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成為季伯舜精神之父的不是波魯揚·揚·伊万諾維奇，而是托洛茨基。
季伯舜無數次夢見這麼一個場面：在一個雨後的傍晚，在一片霞光映照的曠野上，他背著簡單的行囊，腋下夾著雨傘，在泥濘的路上走。他走過的路途上站著一個塑像般偉岸的身軀，身軀上伸出的巨掌放射著耀眼的光芒，像是無形中托著一輪太陽。
第一次咀嚼這個夢境的時候，季伯舜把那個偉岸的身軀指認為自己的父親，以為那是1919年他離開豫西老家到開封求學時，父親為他送行場面的再現。可後來，那場面出現在莫斯科街頭上，出現在清浦的威廉大街上，那偉岸的身軀漸漸明晰起來，明晰得就像莫斯科街頭托洛茨基的巨幅畫像。他分明看到了——有時大白天獨自一人在那兒凝神靜思時也會看到，托洛茨基同志揮舞著手臂，在厲聲痛斥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正罪惡地葬送著中國革命。
在《忠於信仰的人》中，季伯舜寫道：
“……中國革命被葬送了，托洛茨基英明的預見在1927年4月以後——變成了現實。歷史並沒有花費多長時間就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正確主張。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公然叛變革命。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分共會議'，正式打出反共旗號。中國共產黨人被屠殺，被逮捕，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剛從國內撤到莫斯科的一位清浦同志告訴我，我所欽佩的安忠良，也在清浦舉起了屠刀，清浦黨組織幾乎被徹底毀滅。”
1927年季伯舜在莫斯科度過的那個秋天，無疑是個痛苦的秋天。在《忠於信仰的人》中，季伯舜又寫道：
“……如果說在那個秋天之前，我擁護托洛茨基，是出於對托洛茨基個人身世的同情，是出於對社會主義黨內民主的嚮往。那麼，在那個秋天之後，我成為一名堅定的托洛茨基反對派，則是出於痛苦反思之後的成熟選擇。痛定思痛，我為自己往昔的輕信和無知感到羞愧，真誠地認定托洛茨基同志不但屬於蘇聯，也屬於全世界、全人類。他的高度和遠見確鑿無疑地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任何一位馬克思主義者……”
然而，1927年已不再像1917年那樣屬於托洛茨基。聯共布爾什維克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公開載文連續對托洛茨基反對派展開激烈批判。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發表了立場強硬的講話，並以鐵腕手段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反對派被激怒了，紛紛走上了街頭，舉行了一系列示威遊行，進行最後的反抗。
這年11月7日，左派反對派單獨舉行了自己的慶祝十月革命十週年的遊行活動，把黨內鬥爭推向了高潮。
季伯舜參加了反對派舉行的十月革命節的遊行，同時參加遊行的還有李維民、吳國平等一些中國托派留學生。李維民在遊行集會上還發表了激昂慷慨的講話。這一天，莫斯科一些高大建築物上掛上了寫有“世界革命領袖”字樣的托洛茨基巨幅畫像，遊行隊伍打出了“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會主義”、“反對分裂，維護列寧黨的團結”、“實現列寧遺囑”的大幅標語。 “托洛茨基同志萬歲”的口號聲一陣陣響起。季伯舜舉著拳頭跟著喊，彷彿是置身於反動軍閥統治下的清浦。他那時就朦朦朧朧意識到，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專制也決不比打著其他旗號的專制更美好，未來中國的社會主義，決不能是現在蘇聯的這個樣子。因此，季伯舜認為，他和托派同志走上街頭決不是在反對社會主義，而是在堅持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原則。
就在這次遊行中，季伯舜第一次看到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投身到擁護他的反對派隊伍中來了。季伯舜遠遠地看到，他的精神之父從一輛小汽車裡鑽出來，向大家微笑、招手。這位反對派領袖好像要發表講話，可就在他舉著那具有煽動力的大手，剛要開口說話的時候，隊伍亂了起來。有個混在隊伍中的斯大林分子突然高喊：“打倒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聽到了那個聲音，把揚起的手臂猛地劈了下去，說：“擁有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反對派是打不倒的，是不可戰勝的！”
季伯舜聽到了，聽得十分真切，好像托洛茨基不是對著整個遊行隊伍，而是對他一個人講的。是他在那片霞光映照的曠野上蹣跚前行時，那個偉岸的塑像般的身軀對著他耳畔講的。那聲音在天地間轟鳴著，喧叫著，把季伯舜的整個生命都浸滲其中。
季伯舜的眼淚一下子奪眶而出，眼睛模糊了，人頭攢動的世界變得一片渾噩，托洛茨基的身影也從那炫目的高處消失了。
季伯舜再次看到托洛茨基時，已是十一天以後了。
十一天之後是1927年的11月16日，那天是聯共黨內的著名人物、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重要成員和孫中山一起發表過《共同宣言》的蘇聯外交部長阿·阿·越飛的葬禮。越飛在最後一次向托洛茨基表示了自己堅定的反對派立場之後開槍自殺了。托洛茨基在萬分悲痛之中親自參加了為越飛舉行的隆重葬禮。
喪禮沒有像反對派十月革命節遊行示威那樣預先通知和準備，而且沒有選定在一個假日舉行。但是季伯舜和李維民聽說後，還是偷偷趕到了停放著越飛棺木的外交部所在的大路比揚卡大街，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親耳聆聽托洛茨基慷慨激昂的演講。
悲痛和沈重的精神壓力改變了托洛茨基的面容。他顯得那麼疲倦而蒼老。當他在拉狄克的陪同下，從參加喪禮的擁擠人群中擠出來的時候，寬闊的額頭上佈滿了虛怯的汗水，頭髮也有些凌亂。
送喪的隊伍緩緩向新處女墓地教堂進發，途中參加喪禮的共青團員、青年學生們有節奏地呼喚著托洛茨基的名字，唱起了內戰時期的紅軍歌曲。 “紅軍領袖托洛茨基萬歲”的重唱部分，被一遍又一遍、一聲高過一聲地熱烈重複著，彷彿永無休止，永無盡頭。
季伯舜不會唱那支歌，過去甚至從未聽說過那首歌，他是在那次難忘的喪禮上學會那首歌的——而且僅僅是那一句。
那一句高昂的旋律就此在季伯舜胸中激蕩了半個世紀。
在新處女墓地教堂，托洛茨基發表了最後一次沉重的演說，他面對著自己年輕的信仰者，面對著已經降臨的死亡和還將降臨的死亡，表現出了一個寬容大度和鎮定自如，呼籲團結，號召恢復布爾什維克列寧黨的統一……沒有像過去那樣具有強烈的煽惑精神，也沒有像過去偉大的演說者所慣有的那種激情，但是，托洛茨基的演講還是深深打動了季伯舜。季伯舜覺著他正是在新處女墓地教堂真正體察到了托洛茨基的那顆苦難而偉大的心，體察到了思想先行者們特有的孤獨。後來，當這種先行的孤獨長期地籠上他心頭時，季伯舜才明白這孤獨裡滲透著多少難言的艱澀。
喪禮結束後，托洛茨基在眾多狂熱的擁戴者的保護下走出教堂，人們紛紛往托洛茨基走過的道路上擠。季伯舜知道機會來了，也拼命向前擠，終於在托洛茨基走到教堂門前時，僥倖擠到了托洛茨基面前。季伯舜本來是想去握托洛茨基的手的，但從季伯舜身後擠過來的人，又把季伯舜和托洛茨基隔開了。季伯舜只得哽咽著，嘶聲大喊：“托洛茨基同志，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向您致敬！”
托洛茨基居然在嘈雜的喧鬧聲中捕捉到了季伯舜的聲音。
托洛茨基停住了腳步，轉過了身子，把一隻溫暖的手向季伯舜伸來了：“謝謝中國同志！向中國同志致敬！”
季伯舜緊握住托洛茨基的手說：“托洛茨基同志，事實和歷史已經證明了您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偉大預見，事實和歷史還將證明您在未來的中國革命的決定性影響，為此我請求您更多地關注中國發生的事情，為中國革命指明道路。”
托洛茨基說：“中國革命因為斯大林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的嚴重錯誤，已經步入低潮，群眾鬥爭情緒低落，已不宜再進行武裝鬥爭。所以，我已經建議共產國際，提出國民議會的口號，深入動員群眾，團結群眾，逐漸形成革命高潮，一俟高潮形成，即打出蘇維埃的旗幟，武裝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
季伯舜說：“可……可中國目前正在四處組織暴動……”
托洛茨基手一揮：“這是共產國際錯誤的繼續，也是你們中國黨錯誤的繼續，他們從右傾一下子轉為了左傾，是冒險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是沒有前途的！”
這時，托洛茨基已經走到了墓地上，年輕的蘇聯共青團員們把季伯舜從托洛茨基身邊擠開了。也是在這時，季伯舜看到了前方不遠處站著一群紅軍士兵。季伯舜聽到了一位年輕的烏克蘭小伙子對著紅軍士兵們喊：“紅軍同志們，為我們紅軍的偉大締造者托洛茨基高呼烏拉吧！”
沉寂了片刻，無數只年輕軍人的手握著槍舉過了頭頂，“烏拉”之聲如轟然爆發的雷鳴，瞬時間響了起來。
這是最後的吼聲。
兩個月之後，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流放到靠近中國新疆的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嗣後終於被斯大林派遣的殺手暗殺。五個月之後，伊万諾維奇教授和中山大學所有托派教授們在同一天被捕，此後相繼被流放處決。在大逮捕同時被捕處決的還有黨內外一大批並非托派的托洛茨基的同情者。而季伯舜和李維民等中國托派留學生則被隔離反省，開除黨籍，後來全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