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便源源不斷有各種消息從祖國傳回來。那些消息有好的也有壞的，但更多的則是令人揪心和憤怒的。比如說日本人已經打到上海了，日本人在南京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等等。每一個消息傳到南洋，都讓在南洋的華人同仇敵愾，進而萌發了更加強烈的抗日熱情。黃澤如的舉人朋友王進學自從抗戰爆發，便一邊辦報紙，一邊接受陳嘉庚的指派通過滇緬公路，往來於南洋和中國之間，負責物資運送和與中國政府的聯繫，把他累得夠嗆。因為不管怎麼說，這時的他，也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那個階段，所有的南洋華人幾乎都沉不住氣了，出錢的，出力的，有什麼，出什麼，整個南洋都為抗戰熱血沸騰了。作為舊舉人的黃澤如，他和他那在“致遠號”上為國捐軀的兄長黃澤國一樣，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西方列強，和正在家門口的日本強盜，並從未停止過跟他們作鬥爭。他實在無法容忍日本人的囂張和狂妄，他們一次次的打到中國來，他們簡直把中國看成是想來就來，想去就去的自家後院了。只要日寇一天不消滅，他的心就一天不得安寧。此時的黃澤如幾乎已經無心南洋的事業，他的整個心思都已經被國內的抗日戰爭給揪去了，天天在南洋以“福建南洋公館”的名義，到處發放宣傳單，參加各類集會和遊行示威活動。
黃澤如無意中發現在那些活動的人群中，有一個他非常熟悉的身影，那就是陳淑嫻。憑心而論，陳淑嫻參加南洋的各類抗日活動，除了民族責任心外，其間還有她自己的一點私心。那個私心就是為了她所愛的人黃澤如。到南洋一轉眼已經幾十年過去了，如今的她，也已經是快四十的人了，但是對黃澤如，她卻初衷不改。她從一開始的敬重，慢慢發展到後來的愛慕，那種愛慕纏綿而持久，就像酒一樣，時間越久，便越濃烈。但她知道她和黃澤如之間是不可能的事，在黃澤如的心裡，與其說從來就沒有把她的感情當做一回事，不如說高蘭香一直就沒有離開過他，以至於使他的心裡沒有更多的空間去接納別個女人的感情。奇怪的是，陳淑嫻明明知道不可能，明明知道她和黃澤如之間不可能會有什麼結局，她那個感情的房間卻偏偏一直為黃澤如留著，容不得讓任何人踏進去一步。她在做那些事時，是那樣的無怨無悔，心甘情願，好像那是她應當做的，好像她這一輩子就是專門為了來等待黃澤如的。
作為男人的黃澤如，對於陳淑嫻的感情，他不可能熟視無睹，不可能糊塗到什麼都不知道的地步，他雖然明明知道陳淑嫻愛著自己，但是，由於前面所講的原因，他就是無法接受高蘭香之外的另一個女人陳淑嫻。這樣說似乎有點牽強附會，但是，你不可以否認，在這個世界上，確實就是有像黃澤如這樣的一類男人，他們可以死心塌地愛一個女人，他們把感情看得比什麼都要重，一旦有了感情，哪怕對方發生什麼變故，他們可以像古代貞婦烈女一樣，為對方守節。那個階段，黃澤如最為關心的是國內的抗日戰爭，王進學每一次從祖國回到南洋，黃澤如總是不停地問他，國內怎樣了，日本鬼子是不是見人就殺，見女人就強姦？日本鬼子真的在中國實行“三光政策”了嗎？類似的問題，王進學每次從祖國回到南洋，黃澤如不知要問上多少遍。有時，當聽到一些令人氣憤的回答時，黃澤如會破口大罵起王進學，就好像王進學本身就是一個日本鬼子似的，不免義憤填膺，一向文質彬彬的他也不免罵爹罵娘，罵一些平時從來沒有罵過的髒話、粗話，話語中，就差說一句：王進學，你小子也把我帶到抗日前線去吧，我要拿起刀槍殺掉那些王八蛋小日本！
但是，有一天，這句話他還是說了。他對王進學說，他也要回到中國去。大清國時他們一心想救國，想把那些外敵趕出中國，可惜清政府卻向那些外國人妥協投降，還把他們追得有家不能回，有國卻沒有一塊可以立身的土地。現在不一樣了，是政府抗日，全民也抗日，他為什麼就不能夠為抗日出一份力呢？他知道這時的中國，錢固然需要，物資固然需要，但更需要的是人，是人心。他必須回去，他說他雖然年紀大了，不能上前線了，但回去辦辦報紙，鼓鼓士氣也是可以的。沒想王進學卻給他潑了冷水，王進學說，中國現在不是缺辦報紙的人，而是缺扛槍上前線的年輕人。讓你上前線打仗去你能行嗎？你現在已經不是當年我們參加維新變法的時候了。我們都已經老了。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麼非得要上前線去呢？難道在後方，在南洋不一樣是抗日嗎？黃澤如說，日本鬼子打來了，我們的國家都快要滅亡了，我們還有什麼臉活著？我們雖然老了，不可以上戰場打仗了，但是參加戰地服務團，到前線去慰勞那些抗日將士總是可以的吧。王進學說，你如果非得要上前線不可的話，你可以讓你的兒子去。前些日子，國民政府派人來南洋招抗日誌願者，陳嘉庚那邊最近又組織一批汽車司機回去，現在內地缺很多司機的。
王進學這句講的是實話，當時的中國工業還很落後，現代工業文明的陽光還遲遲沒有照耀到古老的中國，飛機汽車等現代化交通工具幾乎屈指可數。一九一二年，由中國研製的第一架飛機在廣州才升空就折戟沉沙，慘遭失敗。而中國的第一輛汽車也是到了一九二九年底才在遼寧製造成功。中國唯一佔優勢的是陸軍的軍隊人數。其實，別說飛機汽車，就是自行車黃包車之類，當時也只有在那些比較大的和發達的城市才可以看到。因此，當一大批由海外捐助的飛機和運輸汽車運到內地時，飛行員和汽車司機就成了一個主要的問題。
於是抗戰爆發後，美國、加拿大、菲律賓等國華僑創辦的航空學校培訓的一大批飛行員先後回到祖國加入空軍，使中國的空軍得到加強。全國殲擊機飛行員中，華僑佔四分之三。南洋這邊，則以培訓汽車駕駛員為主。當時的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致電“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請代為招募華僑機工回國服務。收到電函後，陳嘉庚立即發出《南僑總會第六號通告》，並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號召廣大華僑回國服務，抗日救國。機工招募的條件是：一、具有犧牲精神，能熟練駕駛大型貨運汽車的司機以及修理工；二、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持有僑居地的駕駛執照；三、略識中文，略會說國語；四、凡應募者須持有所在地籌賑會或商店介紹函，以證明其確屬愛國志願者（以防漢奸混入）。
其實，那時正是國難當頭，華僑們的思想工作根本就不用人去做，他們的思想非常的單純，也幾乎沒有什麼私心雜念，他們甚至很少去考慮自己的東西，也沒有人教他們一定要怎麼去做。一切彷彿都是自覺自願的，好像國家面臨著災難，作為在海外的他們來說，責無旁貸，他們就必須伸出援手一樣。因為那畢竟是自己父母的祖國，也是他們自己的祖國。於是，他們成群結隊湧向報名點，有的瞞著父母妻子，有的虛報年齡，有的改名易籍，更有的女青年女扮男裝，上演一幕現代版花木蘭。感人肺腑的場面，數不勝數。那時，南洋到處都在傳頌著許多動人的故事，其中有兩件事猶為感動人。
一件事說的是馬來亞華僑劉瑞奇新婚不久，岳父的四間商店也需要他經營。但為了抗日救國，他還是決定報名。他知道妻子和岳父一定捨不得讓他走，為了不洩露消息，他悄悄開車到另一個埠頭報了名。出發那天半夜，他把結婚戒指、手錶、告別信包在一起，放進妻子的衣櫃，然後默默離開了溫暖的家。後來，從岳父的來信中，他得知妻子得了重病，岳父要他回南洋看看。可是為了民族大義，他滿含熱淚回信說，“中國抗戰一日不勝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此後妻子病危，岳父回國找他，因他參加運送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而沒有找到，妻子至死也沒能見他一面。新婚一別竟也成了永別！
另一件事說的是當南洋機工登船準備離開南洋時，碼頭上的親人們頻頻地向他們揮手。機工陳壽全這時突然發現了十二歲的弟弟從遠處跑來，跪在碼頭上呼喊“哥哥！哥哥！”放聲大哭。陳壽全也是背著年邁的雙親偷偷報名回國的，現在聽自己的弟弟撕心裂肺的喊叫，頓時心如刀割。那時，載著他們的船已經漸行漸遠，他衝碼頭的方向大聲喊著：小弟，告訴阿爹阿媽，我回唐山（中國）抗戰，請他們原諒我的不孝！等趕走日本兵，我馬上回來！
黃澤如心想王進學說得對，自己年紀大了，不能上前線了，但是可以讓兒子上呀！為什麼不可以讓兒子回國打日本鬼子呢？沒想，回到家中，兒子黃佑國已經先跟他開口了。兒子說他要開車子回國內參加抗戰去，過幾天就走了。兒子說得非常的平靜，好像這下他要去的地方不是抗日戰場，而是相當平常的一次回國探親一樣。儘管當時整個南洋的僑民天天都在談論如何回國參加抗戰的事，但不管怎麼說，這句話從兒子的嘴裡說出來，黃澤如到底覺得有點突然，他問兒子從哪裡得到的消息，兒子說，報紙上，還有滿世界的人都知道現在國內缺汽車司機，為什麼要聽誰說？黃澤如知道自己這話真的問得多餘了，這時，他問兒子說，你真的打算要回國參加抗戰了？兒子斬釘截鐵說，當然！
這句話對黃澤如來說很重要。黃澤如聽了覺得心里相當的欣慰，心想不愧是他的兒子，黃家的後代，兒子繼承了黃家那種大忠大義大勇大善的高貴品性，有了這樣的兒子，他還有什麼不能夠放心的。接著，他向兒子說了一通類似大道理卻是很實在的話，他說，你去吧，如果不把日本人從中國趕走，日本人一天不消滅，你就別回來！不是我這個當父親的心狠，你想想看，有一天，日本人把中國都給佔領了，中國不就亡國了？那時，不但國人要遭殃，就連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人也會變得一文不值。我們在那些英國人眼里為什麼沒有尊嚴和地位，就是因為我們的國家不強大。
這天晚上，黃澤如打開一瓶酒，讓廖紅玉炒了幾道菜，父子兩人第一次敞開心扉，邊喝酒邊進行了一次長談。黃澤如從他當年因為和那些舉人聯名上書皇帝，要求朝廷拒和，驅趕那些外敵，說到他和高蘭香如何被朝廷追逐，被迫下南洋。他告訴兒子，儘管他的父親負罪在身，曾經被朝廷遺棄，流落天涯，但如今國家遭難，心裡縱有萬般的委屈，也不能夠袖手旁觀，坐視不管。黃澤如說到動情處，不禁哽咽，讓兒子非常感動。黃佑國完全能夠理解父親的心情，不要說父親經歷過那些多災多難的故國往事，就是作為在南洋出生，南洋長大的他來說，當聽到父母的祖國遭受日本人蹂躪時，也一樣滿腔憤怒，恨不能插上兩隻翅膀，飛回父母之邦，和那些日本強盜一決生死。
這一年，黃佑國已經三十多歲了，已經兒女成群了。儘管父親黃澤如非常開明，但是妻子廖紅玉那邊，他卻還是要費很大的周折，去做她的思想工作的。請理解廖紅玉的心情，和所有中國人一樣，她並不是不想讓丈夫回到祖國參加抗日。這時，她更多的是從一個女人，一個母親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去看待自己的男人和兒女的父親上戰場。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樣的。男人除了老婆孩子，除了家庭外，還想事業，還想江山社稷。
女人的想法非常具體而實在，女人想的全是丈夫孩子，全是家庭；黃佑國是這個家中的一個男人，是這個家庭的頂樑柱，現在，這個頂樑柱就要上抗日前線打仗去了，而那子彈又不長眼，說廖紅玉不擔驚受怕那是假的。但是，事已至此，又值國家蒙難，廖紅玉也就依了丈夫。黃佑國要離開南洋的那個晚上，廖紅玉一個晚上都沒合過眼，她像是才認識自己的丈夫一樣，一遍又一遍地從上到下細細地打量著丈夫；又一遍又一遍地撫摸著丈夫的身體，就像許許多多女人交代就要出門遠行的男人一樣，廖紅玉同樣說了一大籮筐俗得不能再俗的話，她說，你可聽好了，等到趕走日本鬼子的那一天，你要好好的回來，一根頭髮，一根指頭也不能夠給我少了。否則的話，就是我饒了你，孩子也饒不過你！黃佑國的回答自然不可能讓廖紅玉失望，但正像前面已經說過的，子彈是不長眼睛的，黃佑國縱然如何作保證，事情該發生的還是會發生的。那是後話。
同一個時候，還有一個人也在為準備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事忙著。那個人是陳可鏡的兒子陳山子。丈夫要上前線了，做妻子的心情都一樣，難免會擔驚受怕。而那時，黃佑娘已為陳山子懷上了他們的第四個孩子。那些天，黃佑娘幾乎放下所有的事，一條心陪在丈夫的身邊，免不了也是沒完沒了說著廖紅玉向黃佑國說過的那些話。一遍又一遍，就好像是在教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樣。在那種時候，男人好像特別有耐性，脾氣特別的好，妻子在身邊如何嘮叨，也一點不生氣，最多只是講一句：知道了，我都聽進去了！
於是，做妻子的也不懂得丈夫到底有沒有聽進去自己的話，反正被哄得心熱熱的，就覺得心里特別的寬慰，擔心也變得少了一些。
黃佑國和陳山子同時決定回國參加抗戰，完全是不謀而合，他們事先並沒有進行任何商量。但是共同的志向和目標卻讓他們走出了共同的一步。那確實是華僑史上的一個壯舉。
那時，許多在南洋的國內音樂人還編了很多激情昂揚的歌在南洋傳唱，其中，有一首猶為著名。那是一首專門為南洋機工寫的歌，歌名叫“運輸救國歌”。南洋機工幾乎人人都會唱。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