很高興，一起憧憬生了兒子以後，智成就要上禀高堂，接淑英過門，沒有比淑英能嫁進有錢人家當少奶奶有個好歸宿更讓全家有盼頭的了。此前兩人雖然舉辦過婚宴，來吃酒的都是舞廳姐妹和她們的恩客，有介紹人沒有主婚人的喜事是不被社會承認的。
天才轉涼，淑英正是大腹便便的時候，原先被歐戰爆發阻斷了歸鄉路的智成父母輾轉抵達了新加坡，途中發電報叫兒子速去香港碰頭。智成告訴淑英這是一個當面和他父母說清楚兩人關係的好機會，約好去去就回來陪淑英待產，依依不捨卻興沖沖地走了。
智成離開上海不到一個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正式向英美宣戰，日本軍隊開進上海租界，包括傳教士在內的英美僑民都被趕入集中營，孤島淪陷。從外灘到南京路到處插了太陽旗，軍用吉普車在商店前轟然來去，主要道路都設了檢查哨和拒馬，沒掛通行證車輛不准外出，行人一一遭到盤查。淑英在日本兵隨時會封鎖某一區域衝進屋抓捕嫌犯的肅殺氛圍中足月生下一個白胖健康的嬰兒。
“啊！是個ㄚ頭——”淑英躺在床上全身乏力近乎虛脫，昏昏沉沉之際聽見幫她接生的母親和舅媽充滿失望的聲音。
“ㄚ頭”刺耳，淑英把女兒抱在胸前餵母乳，一面想為孩子取個名字。生產之前眾人盼望心想事成，總是避談生下來也有不是個兒子的可能，這下原先想好的男孩兒名字全用不上了。淑英雖然還不知道外面或將來會有多糟糕，想到戰禍臨頭，愛人分離，忽然悲不能止，哭哭啼啼地為初生女兒起名“愛芬”。
戰爭阻礙物產流通，城中民生物資缺貨情形一天天更加嚴重，租界的商舖雖然多半被要求恢復了營業，架上常空。煤荒已經鬧了一年，眼下米也買不到了，奶粉自然更是矜貴緊俏。幸好淑英胸豐奶足，孩子餵得壯碩白胖，無病無災。可是智成走後音訊全無，物價騰升，家裡又老的老，小的小，食指浩繁。年關在即，家用的無底洞不能單靠節衣縮食和典賣來填補呀。
丁大班來探視幹女兒，談起自己過年以後有新動向，會帶班加盟靜安寺路上有名的大舞廳。奶著孩子的淑英不能抽身復工壯乾爹聲勢，大家幾番商量，決定讓淑英表妹雪燕頂上。
雪燕北人南相，人如其名，肌膚如雪，身材嬌小，除了滬語流利，也能說一口對丁大班的上海耳朵而言可謂悅耳動聽的“仿京片子”。丁大班看見這樣一塊美玉，簡直不勝之喜，保證好生調教，將來“成就”還要在表姊之上。雪燕就高舉了“小北京”的艷幟進場，繼續這個品牌在上海灘風月場中的傳奇。
一年半以後愛芬斷奶，淑英也回去上班。這個時候雪燕已經打響名號，淑英只好改叫“大北京”，說起來是當時舞廳裡最出名的姐妹花，丁大班還放出風聲說她倆出身旗人貴冑，以廣招徠。雪燕容貌嬌麗，小巧個子又受舞客歡迎，竟成了火山客無人不曉的“美艷親王”。淑英還是走回“技術本位”和親民路線，昔日小青年熟客有投靠了汪政府的，也常帶日本朋友來找會說幾句日語的淑英坐檯，姐妹各有擅長，漸漸競而不合，雪燕找到一個大手筆恩客，就在淑英重披舞衫一年以後，搬家另立了門戶。共過患難的“一家人”不能共富貴，竟就此分道揚鑣。所幸表姐妹雖因“娛樂業”同事之間比一般行業競爭激烈，產生心結，商大娘和應家兄嫂還是像好親戚一樣常走動。
抗戰勝利，日本人走了，國民黨來了，租界里馬照跑，舞照跳，商人照樣囤積居奇，大發利市。南京政府寬大對待敵人，卻嚴厲懲處涉嫌通敵的自己人。淑英受到和日本客人往來密切以及“漢奸”舞客的牽累，竟也被帶走盤問了幾天，雖然最後因為求對了人，無罪開釋，舞廳卻怕事，早摘了“大北京”的牌子，上海風月場中又是“小北京”一枝獨秀。淑英十年舞女生涯以失業告終。
然而母女對坐發愁的日子沒過多久，天降喜訊，智成回上海了。那天還是商大娘領著已經四歲的愛芬替智成開的門，淑英聽到樓下母親又哭又叫，飛奔下樓，樓梯剩下幾級，她卻腿軟得一步都走不動了，只能站定和智成淚眼相望，好像他們中間是條蹚不過去的銀河。
淑英幾個月沒有上班，在家穿件青色舊佈旗袍，燙過的頭髮已經有些發直，脂粉未施的面孔反而盡現清秀的本色，她嘴唇牽動，在幾步之外無聲地呼喚心肝。智成彎腰抱起女兒，走向劫後重逢的愛人。小女孩被陌生人嚇得大哭，外婆想換手抱過來安慰，淑英正好飛身撲向走近的智成，一家四口就都流著眼淚緊緊相擁成一團。
智成在香港淪陷以後跟隨父母輾轉躲到沒被戰火波及的美國本土，老老實實地在爸媽身邊做了幾年兒子，雖然已經老大不小了，還是一臉“小開”的樣子。戰後的中國雖然千瘡百孔，在有生意頭腦的商人眼中卻是一塊金礦，黃氏也回到香港，就近收拾重整在上海和天津的產業，智成再不材，畢竟是“太子”，也在家族企業裡面負起一些責任了，常常需要在這幾個地方商務旅行，他就帶著淑英到處跑，女兒留在上海請了小大姐幫忙外婆照看。
淑英跟智成的母親在外面見過面，也羞怯怯喊了聲媽，一身貴氣的智成媽媽剛好轉身沒聽見自然談不上答應，不過給了個大紅包當做見面禮。補辦婚禮自然沒提過，男方從沒安排和商大娘親家相會吃餐飯，甚至對孫女兒都沒有說過要接到身邊玩玩的話，不免令人起疑。可是智成對淑英的愛情雖然不像追求時的瘋狂，或是重逢時的炙熱，卻是家常而忠誠的，商家母女也認為黃氏一族知道智成是認定了淑英，非她不娶的。所以當智成的堂叔第一次找上淑英開出分手條件時，淑英不應該吃驚，可還是嚇了一跳，並且感覺受到了侮辱：“爺叔，智成曉勿曉得儂來同吾講格樁事體？”
“商小姐，喊吾爺叔不敢當，吾也是替智成爸爸做事的，叫吾黃先生可以了。”以黃氏家臣自居的智成堂叔客氣地說，“黃家如果想讓人曉得，就會叫個秘書來講了。儂年紀雖然輕，世面看得蠻多，也曉得做黃家的人邪氣吃力嘎。儂同智成尬久也勿再養小囡了，女兒儂要，儂帶了去，儂勿要，黃家當自家的孫女，閒話一句。儂自己想想，想通了，儂來尋吾。”
這以後淑英對智成就有點疑神疑鬼起來，爽朗的北妞在上海住了大半輩子，畢竟學會了滬上娘們儿的“作”。比如明明是愛芬只粘姥姥商大娘，淑英卻怪智成對女兒冷淡，明明有時候是自己先說不想跟智成出去，一會又怪智成沒有強迫她去。最讓智成想要閃躲的是淑英每次鬧過以後，就要跟他親熱，有時一面磨蹭一面哭，說要替他生個兒子，這種歇斯底里的愛情對智成而言毫不羅曼蒂克反而造成壓力不能表現，淑英這邊自然覺得是自己魅力不再，男人愛情退燒，就更加傷心胡鬧。翻來倒去幾次，情人之間蜜月不再，成了老夫老妻“過日子”，談戀愛談成了鬧家務，兩個人都覺得有點累了。
國民黨和共產黨卻沒嫌累，兩邊從日本侵華以前到日本投降以後一直談談打打，內戰沒有因為抗戰勝利而消停，反而更加白熱化，北方下來的火車連車頂上都坐滿了逃難的人。上海街上不抓重慶分子了，改成重慶回來的抓共產黨員。租界裡的物價更沒有因為仗打完了恢復平穩，反而法幣、關金、金圓券流通混亂，上海人被迫賣出黃金、美鈔，拿了鈔票又買不到米，到處人心惶惶。
這天智成跟淑英說父母要他即去香港洽公，去去就來，卻沒問淑英要不要同行。淑英聽說去香港，記起智成連她生產也不在身邊的恨事，就用諷刺的口氣說：“儂爺娘看時局勿好，又要儂一個人跑是伐？”
智成被激，皺起眉頭道：“閒話勿要尬多，好伐？儂要一道去就講要一道去，啥人勿讓儂去啦？”
淑英數落起日本人佔領租界時候母女日子如何艱困，講著講著忽放悲聲道：“吾勿像儂尬狠心，叫吾跑脫四五年，吾個女兒哪能辦法？”又垂淚涕泣。
智成心煩意亂，口不擇言地回嘴：“兩個人來在一淘就是要開心，弄得哭哭啼啼哪能過下去啦！”
淑英大怒道：“儂哪能格能講？儂個良心擺出來！”
恩客做成了冤家，風花雪月被牢騷埋怨取代，智成感覺淑英無可理喻，自己出來“白相”白到被質問良心何在，真是窩囊到家，怒哼一聲，拂袖而去，連女兒也沒去說再會。
智成走後一個多星期都沒消息，堂叔卻又登門來勸離。淑英一開始沉著臉很不友善。智成堂叔卻苦口婆心地告訴她，智成說是去去就回，歸期卻可能由不得他。時局其實極壞，南京政府從去年就徵調商船，秘密運送各種物資到台灣，雖然機密，業內人士都心裡有數“國民黨要跑脫”。他勸淑英接受黃家的條件，如果想離開上海，他還可以做主加碼，在原來答應的錢財上面，加上三張現在緊俏的离滬船票。他暗示淑英，如果再拖下去，“共產黨來了，智成已經跑脫啦，儂再尋黃家也尋勿到人了”。
“黃家的人——智成就勿管伊個女兒了嗎？”淑英氣急敗壞地問道。
智成堂叔深深看她一眼，說：“黃家做事講道理的，要么吾勿會一趟趟跑，儂講是伐？吾講過了，儂女兒儂講姓黃，要吾帶了去，吾帶了去。”
淑英氣極反而冷靜下來，放緩了口氣跟智成堂叔說：“吾想想再答复儂好伐？”來客留下名片，囑咐她別想太久，想通了來找他簽字收款。
黃家的人不相信孩子是智成的，那智成也這麼想的嗎？淑英感覺到巨大的被愛人冤枉的痛苦，恨不能當面跟智成問個清楚。她想想不能受人挑撥，決定親自跑香港一趟。
淑英問了幾個經紀，都說現在出錢也買不到去香港的任何票子。淑英不信，叫了一輛黃包車自己去中國旅行社買票。黃包車才上大馬路就開始人擠車，車擠人，車夫扶著車把左拐右閃，在各色行人和各種車輛中穿梭，淑英給顛簸得有些暈，路上車輛和行人非比平常的嘈雜讓她耳朵嗡嗡叫。
一個挑擔的人要穿越馬路，擔子一頭綁了行李，一頭竹簍中坐著個孩子。扁擔客用綁了行李的一端前導開道，側著身小跑，保持著絕妙的平衡，可還是在某一點上算錯了自己和別人的速度，笨重的行李掃到了一輛人力車，挑擔的自己穩住了腳步，沒有防備橫向有東西打過來的車夫卻跌了一踉蹌。車上的客人受了驚嚇，不給錢就要走，車夫、客人和闖禍的吵起相罵，小孩也哭得非常大聲。車流不耐地繞過他們，人流卻漸漸聚成看熱鬧的旋渦。
淑英看見街上這一幕，心情變得很絕望。她忽然領悟到，馬路上不尋常的擁擠，不是市道繁榮的熱鬧，是大難臨頭的逃命潮。就像智成堂叔說的，淑英是個聰明人，她開始反轉來替黃家想，覺得智成父母也許勢利，卻並不刻薄，不認孫女又不想她進門，他們大可讓她們母女自生自滅，等共產黨來收拾殘局。
黃包車夫說：“前頭就是中國旅行社。”淑英遠遠望去，倒抽一口涼氣，人龍圍了里外好幾層，商舖窗戶上都爬滿了人，趕緊跟車夫說：“調頭！調頭！”一面從皮包裡摸出智成堂叔的名片，當場改了去處。
經過反复幾次協商，淑英終於簽了收據和分手協議，換回來一小皮箱金圓券、一千美金、二十根金條，和三張有錢也買不到的去台灣船票。離出發還有好些天，淑英拖拖拉拉地開始變賣打包，一面偷偷盼望智成聽到消息來找她挽回。時局一天天更壞，智成會回來找她們的希望也一天天更渺茫。
應家舅舅、舅媽聽說商家要走，非常不捨。他們的兒子上了復旦大學，回來講了很多人民解放軍親民愛民的事情給他們聽。舅舅告訴商大娘，解放軍和土八路不一樣，共產黨和小老百姓站在一起，只有為富不仁的剝削階級才害怕共產黨。舅舅用“報佳音”一般的喜悅心情，傳播著兒子那裡聽來的二手“福音”，在家鄉做過教師到了上海淪落成下九流的舅舅甚至說已經準備好共產黨來上海的時候，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而且等到局面穩定中國一統，他就要回去東北老家養老。他們現在唯一的小小煩惱是女兒雪燕被一位陸先生請去香港度假，走了一個多月，只在剛到的時候來過向家里報平安的電報，他們有些著急，對這件事卻一籌莫展。囑咐淑英如果“在外面”碰到，一定叫表妹和家里通個氣。
商大娘本來就不捨得離開已經住慣了的地方，聽到本家大哥描述即將來臨的太平盛世和回去老家的可能性，就央求淑英把她留下。
“你帶了女兒去找姑爺，姑爺看見閨女興許就想回來了。”商大娘根本搞不清楚台灣和香港不是一碼事，也知道女兒、女婿已經“離婚”，卻無法放棄兩人復合的幻想。 “俺怕坐船。也不想動。像你舅舅說的，現在又不是跟日本人打，共產黨恨的只有國民黨，對小老百姓連針都不拿一根的，雪麟他們大學裡都教了的，你沒聽見說嗎？舅舅、舅媽都不怕，俺怕啥？你儘管帶了女兒去找姑爺，仗打完了你們一起回來，俺就在這兒給你們看家。”商大娘很篤定地說，“改朝換代又不是沒有經歷過，換了皇帝，都是中國人就沒事！何況舅舅說咱這裡拾掇好了，他們搬了來，或者俺一個人搬了過去和他們一起住都行，俺們相互有照應，你儘管放心出門。”
淑英說：“要不走就都不走了。”
淑英才放出消息說手上有船票出讓，丁大班就領了一個想買的人上門來。
“二少爺！”淑英驚呼道。多年不見，昔日流連舞廳的公子哥兒已經是一個形容憔悴的中年漢子了。
“英子，你還是老樣子。”張汶祺摘下禮帽，也就不到四十歲的人吧，頭都空了頂，可是風度還在。
淑英聽見這多久都沒人叫過的名字，想到昔日舞台歌榭裙下之臣的殷勤，對照自己今日如同秋扇見捐一般的淒涼，苦澀一笑，挪動東西讓座：“看我們這裡亂的！本來想走，現在又說共產黨對老百姓好，我媽不肯走了，我們白忙活一場。”
從北邊解放區逃出來的汶祺卻對共產黨有著不同的認識。待大家敘起舊情，又重新熟絡起來以後，汶祺把自己家族在北方的遭遇說了一些，一直說到太陽偏西。商大娘帶著外孫女歇午起了，客氣地說要留吃晚飯，淑英知道家裡拿不出招待客人的菜，就請汶祺和丁大班出去下館子。丁大班謝謝先走一步，留下兩個上海租界最繁華時候的曾經有情人，在恍若民國末年的上海灘滿世界找餐館。
兩個人邊走邊說，竟發現一路都走到了四馬路，每家飯館都開著門，可是多半沒開燈，問了跑堂伙計，都說買不到菜，可是“上面”規定要營業，只好開著門，為省開銷，燈就不開了。兩人無奈，淑英也走累了，只好叫了黃包車回家去。
正是不冷不熱的時候，隨著車夫漸漸疾奔的腳步，晚春的暖風輕拂上乘客的臉龐，也許在昏暗的天光中根本只能見樹影綽綽，可是淑英和汶祺都知道路旁的法國梧桐葉子是正當春天的翠綠。兩人同乘一輛人力車，在窄小的座位上緊緊地挨著，彼此感覺到對方的體溫，都想起了從前。悄悄地，汶祺像邀舞那樣握住了淑英的手，車行顛簸，淑英忽然想到了從前在百樂門舞廳的彈簧舞池里和汶祺跳華爾茲，她的頭有點轉多了圈子般眩暈的感覺，心中無聲地哼起一個熟悉的主旋律。
商大娘沉默著，靜聽淑英轉述汶祺在解放區祖籍鄉下耳聞和親遇的土改和斗地主的場面，真是一件比一件嚇人。可是商大娘腦子裡先入為主有了對和平統一新中國的憧憬，竟然覺得後來聽到的真人真事反而恐怖得像鄉野傳奇一般不真實。
淑英最後說：“娘，我們還是先離開一陣，等上海局勢穩定了再回來。”
商大娘還是猶豫，娘兒倆又翻來覆去地商量良久，整夜都沒睡。天亮的時候，商大娘拍了板：“依你說，張家老太爺當過滿州國的大臣，他們家大少爺又當過北洋政府的官，二少爺自己也當過國民黨的差，這一家子和共產黨是有仇的，講的當然都是壞事。俺一個婦道人家又是小老百姓，不會有事的。”她憂愁地看著女兒說，“倒是擔心你，雖說你的案子沒事，畢竟留了底了。”淑英曾經有過的漢奸嫌疑讓她們家狠狠破了財，而且最後連舞廳的工作也丟了。 “讓二少爺買我的票子，你們一起結個伴走吧。有個男的，路上也有個照應。你閨女你帶了去，共產黨再怎麼得民心，收拾眼下連大米都買不到的攤子總要花些工夫。俺一個人容易，舅舅他們也會照應，拖個孩子，怕愛芬留下來會吃苦。”商大娘樂觀地做出結論，“反正像你說的，出去個把月，等局勢穩了就回來。”
淑英依了商大娘，就在晚春已盡的陽曆五月初，天氣尚待起“蒸”的時候，帶女兒隨汶祺擠上超載的輪船，暫避中國“換皇帝”可能帶來的混亂。只沒想到等母女以美籍華人身份重履斯土，竟已經四十年過去了。
三人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到達台灣，從基隆港登岸，黃愛芬在家裡出生又還沒上學，沒有任何證件，汶祺就按一家三口填了表，愛芬也就此姓了張。跟著母親離開上海租界才七歲的張愛芬回到出生地時，算起來已奔五旬，可是步履輕盈，衣著考究，風韻猶存，看起來果然如外婆商大娘當年所願，避開了吃苦頭的日子。
可是淑英和汶祺半路夫妻半路終，她在徐娘半老的時候做了“出口新娘”嫁去美國，經營過中餐外賣小館，最後卻成為地方名流聚集的高檔餐廳女老闆，屆齡退休後搬到風光明媚的加州灣區，享受著美國的老年福利，和女兒的孝養。譬如這次陪同母親到上海及周邊城市的旅遊就是女兒送的生日禮物。
淑英再訪舊時地的時候巧逢七十歲生日，同一個旅行團的人用餐完畢後齊為團中最年長的她唱生日快樂歌，淑英海派地叫來進口香檳酒請大家享用。老太太臨窗而坐，優雅地舉著高腳杯，跟團員們講述當年十里洋場的風光。
時當一九九○年，上海正進入天上有高架路工程施工，地下有地鐵捷運開挖的城市建設黑暗期，連外灘一帶入夜都是黑燈瞎火。這個多數成員是台灣旅美華人的旅行團，現下都拿著美國護照首次到中國旅遊。他們在酒店頂樓的餐廳看著外面稀稀落落的霓虹燈，以及遠處黃浦江的一條黑影，圍坐聽淑英講述半個世紀以前，多數團員尚未出生時上海灘就已經舉世聞名的風流與繁華。
“是嘛，她說的才是我想像中的上海嘛。來了害我亂失望的。”一位女團員對身邊的朋友說，“我看她比我們導遊還懂得多。那個地陪只想我們買東西，除了會說上海話，哪一點像個海派的上海人？”
朋友點頭表示同意，一面評論道：“不過她說的是中國抗戰的時候嗎？我以前在台灣聽到的都是抗戰時候有多慘，可是聽她說起來，在上海租界什麼吃的玩的都有。你看老太太這個年紀，說起什麼舞都會跳，那個時候就這麼洋派真不簡單！我看她以前一定是什麼上海資本家的太太唷。”
雍容華貴、氣度不凡的老太太商淑英從前可沒路人猜的那種好命——什麼傳說中的“上海資本家太太”？ ！她年輕的時候曾有機會喊過貨真價實的“資本家太太”、情郎黃智成的媽媽一聲“媽”，人家沒應。靠她貨腰養活的全家也曾經長期幻想有天她能“嫁入豪門”，如果智成不像其他舞女跟的“小開”一樣，“吸”喝嫖賭敗光家產，那她倒也有過幾分做“資本家太太”前程的可能性。可是勢利的資本家借上海變天設“局”，棒打鴛鴦兩離分，她只能帶著非婚生的女兒，跟隨命運安排在那時出現的昔日追求者，人稱二少爺的張汶祺，倉促跟隨難民潮到了台灣。
二少爺到台灣上岸的時候拿的上海身份證上名字是張世棋，淑英糊里糊塗地成了張世棋太太，沒有證件的女兒黃愛芬也就叫了張愛芬。淑英心知肚明世上原來另有一位張太太，還聽說過是上海租界聞人金八爺家的二小姐，可是汶祺，不，到台灣改叫世棋，交代自家經歷的時候選擇性含糊，可能造成誤導，所以淑英的理解是張家的人，包括世棋的妻小，都留在老家，而且兇多吉少，一大家子多半都不在了。
隻身出逃的世棋，在上海把身上所有都拿出來買了淑英母親商大娘的那張船票，現在西裝褲口袋往外一掏，就生出清風吹得動的兩隻小白翅膀。可三人結伴逃到了台灣，難中就是一家人了，淑英只能把體己拿出來做家用。三口之家就在台北西門町和舊名艋舺的萬華交界一帶落腳，租借了在地人分租出來的一間房，一九四一年出生的張愛芬報低一歲，就近入了小學一年級。世棋常常出去轉悠“找生意”，淑英也拿出少年時候在臭氣沖天公共租界弄堂裡吃苦的經驗和精神，找出件布旗袍穿上，用條手絹把頭髮往後一扎就在騎樓邊上用煤球生起火來。
不像淑英他們住的街這邊一排三層舊樓，雖說也破也擠，到底還住的是正經房子。窄窄馬路對過沿著鐵道的一溜，卻都是因應國民黨遷台帶來的人潮，鐵皮爛木草草搭建，擠滿了難民和攤商的棚屋。淑英正對門租給好幾戶群居的棚屋中一家姓韓，也是三口之家，丈夫早出晚歸踏出租三輪車，女兒比愛芬小幾歲，還沒上學。幾家合住的房子又小又悶，除非下雨，人高馬大的韓太太總帶著女兒在屋外起居，舉凡燒飯、洗衣、串門、夫妻打架都在街邊進行。韓太太穿一身本地人的碎花衫褲，可是高出眾人一頭，深目高鼻，五官分明，看起來有幾分唐代壁畫中胡人的氣概，逢人自我介紹是“穆斯林”，可是鄰居多半“莫宰羊”（閩南語“不懂”之意）。她對面望見淑英生個火也雞手鴨腳，就帶著女兒過來搭訕幫忙，淑英聽說來人是“穆斯林”，就客氣地說：“啊，那韓太太您不吃豬肉的！”一邊把有一小塊豬肉在內的菜籃移開，一邊說：“這外邊買來的菜不干淨，給您挪一邊兒去。”韓太太發現對門鄰居知規識矩，還體貼入微，而且兩人“同聲同氣”，馬上要認同鄉。淑英這個冒牌“大北京”這下算遇上了個正牌“大北京”，不過淑英自認家鄉上海，基隆上岸時籍貫也是這麼填的，可是遇上了熱情的鄰居，不忍掃興，何況現下也算是北平人之妻，就也熱情回應。
韓太太叫翟古麗，個性豪爽純樸，待人熱誠。相較滿街長得矮矮小小言語不通的南方人，古麗一直嚷嚷在台灣碰見個北方人難得，遇到北平人那就是見了親人，連彼此身世都沒問清楚就喊“大姐”。可是實際年齡比剛滿三十歲的淑英還小一歲的古麗，看起來起碼大五歲，淑英不好意思認妹妹，就也叫“大姐”。古麗說自己名字是她姥姥那邊家鄉話“花”的意思，後來愛芬就叫她“花姨”，淑英叫“花大姐”。
花大姐手腳利落，力氣大，起鍋生火擀麵造飯都是一揮而就，可是丈夫賣勞力收入微薄，每天不一定都賺得到小菜錢，淑英多年疏於練習做不來家事，哪怕曉得花大姐選購食材禁忌多，還是出錢搭伙。雖沒有正式的僱傭關係，可是花大姐替自己賺了菜金，淑英也有人幫忙，兩位先生雖只維持點頭之交，兩位太太卻成了好姐妹。
在上海長大的淑英很習慣聽男人說出去“找點生意做做”，只有時會問一句：“找到生意了嗎？”暗示是時候世棋該出點家用了。可是外室出身，淑英有一般元配太太沒有的好習慣，就是不問長問短，盤查行踪。世棋每天都衣冠整齊地出門，淑英不知道他出去做什么生意，只知道就在她耐心漸失，收音機裡來來回回報導著南北韓要簽停戰協議的時候，世棋回來告訴她，準備搬家。
“搬家？”淑英吃驚地望著面有得色的世棋，問道，“要搬到哪兒去？愛芬上學怎麼辦？”
世棋拿出一張房產抵押契約，說：“台北才多大點兒地方？遠得到哪去！這房不錯，夠大，前後還有院。愛芬上學就包老韓的車吧。完了也算幫幫他們家。”
淑英笑得像當年英子看見“二少爺”那般燦爛，用連自己都忘了曾經有過的甜滋滋的聲音說：“你發財啦！這房多少錢押給你的呀？”
世棋遲疑了一下，說：“打麻將贏的！”他像當年一擲千金，討相好歡心那樣地把手一揮，豪氣地道：“好了好了，問那麼多煩不煩！早就想搬了，這兒住著像個啥樣！你就把這張紙收好，完了咱們趕緊搬家。”
新家過了公園還要往東。縱橫幾條街都不長，可是林蔭森森，彷彿無風自涼，兩排間隔甚遠的紅門灰牆後面都有綠樹冒過牆頭，未待走近就听見鳥叫蟲鳴。和原先住的，俗稱西門，其實是從小南門縱走到北門的鐵道旁，棚屋、騎樓交錯，商店、住家混成一片亂糟糟的地段，雖然相去不遠，卻如同兩個世界。當時東門和西門之間有一片以臨時行政主管部門和隨國民黨遷台的各“主管衙門”為核心，後來叫“博愛警備管制區”的地塊，在台灣戒嚴初期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軍政要地。這個管制區的外圍有很多帶院落的日式房子。這些房子多是國民政府戰後從日本人手裡沒收，轉做了高級公務員宿舍，也有少數是私人產業。比如，世棋說他從牌桌上贏來的這一戶。
這一戶前後都有不小的院落，樹也都是老樹，一株榕樹的氣根蔓生了小半個前院，擋住了不少陽光，樹下具體而微的有一處像家家酒似的小橋和魚池，旁邊灌木叢旁卻有一座巨大的和式石燈。房子看來翻修過，前面正房保留日本式，縱深很長，烏亮光滑的地板看得出昔日有過的講究。日式拉門都還在，除了正面對著前院的客廳和餐廳是固定隔間，其他房間可以配合場合彈性分隔。房子加蓋了一個洋式的偏樓，有新式衛浴，樓梯上去是兩間大房，分睡他們一家三口。後院原先的老式獨立廚浴就比著圍牆改成一間對後巷有自己出入口的佣人房。世棋問都沒問淑英這個女主人就雇了個北方廚子叫老賈的一個人住那了。淑英對廚子竟然比主人還早搬進去不免有疑問，聽世棋說是原先東家的廚子，做的菜對胃口，主人把房子輸掉的時候，要求世棋留用，講好只供吃住，三節拿紅包不另支月薪，特別划算。淑英就相信了，不再追問。
世棋弄了這幢大房子以後就不每天出去跑生意了，客人常常都請到家裡來玩，三天兩頭開派對，一擺就是兩三桌麻將加一兩桌紙牌，和式拉門拉關拉開，看來客多寡，遊戲怎麼玩，來決定那天家裡怎麼隔間。淑英風塵裡打滾多少年，雖然世棋沒有多說，她也心裡有數，曉得自己家裡這是開起了“俱樂部”，也就是打牌抽頭，類似地下賭場這種違法生意，所以對世棋形跡益發鬼祟也能體諒，還囑咐已經上小學三年級的愛芬小心，別隨便邀小朋友來家裡玩。
幸好警察等閒不進他們這個三五戶就住一代表、委員，或者產業單位高官的住宅區裡抓賭，可是記取大陸失敗經驗的領導班子，兒子卻連老子或繼母的朋友也不相信，路上就時不時有些穿著便衣，可是隨便誰也看得出是“便衣”的人來散步。雖然這些人主要監視大人物的往來動靜，淑英卻心想自家裡也做著見不得光的生意不比良民，大意不得。
經常高朋滿座的家要在便衣有時經過的地段保持低調不引人注意談何容易？提心吊膽的淑英和世棋都感到自己簡直就是住在“虎穴”裡，壓力不小。淑英甚至還覺得兩個人白忙活，空賺了熱鬧卻沒看到什麼進賬，不過一家人的生活質量大大提高卻是事實，家用現在基本歸世棋自己和老賈交關，她的私房止了血。離開馬路邊上那個老燃不著的煤球爐，淑英一身的本領也派上用場，客廳裡教教不賭錢的男客女客跳跳舞，到處打電話哈拉哈拉幫人湊牌搭子，三缺一的時候搭把手，跟“升任”管家的老賈研究下次請客的名單和菜單，除了有時和女兒愛芬說起，也會掛念留在上海的商大娘，淑英母女的生活在台北漸漸步入“正軌”。天黑了，老賈僱請的短工出來把榕樹底下已經註了煤油的大石燈點燃，卻並不急著走開，站在灌木叢的黑影裡向燈火通明的客餐廳張望。廳裡已經有貴客上座，院子裡也聽得見歡聲笑語，音樂“蓬拆”。台北的夜晚，暖風輕輕送出屋內酒香，讓人忘了這條巷子是在杭州路呢還是汴州路？
“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標語被“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取代。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標語又逐漸褪去了新漆的鮮豔。
只有“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永不過時。一個政府單位在把外牆上的標語重新上漆，白色大字怕不夠醒目，先把八個字用粗的藍線框起，四個字中間再畫上一個藍白相間的雙圈加十二道光芒斷句，看來有點不倫不類，說是國民黨黨徽也不像。
來台灣才上小學一年級的愛芬，已經是出落得秀麗機敏的少女，在家裡幾乎天天幾桌麻將嘩啦嘩啦吵通宵的環境下，初中、高中聯招一路落榜，就近上了附近的私立高職。淑英看起來日子過得不錯，比先前富態了不少，幸而個子高，又沒有再生養，上海帶來的衣服雖然早穿不進了，著上新裁的合身旗袍，徐娘身材還是很曼妙。早幾年愛芬還小的時候，她也想替世棋生個孩子，可是居住條件改善後，世棋反而變得小心翼翼，最後乾脆跟愛芬換房，一人獨睡。淑英雖然貨腰出身，慣見生張熟魏，卻不知怎麼記著了乾爹丁大班的教誨，對認了是自己的男人“摒牢”。分房以後世棋打了夜牌自行就寢，淑英也不移樽就教，既無夫妻之實，時間一長，淑英感覺和世棋之間更像朋友或家人。可是她和管家老賈卻有了苗頭。淑英自己都覺得是發瘋——跟個下人，還在世棋的眼皮子底下！不過他們倒不是常有機會在一起，而且也就這後幾年的事，統共沒幾次，十隻手指頭數得完。偷情這種事靠默契，互相看一眼就要知道下一步，否則機會稍縱即逝，心裡猶疑也成不了事。也許就是因為老賈是底下人，淑英不怕他看不起她。
老賈這個人一眼看去真普通，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除了往後梳的油頭厚了點，完全沒有會引人注意的地方。第一次見面，淑英先就听世棋說老賈是前面東家連房子一起輸了的廚子。老賈垂著眼睛，對她欠欠身，喊：“太太！”站直的時候眼皮跟著抬了一下，她就被那精光給攝著了，可是定神再看，老賈還是那個眼皮半耷拉望著地下的廚子。
說是廚子出身，可沒看見老賈燒過什麼菜，張家的“俱樂部”自開張就生意鼎盛，人手不足，老賈直接升了管家，他跟過前面的東家，對賓客名單比淑英熟悉，就幫著出主意，哪天請誰，誰又要和誰一起請，誰又和誰要避開，誰打橋牌不賭錢，誰打麻將輸不起。出幾個菜對老賈就更不是問題，老賈在台北貴人的幫傭圈子里人面很廣，對個別賓客的口味也很了解，世棋對老賈請臨時工幫廚、打雜，也充分授權，常常有知名餐廳的大廚或部會首長家的佣人，走後門出入，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張家賺外快，所以張家這個沒有專職大廚的廚房裡做得出南北各路大小菜。更有客人吃到了難得的家鄉菜，讓老賈中介朋友去他黨國大佬親戚的府上做廚子，厚厚地打了賞。
淑英和老賈說是主僕，更像“同事”。這個家的“生意”，在淑英看來就是提供一個吃喝玩樂的交際平台，是她再熟悉不過的娛樂業。可是別看老賈話不多，關鍵時刻點一兩句，總讓淑英也佩服不已，以致淑英這個太太在打理“生意”方面，常常都聽老賈這個管家的指教。即使主婦和管家每天的交流都很簡短，淑英卻早就發現眼皮耷拉、相貌平凡的老賈，抬起眼睛看她的時候，精光四射的眸子讓他變成一個淑英不能當是僕人，而是有侵略性的，危險異性。只要四目交投，淑英的眼睛就會不聽話，像受了驚的小白兔碰上大灰狼那樣驚惶地跳開。可是淑英一直相信讓她動心的是老賈的聲音，低沉的北方男人的聲音，她年輕時候還未經人事，卻聽了就懂得臉紅心跳的聲音。
“叫英子——”淑英呢喃低吟。再過個年她就叫四十了。青春連尾巴都從手中溜逝，而世棋已經搬到隔壁房間很久很久了。
“叫我英子呀！”淑英低哭出聲，哀求著。私會的時候老賈不說話也不饒人。不喊人前稱呼的“太太”，也沒喊過她的小名“英子”。老賈精光閃爍的眼睛和結實的肌肉讓她害怕，淑英從頭到尾緊閉雙眼，有時想到智成，有時想到年輕的張二少爺。他們和老賈不同，白面書生一樣的愛人曾經帶給她許多精神上的快樂。
老賈自行離去，留下她獨自面對狼藉。開頭兩次淑英潸然淚下，心裡狠狠地罵自己“賤貨”，匆匆收拾了，像逃一樣地回主屋去全身上下用力擦洗。再以後習慣成自然，她就閉上眼裝睡，躲開那靜默而尷尬的幾分鐘，等聽見老賈穿好衣服出去帶上門，她才睜開眼起身慢慢整理。
老賈的房間好像沒有變過，至少從淑英幾年前頭次進來看見就那樣。水泥地，水泥牆，靠牆一張單人床，床下塞了兩個皮箱，牆上貼著幾張香港女明星畫片，舊衣櫥旁一張小桌靠窗，窗簾白天也不拉開。傭人房跟廚房共一面牆，不是造飯的時間，也有一點永遠散不開的油煙味。床單枕頭套卻異常乾淨，甚至殘留著肥皂的香氣，總是暗沉沉的小屋，被褥也老有著陽光的味道。是老賈一貫如此講究，還是管家預知哪天男主人外出，他將與主婦艷遇，所以特別做了安排？
他們家洗衣服的女工換得像跑馬燈似的頻繁，都是老賈經手僱用的。事後想想，衣服洗燙得怎麼樣沒留意，可是洗衣婦個個都長得太周正了點。淑英自己和老賈相好以後才開始懷疑，為什麼洗衣服的領東家固定工資還替管家洗這洗那？事實上，“俱樂部”經營了六年，淑英神經再粗大都不能不感到這個家裡太多事情透著古怪。可是身為主婦的她竟不敢深究。怕啥呢？淑英也問自己，怕蛋打雞飛，知道了不該知道的秘密，她和愛芬要流落異鄉？還是怕就算捅穿了那層窗戶紙，把這個家拆散了，她也無力改變任何現實。
淑英心裡還沒鬼的時候，有一次夫妻說閒話，她故意挑釁，做成玩笑的樣子，半真半假地問世棋：咱們這家裡到底誰是老爺？怎麼看了你個做主子的好像還怵老賈？
世棋把手上拿著淺啜的白蘭地一飲而盡，嬉皮笑臉地道：“嘿！您瞧出來了！”他把杯子一放，神秘兮兮地附耳過來，卻油腔滑調說：“不知道吧？老賈身上有功夫的，咱沒事不惹他。”
世棋知不知道老賈惹她呢？老賈第一次動手動腳就大膽地從她的小腿摸到了露在旗袍衩外的大腿根，那時就該告訴世棋叫他滾蛋！可是不知為什麼，她也像害怕著什麼似的一次次默許了那不規矩的手，後來又一面害怕著一面腳卻不聽使喚地跟隨老賈來到了這裡，白天也低垂著深藍色粗布窗簾，空氣鬱悶的佣人房。
世棋說是去外地找朋友玩牌要幾天不在。他不在，家裡不請客，趁空淑英跟女兒約好下課後一起在外面買點女兒長大了要用的東西，眼看快到點了，她特為走到後面跟老賈打聲招呼，告訴他都不在家吃飯。她一路喊“老賈”一面已經走到傭人房前伸手推門。她不認為自己有別的心思，她已經穿得整整齊齊，做好要出門的打扮。再說，老賈不招惹她，她不見得“賤”到世棋一走她就採取主動去敲管家的門。
沒打算進去的淑英在門口才剛張開口說：“今天——”
門縫中伸出的強壯臂膀像不經意間受了驚動的毒蛇吐信一樣地把她捲了進去。
老賈依慣例出去抽支煙什麼的，給躺在床上裝睡的女人一點時間。淑英緩緩起身，套上旗袍，領口還敞著幾顆釦子，又疲軟無力地坐回床沿撿起地上絲襪檢查有沒有扯破。她想老賈誤會了她的來意，所以懲罰她的淫蕩。淑英沒想到老賈更勝平常的粗暴也有可能是在掩飾他自己的不安或是險被撞破機關的窘態。
淑英舉起一足，手指尖順著向上，確定尼龍絲襪後面那條線是直的。她的手指輕輕撫過自己的小腿肌膚，像從前老賈背著人對她毛手毛腳，淑英忽覺心中一盪，不禁自恨犯賤，喃喃自言自語：“講儂骨頭輕伐？儂哪能尬勿要面孔？！”她替乾爹丁大班罵道。
挨了罵，她自暴自棄地放棄了風度，彈起又坐低，地下找另一隻鞋。一屁股坐得重了，又躬著腰，感覺厚厚的墊褥下有東西硌著。其實剛在床上的時候就覺得了，可是那時正忙抵抗，不能分心多想。穿戴好了淑英站起準備邁步出斗室，不知什麼靈感來到，她順手把床墊掀了掀看看究竟。隔著兩層棉絮一條厚軍毯還能硌著她的竟然是黑黑的彈匣和把放在一旁的手槍！
淑英壓下跳到胸口的心強作鎮定，把床上墊的幾層照樣鋪回去，怕鋪得太整齊又弄弄亂，看著像原來的樣子了，直起身面轉向門，以前留下她就沒回過頭的老賈卻也正好開門要進來。兩人像陌生人一樣地在斗室門口錯肩而過，淑英知道老賈炯炯目光沒有一秒不盯著她，她一如既往地閃避了直迎對方視線，低頭小心地看著地下向外走。
院裡的清風和太陽讓她感覺恍如再生，心裡一寬，正待偷偷吐出那口憋了良久的氣，卻聽見低沉的北方男人聲音在身後叫：“英子！”
這個親切的小名此刻卻讓她毛骨悚然，雙膝發軟，錯覺中恍若自己跪倒塵埃，後腦門上立刻頂住剛看見的黑黝黝槍口，轟然一響她的腦袋開花。可是淑英只尋常地停下腳步慢慢轉身，視線勇敢地停在老賈的臉上。老賈眼皮抬起，雙眼像能看穿人心一樣地盯住她。他今天是沒抹頭油，還是先前在床上蹭光了？長而蓬鬆的頭髮顯得黑又多，幾縷亂發散落臉龐，有點像個淑英以前在租界裡見過的“進步分子”。她忽然想到老賈好像還小她兩歲。
“老賈，你挺俊嘛，以後頭髮就這樣，我叫你小賈。”淑英輕佻地微笑著，走近兩步，把手舉起，作勢要撥開他的散發，老賈面無表情地下巴微正，頭頸幾乎不察地一縮，淑英的手也彷彿停了停，可是旋即順勢滑落到男人的胸膛上才真正止住，手指尖隔著襯衫輕輕找尋觸動，還酥起聲音說：“我就願意你叫我英子，你總算肯叫了。”她自覺聲音和手都有些顫抖，希望別人誤會那是淫婦的興奮。她曖昧地說：“等我回來，我跟愛芬約好了去買——奶罩。”隨著加強語氣的尾音，她用指頭輕輕一戳，放浪地笑起來，聲音膩得更化不開，“你等我回來，晚上還要你叫我英子。”她轉身走了，感覺後腦勺涼颼颼跟著她的是像槍子的老賈深不可測的目光。
淑英學校接了愛芬就沒敢回去，可也不敢去派出所報案，國民黨、共產黨的人都長一個樣，誰知道老賈是哪邊的人呢？離家的時候衣服一件沒拿，隨身手提皮包裡倒有準備取錢逛街買東西的私房存摺。她先去郵局把錢都提了，再帶著女兒跑到萬華車站旁邊找了個小旅館住下，世棋出門一向不交代詳細行踪，她只知道他到南投和台中朋友家打牌，歸期一至三天看牌局而定。她想最蠢的辦法是天天上月台等從台中來的火車。
淑英和女兒在火車一經過樓板就震動的小旅館裡躲了幾天，看著小窗外一節節火車南下北上，也不知哪節裡坐著世棋？不怎麼喜歡上學的愛芬開始擔心曠課太多，卻乖巧地不多說話，陪著心煩意亂的母親發呆。淑英沒空管別的，只管努力回想這幾年的生活，雖然她被茫然引入的這一局彷彿天衣無縫，其實事後還是找得出各種破綻，淑英有些能說的事也拉了愛芬一起分析。母女兩個竟各有觀察，越兜越驚，又相互反向舉證不願意麵對，淑英數度為自己粗心失察痛哭失聲，不知怎麼會那樣聽信他人。可是母女最終雖然還是想不出“壞人”是個什麼來路，卻也被自己說服愛芬一直叫爸爸的世棋即使不跟老賈一夥，也一定知情，不像她們純是被利用了的傻瓜。她想到老賈凌厲的目光和顯然是臨時塞在床墊下的冰冷的槍和彈匣，她最後相信世棋不是丟下她娘兒倆自己跑了，就是已經出事了。
就算想通了世棋不可靠，母女不該再抱希望去找人或等待，淑英還是一籌莫展。既不敢上警察局檢舉或尋求庇護——誰會相信一屋兩個男人她都睡過，可是連他們真正的名字和關係都搞不清楚？ ！淑英也不敢聯絡這幾年透過張公館“俱樂部”認識的朋友。她忽然想起搬家後逐漸疏遠了的韓家是她在台灣唯一和“俱樂部”不搭界的人際關係。初搬家時愛芬還包老韓的車上下學，沒多久老賈另外安排了私家三輪讓他們代步，就把老韓的包車給退了。淑英對老鄰居過意不去，動用私房，大手筆包了個紅包給老韓，也算“資遣”，所以雖然自此兩家因為社交圈子上下有別而疏於來往，淑英想，人情也許還在，而且她實在走投無路了。
韓家還在原來的地方，當年跟在花大姐翟古麗腳邊轉的女兒韓琪曼已經讀初中了。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