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道土耳其回到國內已是1929年夏天了。這期間似乎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事情，季伯舜在其撰寫的《忠於信仰的人》中記述得不多，他僅僅提到的一件事是在伊斯坦布爾被土耳其警察扣留盤問，那也是有驚無險，和他後來的艱難生涯相比簡直不算什麼。
值得注意的倒是季伯舜和李維民、吳國平在土耳其輾轉歸國途中，在牛車上的一段描寫和內心獨白。這段描寫和獨白，比較真實地揭示了他們當時的處境和心境，似乎有特別加以重視的必要。
季伯舜是這樣描述當時情形的：
“……牛車在曠野泥濘而坎坷的道路上緩緩前行著，車輪的每一下轉動都生髮出'吱吱呀呀'的聲音，使你不能不感到異常沉重。如果你也曾帶著一種宗教般的聖潔感情，投身於一個革命成功的國度，而那革命成功的國度卻把你驅逐出境；如果你也曾找到了真理，找到了信仰，而卻被你的同志看做危險的敵人；如果你也曾攜著飢腸轆轆的肚皮，拖著疲憊的身體，置身於異國曠野的牛車上，我想，你大概也會體會到沉重的滋味。
“……我當時很想哭，很想對著異國天邊的夕陽好好哭一場，為托洛茨基同志，為伊万諾維奇同志，也為我自己。可我沒有，當我看到賣力拉車的軛下的牛，我突然明白了：我和我的被驅逐的同志們，就是拉車的牛啊！未來中國革命的這輛車要我們齊心協力來拉呀！可能還會有許多挫折，還會受到許多不公正待遇，但當革命的車拉到勝利終點時，歷史將會感謝我們，人民將會感謝我們！托洛茨基反對派在蘇聯暫受挫折決不意味著從此失敗，更不意味著在中國的無所作為。我們離開斯大林官僚專制的蘇聯，正可以在中國大顯身手，我們將要用中國革命的實踐來證明托洛茨基同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李維民、吳國平兩位同志說了，他們也很贊同。他們說，應該把在蘇聯發生的事情真相毫無保留地告訴中國同志，把托洛茨基的思想——尤其是關於中國革命的思想準確、完整地傳播到中國來，以揭穿斯大林的機會主義面孔，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黨的形象。
“……車輪還在那裡'吱吱呀呀'地響，軛下拖著重負的牛，吃力地向前掙著，駕牛車的土耳其人木然地揚起了鞭子……看到那揚在空中的鞭子，我又想：在未來的革命旅途上，我會倒在馭手的鞭下麼？我自己又會不會變成馭手，把革命的鞭子抽在自己同志的脊背上呢？遐想由此開了頭，漸漸變得漫無邊際了，當牛車在晚暮中馳進一個叫埃爾納爾的小集鎮時，我朦朦朧朧地睡了過去……”
應該說，在土耳其，在那輛牛車緩緩馳向那個叫做埃爾納爾的小集鎮的時候，季伯舜已多少預感到了未來人生道路的曲折坎坷。但是那曲折和坎坷將因為他的信仰，因為托洛茨基的緣故而伴隨他未來的一生，則是季伯舜根本沒有想到的。
1929年6月，季伯舜到了上海，積極參與托派組織“我們的話社”的活動。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裡，先後寫作翻譯了十幾篇介紹托洛茨基主義和批判斯大林的文章，並親自散發“我們的話社”的刊物、傳單，成為這個中國最早的托派團體的重要成員。
1931年5月，在流亡土耳其的托洛茨基的親自敦促下，“我們的話社”和其他三個因觀點不同而論戰不休的托派組織“十月社”、“戰鬥社”、“無產者社”實現了統一。季伯舜代表“我們的話社”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代表大會，這次會上成立了反對派中央。前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當選為反對派中央總書記，季伯舜當選為中央委員。
這是季伯舜一生的頂點，也是中國托派組織的頂點。
頂點上的輝煌是極其短促的。在那短促的日子裡，在統一的表像下，分屬於四個團體的托派成員依然內訌不止。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為反對派中央的人事安排問題，吵得不亦樂乎。及至最後，竟然發展到有人向反動當局告密，導致許多中央委員被捕。托派中央領導機關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竟然被搞得兩次癱瘓，第二次連總書記陳獨秀也未能逃出身陷囹圄的命運。
季伯舜也被捕了，不過，不是在那兩次中央機關被破壞時集體被捕的，而是在1933年10月，在上海法租界被叛徒李維民出賣單獨被捕的。李維民什麼時候成為叛徒的，季伯舜並不知道。只知道1931年“無產者社”的馬玉夫跑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時，幾個中央委員被捕，李維民好像也被捕了，後來兩年里便不見了踪影。
1933年10月的那天，季伯舜在法租界街頭碰見李維民是極偶然的。李維民否認自己曾經被捕，極是熱情地約季伯舜晚上去一家餐館喝酒，季伯舜就去了。季伯舜做夢也沒想到，這個自稱為“天然托派”的溫州人，會為他設下一個致命的陷阱。季伯舜趕到餐館時就發現情況不對頭，四處都是特務，可想脫身已經來不及了。季伯舜大叫起來，引來了許多外國巡捕，指望外國巡捕會保護他。卻不料，那些巡捕不由分說便把他抓住了，三天之後引渡給了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
季伯舜在中國土地上的磨難自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