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說來就來了，來得有聲有色。 1938年9月底，日本人的飛機三次飛臨清浦上空，嚇得英國人德國人的廠子每夜都用點燃的小火油桶拼出自己的國籍字母或國籍圖案，防止日機轟炸。不過，那時日機還沒轟炸，直到9月30日都沒轟炸過一次。 10月2號，轟炸才正式開始。那是個天剛濛濛亮的早晨，二十幾架日本飛機一下子飛來了，把幾百顆炸彈掀了下來，大興紗廠和大飛道一帶變成了火海。用點燃的油桶拼出“卐”字圖案的德華公司也未能倖免，公司的鑄造分廠也吃了一顆日本炸彈，廠房被炸塌小半邊。東方機車廠是日本企業，清浦開戰前，一些能拆走的機器，被作為敵產拆下裝車、裝船運走了，未及撤走的廠房、設備都沒挨炸。大約日本軍方對日商在清浦的工廠心裡有數吧。
從10月2號開始，到10月14號結束，轟炸一共有七八次之多。其中有一次，一顆炸彈竟落到了瑪麗路的領事館區，差點沒把英國領事一家人炸死。
萬幸的是，一直到大轟炸結束，靠近商業區的霞虹路都沒挨炸。鄭少白一家人除了受到一次次虛驚外，一切安然無恙，房屋的玻璃都沒震碎一塊。 15號中午，日軍正式開進了清浦市區。清浦工商維持會的漢奸們讓威廉大街兩旁的商戶掛出了太陽旗，漢奸們還在街心廣場舉行了一個歡迎日本人的儀式。
當天下午，日本人就貼出告示，要原東方機車廠工人在規定的期限內回到廠裡復工，告示上說，凡抗命不從者，一律以反滿抗日論處。鄭少白老實按規定時限去了，他倒不是怕落個反滿抗日的罪名，而是怕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月裡丟掉飯碗，這與他的怯懦沒多大關係。幾十年後回憶起來，鄭少白還辯白說：“我當時的想法就是：不管哪朝哪代，人總得吃飯。我不回東方廠復工，老婆、孩子和小湧、小玲都得餓死。那時雖說郜明給我的一百塊大洋還沒用完，可我還是得留條後路！誰知道日本人在清浦要呆多久呢？！”
說起來日本人也真有效率，空蕩蕩的一座東方機車廠，轉眼間熱鬧起來。一台台從淪陷區弄來的機器進廠了，一車車鋼材、鐵板用小火車運來了，工廠不但在三個月內恢復了正常生產，同時，還新建了一個軍工分廠，專門為日軍維修槍械，製造手榴彈、小鋼砲啥的。軍工分廠是用高牆、電網圍起來的，是東方廠的廠中廠，門口日夜有雙崗。除部分技工外，被圍在裡面工作的大都是從淪陷區抓來的所謂募集工和國民黨戰俘，清浦當地人不多。
鄭少白沒被弄進軍工分廠，而是繼續做他的台案鉗工，開頭一天工作十小時，甚至十二小時，廠裡發七斤黴高粱。後來，市裡的漢奸政府成立了，勞作時間才改為八小時，工薪也由每天發霉高粱改成發廠內代金券去買黴高粱或兌現鈔。
日子更難過了，雖說一天工作十六小時，上兩個班，能拿到兩個班的代金券，但由於代金券制度給了廠方盤剝的機會，更由於市面物價飛漲，實際上鄭少白這時上兩個班掙來的工錢還不如以往乾一個班掙的錢多。葉春蘭的小攤也不敢擺了，擺攤不但不掙錢，還虧本，白抽白拿的流氓無賴太多，這些流氓無賴大都是漢奸，日本人倒很少見。
日本人的黴高粱吃了差不多兩年，郜明代表黨組織給鄭少白的一百塊大洋也貼上去用完了，鄭少白終於想到了偷，這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如果當時有可能用革命的辦法來解決肚皮問題，如果當時廠裡的工友們敢於和他一起再鬧一場總同盟大罷工的話，他一定會豁出性命參加的。遺憾的是當時既沒有這種機會，也沒有這種可能。 1939年，日本人對東方廠實施的是軍管，皮靴和刺刀不容許工人們有任何形式的反抗。鑄塑工段的幾個工友僅僅因為反對廠方往黴高粱裡摻沙子，和發售站的工頭吵了一架，日本人就把他們抓起來關了一個月。有組織地進行經濟鬥爭是1940年以後的事，那次全廠性的怠工，促使日本人取消了代金券制。而和地下黨取得聯繫，進行武裝鬥爭，則是1942年以後的事了。那時，鄭少白已經進了日本人的閻王殿，否則，他一定會參加怠工，也一定會參加工人游擊隊的。
在1939年，鄭少白能想到的唯一反抗途徑是偷盜。偷工廠的銅材，用來賣錢養活五個飢寒交迫的孩子，這其中有兩個是烈士遺孤。準備偷盜之前，鄭少白曾花了幾個星期工夫，細心觀察了廠門口日軍門衛的檢身情形。鄭少白髮現，夜裡零點中班工人下班時，日本門衛檢身很馬虎，也不逐一檢查，只是看到誰可疑，才拉過來摸一摸。鄭少白便決定，利用中班下班的機會來偷盜作案。
偷盜方式是多種多樣的。鄭少白曾在一隻破電筒裡裝上銅棒大大咧咧地往外帶。曾把可以用來配鑰匙的黃銅板墊在鞋子裡一點點往家裡拖。也曾把銅絲纏在布腰帶裡，不動聲色地裹出來。最大膽的一次，鄭少白竟把一塊足有四五斤重的銅軸瓦埋在十幾斤黴高粱裡，公然地端了出來。那一次差點惹出了大麻煩：軸瓦是日本總技師急用的，第二天四處找不到了，漢奸監工張歪嘴嚇青了臉，把當班的工友一通臭罵，卻又不敢向廠部日本人報案，只得重新趕製。
偷出的各類銅材鄭少白並不直接賣錢，他是個好鉗工，任何銅材到他手裡都能派上用場。他用偷出來的黃銅皮給人家配鑰匙。把銅棒、銅瓦軸熔化了，鑄出一個個小銅佛，讓孩子們到街頭巷尾四處去賣。有一次，王湧甚至賣給過路的日本兵一隻。
那陣子真苦，白天在廠裡上兩個班幹十六個小時，回到家還要關在小東屋裡偷偷摸摸地從事個體生產，一天睡不了四小時。一次不留神，鄭少白差點被熔化的銅水燙傷。幹這一切的時候，王湧總是他最好的幫手。那時王湧也十二、三歲了，白天照例和妹妹王玲去拾破爛、賣銅佛，夜裡就和他作伴，銼鑰匙，灌鑄一隻隻小銅佛，有時王玲也伸著頭趴在一旁看。兄妹倆都懂事了，都知道這樣偷盜很危險，都曾勸鄭少白別這樣幹，他們怕鄭少白哪一天上班後，再也回不來。
危險鄭少白當然知道，可卻沒法不干。不說為自己的三個兒女，就是為王湧、王玲，他也得乾。王三哥因為他的不義而死了，他不照顧好他的一雙兒女是天地不容的。結果，一家人為之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有一天夜裡，當他把一塊巴掌大的銅皮塞在破氈帽帽頂的夾層裡往外帶時，被日本門衛發現了。
發現完全是偶然的。當時，等著出廠的下班工人很多，鄭少白從兩個日本衛兵面前走過時，照例按規定取下帽子給他們鞠躬——對鞠躬這事，鄭少白一直不敢馬虎，總怕馬虎惹出麻煩，暴露偷竊的秘密。那天，鄭少白也並不馬虎，並沒有因為帽子裡藏有銅皮，就慌慌張張點頭而過。鄭少白是抓著帽頂的銅皮，把帽子恭順地貼在胸前給日本門衛鞠躬的。不料，這時偏從後面擠過來一個莽撞的工友，撞著了他的胳膊肘，他胳膊一麻，手一軟，帽子掉到了日本門衛腳下，銅皮一下子露了出來。日本門衛愣了，鄭少白也愣了。鄭少白沒待門衛回過神來，轉身想往廠裡跑。不料，身子剛轉過來，日本門衛的槍托子就砸到了他身上。
鄭少白被捕了，連夜被押往閻王殿。閻王殿就是軍工分廠，日本的特三科設在裡面。廠裡的工人只要和特三科打上了交道，不死也得脫層皮。當天夜裡，鄭少白就吃了苦頭，特三科的幾個漢奸把他雙手捆著，用電葫蘆吊到半空中，輪番握著皮鞭抽他，皮鞭上還沾了涼水，直抽得他死去活來兩三次。他們要他招認：一共偷了多少次？鄭少白咬死口說，只這一次，他只是想用這塊銅皮配兩把家裡用的鑰匙。特三科的人不信，第二天撲到他家裡，想搜出足夠的贓證。
幸運的是，鄭少白出事的消息工友們連夜告訴了葉春蘭。葉春蘭也不糊塗，馬上喊醒小湧、小玲，把東屋的破台鉗、小熔鍋全藏了起來。待得特三科的人進門翻箱倒櫃時，罪證大都消失了。鬼子漢奸們搜了大半天，只搜出了一小截舊銅線，事情才沒鬧大。如果當時搜出了破台鉗、小熔鍋，估計鄭少白這條小命就保不住了，日本軍方沒準會以破壞軍工生產，反滿抗日的罪名把他處決。
日本人認為這是一般的小偷小摸，關了鄭少白一個月後，把他留在軍工分廠繼續幹鉗工。雖說還是鉗工，自由卻從此喪失了，他名義上沒進監獄，實際上等於進了監獄。日本人不讓鄭少白回家，讓他和那幫從淪陷區抓來的募集工、國民黨軍戰俘吃住在一起。白天干活，晚上睡覺，都有大日本皇軍給他們站崗。唯一區別於戰俘、募集工的待遇是：廠裡照發他一份工薪。隔上三兩個月，還允許家里人來探望一下，送點東西。
日本人知道鄭少白是個好鉗工，很看中他的手藝。管理軍工分廠的日本廠長曾對鄭少白說過：只要他好好乾，多替皇軍效勞，將功贖罪，日後還是能回東方廠自由做工的。開初，鄭少白還真信了，真就好好乾了，可後來才發現，日本廠長是在騙他，進了這座閻王殿的，幾乎沒有一個人能活著走出去。他要想從這裡出去，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累死在這裡，被日本人抬出去；再一種是，國軍最終打敗日本人，他作為被解放的奴隸走出去。對日本人的仇恨，因這殘酷現實的壓迫，日復一日地深刻起來。對安忠良先生和安先生為之效勞的那個國民政府的好感，則隨之與日俱增。那時，鄭少白做夢都夢見安先生和郜先生重新進入清浦。他知道安先生和郜先生都是抗日救亡團的，他們有游擊隊，游擊隊在打日本！
後來有一天夜裡，是哪一天記不起了，不是1942年就是1943年，游擊隊的人還真的打進來了。槍聲響了半夜，軍工廠的圍牆被炸塌了半截，七八十口子戰俘、募集工趁亂逃了出去。鄭少白當時正上夜班，身邊有鬼子兵持槍看著，沒逃成，心裡卻真誠地為擺脫魔掌的同胞們高興。
葉春蘭和家里人常來看他，葉春蘭看一次哭一次。小玲也哭，恆仁、恆義也哭，倒是小湧大了，有點像個男子漢了，非但不哭，反而做出笑臉安慰他說：“叔，你自個兒保重就行了，別憂心我們，小鬼子的日子長不了的，我知道，劉二叔告訴我的！”後來鄭少白才知道，那個劉二叔的弟弟是抗日游擊隊的，劉二叔曾經想把小湧送過華熒山，到游擊區去幹八路的。小湧猶豫了幾天，最終沒去，小湧自認為是個男子漢了，不能對這個支離破碎的家庭這麼不負責任。
那年，小湧還不到十六歲，已在東方廠正式上名做了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