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過多年之後再想想，鄭少白才知道，安先生要他保守叛變的秘密，不要再到威廉大街125號去，的確是為他好，否則他在這紛亂的人世上就難以做人了。
當時鄭少白卻沒想到這一點，想到的只是愧疚，且又難與人言，對自己的老婆葉春蘭都不好說，葉春蘭還以為他真吃了場冤枉官司呢！因而，當鄭少白提出把王壽鬆的老婆孩子都接到清浦來的時候，葉春蘭吃了一驚：“咋？你真和王壽鬆一起進了共產黨啊？”
鄭少白忙不迭地搖頭否認：“不！不！我沒……沒進！真沒進！”
“那你為啥要把他老婆孩子接到清浦來呢？”
鄭少白眼圈紅了，哽咽著說：“為……為他是我一起拜的把兄弟！沒有他，我就進不了永利，就不會認識你！就沒有咱倆的今天！為朋友，義氣總得講！”
葉春蘭擔心地說：“這……這可要沾嫌疑的呀！”
鄭少白言不由衷地道：“嫌疑不是已沾上了麼！我……我又沒進共產黨，不還是被他們當共產黨抓了麼？要不是安……安先生硬保了我，只怕……唉！”
葉春蘭默然了，對丈夫為朋友的義氣，她不能不敬，她也是個極重感情的人，當下就同意了。並主動問丈夫，啥時去接？誰去接？鄭少白要葉春蘭去接，次日就動身。還解釋說，維豐有人要算計他，他在維豐以共產黨罪名被捕，就是人家算計的結果：他在一次打牌時和維豐偵緝隊的傢伙鬧翻了。葉春蘭深信不疑，第二天一早就打了火車票到維豐去了，三天后把王壽鬆的老婆趙大芝和王壽鬆的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帶來了。
那年，王壽鬆的兒子王湧七歲，女兒王玲不到兩歲。他們娘仨一進門就在鄭少白腳下哭成了一團。鄭少白也哭了，為自己的背叛，也為面前的孤兒寡母。
鄭少白硬把他們母子三人拉了起來，抹著淚著對他們說：“三……三哥對我恩重如山，我……我鄭少白永生永世也……也忘不了三哥！今後，清浦這家就是你們的家！有……有我們一家吃的，就……就有你們娘仨吃的！你……你們就當三哥出……出遠門了！”
那工夫，鄭少白因著葉春蘭和永利鐵工廠的關係是有些錢的。葉春蘭把維豐榮昌街上的三間瓦房賣了，又在清浦霞虹路後街買了一處單門獨院的舊房子。舊房子一共四間，三間朝南，一間朝東，是老式磚木結構的。鄭少白夫婦把一間朝南的大屋給了趙大芝母子三人，兩口子自己住了一間，當中一間就用做飯堂和客廳，朝東的房間堆堆雜物。
就在那年冬天，葉春蘭懷孕了，一胎給鄭少白生下兩個兒子，分別起名為恆仁、恆義。名字是鄭少白自己起的，個中因由只有他知道。他不仁不義，愧對了王三哥，因此希望自己的兒子們能夠既仁且義。有了仁義雙全的兩個兒子，鄭少白決心好好過日子了，什麼共產黨、國民黨，這一回真的和他沒任何關係了。他以後要做的就是個好工人，好父親。他要好好做工，多多掙錢，把自己的兩個兒子和王壽鬆的一雙兒女都撫養大。
開初，日子是過得下去的，鄭少白重回東方機車廠當了台案鉗工，經常加班延點，每月都能拿到四十五天的工薪。維豐永利鐵工廠那時也沒關門，葉春蘭的哥哥葉大耳朵也時常接濟他們一些錢物。葉春蘭更沒白吃閒飯，一手抱著一個孩子，在霞虹路口擺了個賣香煙水果的小攤子，趙大芝和王湧也常去幫著照看。
趙大芝一直到死對他都是感激涕零的，她做夢也沒想到出賣自己丈夫的叛徒會是他。她把鄭少白看做自己的恩人、親人，只要能幹的事，便拼命去幹，里里外外的家務活全包了。後來，又通過一個在瑪麗路英國領事館干雜役的街坊，尋了個漿洗衣服的活計。
這是頭兩年的狀況，談不上好，可也不算壞。
後來就不行了，民國23年，也就是1934年，先是維豐的永利鐵工廠因經營不善關門倒閉。繼而，葉大耳朵又和維豐的地頭蛇、青幫裡的吳大爺翻了臉，被吳大爺手下嘍囉扎了三刀，死在了醫院，來自維豐的接濟完全斷絕了。
也是在這一年，王壽鬆的老婆趙大芝遇車禍送了命：她到瑪麗路送漿洗好的衣服，因勞累過度，恍恍惚惚，在過馬路時被華福公司運貨的卡車撞倒了，沒送到教會醫院就斷了氣。
生活一下子變得艱難起來，鄭少白每月就是能拿到五十幾天的工薪，也難以填飽四個孩子的肚皮。而葉春蘭這時又懷了孕。因為生活困窘，葉春蘭脾氣變得很壞，煩躁不安，時不時地會因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和鄭少白大吵一通，對當初答應收養王湧、王玲兩個外姓孩子也十分後悔。
有一天晚上，葉春蘭終於把話給鄭少白挑明說了：“……孩子他爹，老王家那兩個孩子，咱真不能再留了！不是我不想留，是留不起呀！這幾年下來，咱於情於義都對得起王三哥了，再留下去，他倆受罪，咱們也受罪！”
鄭少白黑著臉不做聲。
葉春蘭又說：“我的意思也不是把這兩個孩子趕到街上去。我是說，咱們是不是給他們找個好人家，讓人家收養？咱真養不起呀！咱們小三又要出世了。”
這都是實情，鄭少白知道。如果不是因為王三哥對他恩重如山，不是因為王三哥死於他的不義，他還能說啥呢？這幾年也真難為葉春蘭了。
然而，這樣卻不行。對王三哥的良心債，對這兩個孩子的良心債，他不能賴，那是他欠下的，不論怎麼難，他也不能拋下他們不管。
於是，鄭少白便說：“春蘭，你的苦處我都知道，可把小湧、小玲送人，我還是不能答應！你說的那種好人家，咱到哪去尋呀？小玲還是個女孩子，送給人家只能當童養媳，那苦就沒邊了，咱……咱就坑了她一輩子啊！”
葉春蘭道：“跟著咱還不是一樣受苦麼？”
鄭少白說：“那不一樣！他兄妹倆跟了咱幾年，已經像一家人一樣了，就是苦點也習慣了，而若是到一個陌生的人家去……唉！還是甭說了吧！小湧今年也十一歲了，眼見著就大了，也能到廠裡做工了，咱……咱就再撐撐吧！咱往先對得起王三哥，日……日後還得對得起三哥啊……”
鄭少白又一次說服了葉春蘭，硬是在最艱難的時候，把王湧、王玲兄妹留了下來。王湧、王玲也都是懂事的孩子，知道他和葉春蘭撫養他們不容易，母親去世之後，兄妹倆沒要任何人說，就背起了小麻包滿世界撿煤渣，拾破爛。當王湧把汗津津的小手裡攥著的第一筆小小收入如數遞到鄭少白面前時，鄭少白摟著王湧、王玲哭了，哽咽著說：“孩子……好孩子，你叔對……對不起你們啊……”
王湧、王玲也哭了，不過，卻並沒覺著鄭少白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他們。
許多年過後，當王湧、王玲長大成人，鄭少白叛變真相被揭穿之後，他們才弄清鄭少白這話中深含的愧疚。王湧從此不再認這個叔叔，而王玲卻在痛苦了好長時間之後，重又回到了鄭少白身邊。她忘不了自己在鄭少白身邊度過的那段艱難的日子。
艱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抗戰爆發，鄭少白在霞虹路後街撞到郜明的某一個傍晚。那個傍晚郜明的突然出現是鄭少白始料不及的，當時他腋下夾著個破飯盒子，精疲力竭地從東方機車廠下工回家，在街口撞見了一群貼標語的學生娃和幾個穿長衫的先生。穿長衫的先生們在和那些學生娃講著什麼抗日救國的事，街口牆上的標語剛刷上，漿糊印子還看得清清楚楚。因為街口被堵住了，鄭少白只得一邊吆喝著“借光、勞駕”，一邊往街里走。就在他從那幫長衫先生身邊走過時，郜明郜先生看見了他，帶著試探的口吻喊了聲：“哎，這不是老鄭，鄭少白麼？”
鄭少白一抬頭，和郜先生打了個照面，郜先生向前攥住了他的手：“嘿，真是你呀，少白！”
鄭少白也認出來了：“喲，是郜先生啊！你……你啥時回清浦的？”
郜先生道：“回來沒多久！”
鄭少白本能地發出了邀請：“郜先生，我家就在前面不遠，到家裡坐坐吧！”
郜先生和身邊的長衫們交待了幾句什麼，立即和他去了，走在路上就問他：“哎，那年你是怎麼回事啊？不是安排你去旅順的麼？咋沒去呀？害怕了？”
鄭少白搖了搖頭，木然道：“不是怕，我……我沒趕上那班船啊！”
“那就回了棗莊老家？”
鄭少白嘆了口氣：“提不得了，郜先生！我也沒去棗莊老家。我當天就被王壽松送上了火車，第二天在維豐被抓了！說我扒竊軍需列車哩，判了我五年刑！”
鄭少白記起了一幕幕往事，絮絮叨叨把這十幾年的生活經歷大體向郜明講了一下——當然，在維豐被捕以及出賣王壽鬆的事隻字未提。
說完自己，鄭少白才又問郜明：“郜先生，你……你咋又回清浦了？”
郜明道：“抗戰了，要打日本人了！國共兩黨再度合作了！我原在上海被判了無期徒刑，現在也出獄從事抗日工作了。也巧，恰好又和安忠良一起共同主持清浦工人抗日救國團，安忠良當總團長，我呢，是政治部主任兼副總團長。”
鄭少白吃了一驚：“還有……有這種事？哎，你……你們又……又和安忠良坐到一條板凳上去了？”
郜明也很吃驚：“怎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這麼大的事你都不知道？”
鄭少白苦苦一笑：“我哪還顧得了管這些事，光這個家就夠我纏的了！我自己三個孩子，王壽松三哥遇難以後，他的一兒一女也在我這兒，五個孩子要吃飯，我他媽的哪還有心思摻和政治！”
到鄭少白家一看，境況果然夠嗆，郜明當即表示，對王壽鬆的兩個孩子，清浦黨組織將給予經濟幫助，還緊緊握住他的手說：“少白，儘管你在這些年中脫了黨，但你在最困難的時候收留撫養了烈士的遺孤，黨不會忘記，黨感謝你！”
因為郜明的緣故，黨又出現在鄭少白的生活中了。第三天，郜明就派人送來了一百塊大洋給他，他感激地接受了。後來，郜明又親自找他談話，要他振作起來，接受黨的考驗，重新入黨，為抗日救亡做些實際工作。鄭少白口頭上雖然答應了，實際上卻什麼事也沒做，一來他對政治已心灰意冷，怕什麼時候國共一不合作，安忠良們再抓人、殺人；二來也確是因為家庭負擔太重了，使他分不出身來參與他並不諳熟的政治活動了。
對此，郜明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