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昨天是難以忘卻的。華熒山腳下的槍聲並沒有最後消除郜明對昨天的記憶——不是不想消除，而是消除不了。安忠良死了，他的妻子唐娟還活著。有一次他無意中在被拘押的反革命分子名單上發現了她的名字，當即叫人核查匯報，後來還在匯報材料上作過批示。事過多年了，如今再回憶具體批了些啥，已記不清了，他在後來的歲月中做過的批示太多了，再好的腦子也難得記下來。好在那內容還大致記得，大抵是說明唐娟其人雖係安忠良之妻，有知情不報，窩藏反革命之罪，但當年曾掩護我黨同志，在歷史上做過好事，應予釋放之類的話吧。
批示做過之後，唐娟好像是放了，至少後來放了，彷彿全家遷離了清浦，回安徽農村老家去了。如果唐娟熬過了其後的多次政治運動，和1959年開始的大饑荒，改革開放後至少會有一個不愁溫飽的晚年吧？卻也說不准，一場場政治運動不說，三年“自然災害”就夠她受的，安徽可是重災區啊！
昨天的記憶並不僅僅滯留在唐娟一人身上。後來的幾年，郜明一直置身於清浦，每天都和舊有的景狀謀面，威廉大街還在，125號還在，大教堂還在，昨天的痕跡也就無時無刻不觸起他刻骨銘心的記憶。更何況，除了唐娟之外，經歷過1925年那個早晨的季伯舜和鄭少白都還活著，他怎麼可能真正忘卻呢？
郜明到獄中看過季伯舜，也在被欺騙之中和鄭少白共過幾年事。這兩個人和安忠良一樣，都在脫離那個早晨以後墮落了。季伯舜這個政治瘋子麵對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依然死抱著托洛茨基的超革命理論教條不放。鄭少白則早在30年代就出賣同志，當了無恥的叛徒。他們共同擁有的那個早晨實際上在開始的時候就失落了，記憶中的昨天充滿了哀傷。這哀傷的感情無疑是有害的，也是危險的，毛主席早就說過：“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風雨洗禮的他實在不該再保持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脈脈溫情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開始了，他作為一名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沒有任何理由沉湎在那些逝去的時光中期期艾艾——黨不允許他這樣做，黨需要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去。
那時候，郜明的老搭檔魯文軒已做了軍長，有一段時間軍部就駐在清浦市內。魯文軒常帶著幾隻豬蹄子，一包豬耳朵找郜明喝酒，常不無自豪地對他說：“老郜，你老伙計放開手干好了，我老魯既當你的保鏢，又做你的後盾，誰敢給你老兄、給咱人民政府搗亂，我老魯用槍桿子收拾他……”
每逢聽到魯文軒這樣說，郜明總要適時地提醒說：“老魯哇，事情怕不會這麼簡單喲！我們靠槍桿子打天下，卻不能靠槍桿子治天下喲！再說，現在我們掌握了政權，明火執仗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敢輕易跳出來殺人放火了，公開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轉換成了隱秘複雜的思想路線鬥爭，這種根本趨勢不認識清楚，只怕你這後盾當不好喲！”
魯文軒不以為然，認為郜明多慮了。這位老戰友根本沒想到1957年右派分子會藉大鳴大放之機向黨進攻，更沒想到還有什麼反右傾鬥爭。結果，魯文軒非但沒做好他的後盾和保鏢，自己在反右傾時，也陷了進去，不但受了處分，還被降了幾級。陷進右傾泥坑時，魯文軒已離開部隊，做了主管農業的省委書記。這都是後話了。
反右的時候，魯文軒表現還是很好的，那時他剛剛轉業，對地方工作不熟，常常一連幾個星期、幾個月在下面跑。有一回在林學院碰上幾個右派學生在鳴放會上大放厥詞，說什麼共產黨不講民主，太專制。魯文軒當場把他們頂了回去，發火要把他們抓起來。右派學生因此大鬧起來，狀紙遞到省委，遞到北京，告魯文軒用軍閥作風壓制鳴放。後來的結局是不用說的，魯文軒沒被告倒，那些學生們自己倒是倒了，“工人階級”一說話，這些人全都戴上了右派帽子。
郜明認為這並不錯。一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都堅持認為，反右是完全必要的，右派是真實存在的，他和黨共同犯下的錯誤只是擴大化了，也僅僅是擴大化了。
如果說魯文軒是在偶然的時間和場合，憑樸素的階級感情無意中成了反右英雄，那麼，郜明就是在天天和右派分子打交道的過程中，認識了右派分子的真實面目後，自覺和黨保持了一致。那時，郜明已調離清浦，到省委書記處做主管宣傳文教的省委書記了，先是負責全省的鳴放工作，後來又負責反右派。
鳴放期間，省城的幾個大學鬧得很兇，民主自由的口號滿天飛，好像中國已成為第二個匈牙利了。一個叫章飛飛的右派女學生寫了篇題為《我的政治意見書》的文章，在校園里四處散發，還給郜明和省委書記處的領導各寄了一份。意見書洋洋萬言。今天看來，問題並沒有那麼嚴重，許多觀點不無可取之處，可在當時卻沒一條能夠站得住腳。他一看就火了，當即在意見書上批道：“……這些言論可以說是一些反革命分子的綱領性文件，請宣傳部門和其他有關的紅色秀才們好好看一看，在必要的時候予以反擊。另外，要查清楚這個章飛飛是何許人！”
沒出三天，章飛飛的背景就查清楚了，負責此事的同志們拿來了章飛飛的檔案。郜明看了檔案大吃一驚，這才知道章飛飛是章小寒之女。章飛飛自己在履歷表上並不諱言，明明白白寫著：“……其父章小寒早年參加過中國共產黨，參與領導過1925年清浦總同盟罷工，抗日期間當了漢奸，清浦光復後被國民黨政府以漢奸罪判處無期徒刑，1949年病死獄中。”
世界真小，郜明可沒想到，事過多年之後，他會和這麼一個老熟人的女兒在這麼一場嚴酷的政治鬥爭中交上手。郜明覺著，他有必要和這個老熟人的女兒談談，不是為了敘舊，而是以執政者的身份告訴她：和共產黨交手不會有好下場！
章飛飛應約來了，很靦腆地和他打招呼，他沒答理，打個手勢讓她坐下，而後，很不客氣地說：“你的政治意見書我看了，坦率地告訴你，我這個共產黨的省委書記不敢苟同！你們還是娃娃，懂什麼政治？談什麼意見？章飛飛，如果你承認這是胡鬧，我和我們黨可以原諒你。如果你不承認，堅持意見書的觀點，我就只能認為，你是受了乃父的影響，在向中國共產黨，也向我們的人民挑戰！”
章飛飛毫無懼色：“郜書記，你錯了！我有個漢奸父親不錯，可也是黨的女兒！十二歲我就替地下黨的會議放哨，就在母親和叔叔、阿姨的帶領下參加過反蔣大遊行。我受的影響是母親和那些共產黨員叔叔、阿姨的影響，今天，當我寫這份意見書的時候，想到的也是他們。然而，就是如此，我也依然認為，不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其他任何一個政黨，都不能把一黨利益置於全民族的利益之上！”
章飛飛顯然不是因無知而胡鬧，她的思想可以說是有體系的，當天郜明沒能說服她，後來的一次次批判會也沒能批服她，最終，她被劃為極右分子去接受勞動教養了。她的母親，一個市級報紙的副總編也在1958年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據報社的同志揭發說，這個做母親的為右派女兒鳴冤叫屈，私下和朋友議論說：掌握著國家機器的共產黨不能用大規模的反右運動來鎮壓不同的聲音。
郜明在十萬人大會上公開說：“……錯了，反右很有必要！資產階級右派借鳴放之機向黨進攻，言有罪之言，我們聞者也就必須予以反擊，對右派分子就是要堅決鎮壓！事情很清楚，我們不反擊不鎮壓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黨給全國絕大部分右派平反以後，再回頭看那場反右鬥爭，郜明又感到當時自己把問題想像得過於嚴重了，許多話也說過分了。右派是有的，但並沒有那麼多，也並沒有形成足以亡黨亡國的勢力，有些人被劃右派是完全沒道理的。搞到後來，當年的幾十萬右派只留下區區幾個沒改正，可黨的文件上沒有全盤否定反右鬥爭，郜明便不能全盤否定。和黨保持一致，是他終生不渝的政治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