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當然是汶川地震，我去了北川採訪，沿著禹龍幹道從老城走到新城，屍味之濃重，使我就像在重重幕簾中行走。以前我聽同事講過他們在東南亞海嘯之後的見聞，說屍體都擺在海灘上，望之令人絕望。這回我也算體會到了。北川縣城其實是一個山谷，其時烈日燒灼，到處都是滾落的巨石，我們私下打比方說，那是一些“俄亥俄州那麼大的石頭”。
當時《南方周末》編輯部強令記者徒步進入汶川，地震次日深夜，記者曹筠武在MSN上向我抱怨，那是不可能的。讓我印像很深的是，他說：“那山大得！”後來他們乘直升機去了汶川，回程亦是千難萬險。
當時我很惶惑。小時候我母親講故事，說一頭大象死去的時候，別的大象就會圍繞在它身邊久久悲鳴。我體會到的正是那種大象的惶惑。你怎麼會想到自己會在有生之年置身於這樣一個巨大的悲劇當中呢？在北川，幾乎每一分鐘你都會看到人們平時所說的“永生難忘的一幕”。我只好提醒自己，“清醒一下，你只需要像以前做災難報導一樣去做。”這也就是後來，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南方周末》的報導沒有“懵掉”的原因。我們只是想報導真實的災難與救援現場。在後來的一篇總結文章中我說，我是一個記者，當然只能以我的職業方式去幫助人們。
當時我的好多朋友看著電視以淚洗面，哭完了就去捐款；也有朋友膩煩了道德狂熱，跑出去尋找自己的清平世界。後一種人當時可不大敢把自己的生活公之於眾。按一種浪漫主義的說法，我也算是去過“前線”的人了，那麼容我說一句真話吧：我覺得他們每個人的做法都是對的。
德軍入侵當日，卡夫卡在日記裡只記錄了自己買東西、游泳之類的小事兒。這是他的權利。羅素有一句名言：“參差多態，才是幸福之本源。”下一句話則很少有人知道，“可是這在烏托邦裡卻絲毫不見。”一個好的社會自有寬容度，一個不夠好的社會則只有單一的評判。我願意去災難現場，但不喜歡任何一元價值觀，不喜歡巨大的“善”壓迫了渺小的“自我”的世界。
有一天晚上，我在綿陽市的九州體育館。為了讓孩子們過六·一兒童節，體育館外面正在放電影，成龍在汽車上跳來跳去，製造了一起爆炸，一座樓轟然倒塌了。大人孩子們都被電影深深吸引，我最初想的卻是，對他們來說這有什麼好看的呢？幾天前他們剛剛看過了更驚心動魄的場面。可是如果你在現場，你會明白其中的邏輯。他們就是需要一點兒娛樂活動。他們也許死了父親，也許死了母親，也許失去了孩子，可是他們需要的就是在一個炎熱的夜裡讓幕布上的光影浮晃在臉上。
我感到我與他們是一體的。有時候你感到事物之間有某種關係，但是你說不清楚為什麼有關係。上大學時我讀過狄蘭·托馬斯的詩：通過綠色的莖管催動花朵的力/也催動我綠色的年華，使樹根枯死的力/也是我的毀滅者。某種程度上說，地震使得我的某一部分也被毀滅了。你說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麼變化，就是會在回想起地震期間的經歷時感到非常、非常不安。
轉眼就到了年末，奧運會的繁華已經散去，經濟危機的陰影日重，人們好像在相當程度上已經遺忘了地震。我蠻驚訝於人們對於經濟危機到來的驚訝，照我看，這是一個曾有好多徵兆的事情呀。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一直是有問題的。我有興趣嚮往日追尋，因此在歷史中發現，在中國，人們的反應好像總是滯後於他們所在的世界。在常識層面推測，人們為什麼察覺不到世界的改變呢？一個原因可能是睡了或者醉了，另一種原因則可能是因循度日、遲鈍不敏。
這又讓我想起了宋祁的一句詞：因循不覺韶光換。如何讓人們不再因循不覺呢？我想那就是讓他們面對一個真實的世界。這也是當我回想2008年時首先想到那些因真實而優秀的地震報導的原因。倘若沒有對真實的渴求，也沒有對“異己”的寬容，我們就會被庸常的日常生活淹沒，在因循不覺中漸近老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