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記者的最初幾年，我的智商不比現在低，卻始終有一個小的困惑無法解決。我在採訪中遇到過不少人，明明做著蠢事或壞事卻振振有詞，告誡我不要“搗亂”。我的困惑是，他們是真的持有錯誤觀念，還是不知羞恥呢？這不只是私利可以解釋得了的。我的思考前提是，有意識地做壞人的傢伙不可能那麼多。日積月累，我找到了答案：他們生活在一個更失真的世界裡。
一個國家越是遠離現代文明，為之服務的人們越是閱歷深厚，他們就越可能以各種前現代的道統為天經地義。設想一下，如果我去採訪李鴻章，關於帝制，他會說些什麼呢？他也許是那個時代中國最聰明的人，但是他會說中國人離不開皇上--他已經體制化了。這可不是我的臆測，一百多年前他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就是這麼說的。基於同樣的原因，如今一個沒什麼文化的某某執法隊員也可能真心誠意地認為掀翻小販的車子是整肅市容的必然之道。
事實上，我的一個表弟就在某個省會城市正做著這個工作。我試圖告訴他，粗暴執法是不對的。最終我發現這並不容易，因為他曾在執法過程中遇到無數困難，而一腳踢過去實在是最簡明的解決之道。這時候我該怎麼想呢？期望整個社會的進步漸漸地導致他不需要這麼做，並且理解他？
當然不。這是個是非問題。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權力對無辜者的暴力都是不可原諒的。這是一塊小小的道德基石，但是正如那個著名的比喻，現代文明的航空母艦就立在這枚硬幣上。
帶著一股文化激憤，我的表弟告訴我：“中國人就是賤，你不來點兒狠的就不好使！”我很難向他解釋，類似的說法我曾經在飯桌上聽到過，在各種討論民族劣根性的文章中讀到過，也曾經在記載李鴻章那個年代的歷史紀錄中讀到過。當年甲午戰爭失敗，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就報告說：“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中國文化在璀璨一面之外也有黯淡一面，民族性需要檢討之類的說法並不是全是無稽之談。不過，即便到了2980年，我仍然會在墳墓中像今天清楚春天花開秋天葉落一樣清楚這個事實：所謂劣根，絕非人性之必然，沒有人甘於下賤，只有人不得不下賤。
每個人都有尊嚴，只要他們可以有。人性中有黑暗元素也有美好元素，而一個好的社會將幫助一個人祛除黑暗，激髮美好。我並不需要多聽幾遍奧巴馬的演講來讓自己擁有確認如此的激情，也不需要“是的，我們可以！”才醒悟人類擁有信念。信念一直在那兒，就看你看不看它。
這就是我一直相信天真是一種可貴的品質的原因。在智慧缺位的時候，天真可以幫助我們從失真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倘若一個人認為中國人需要皇上，或者給了自己一個墮落的理由，“要是我不行賄去做這個事，那就會有另一個人這麼做，他會比我做更多的壞事”等等。那麼在我看來，他就是在尋找到智慧之前已經失去了天真，既貪婪又成熟，生活在失真的世界裡。
“失真”洋溢在我們周圍，看清它也許很難。有個研究納粹和邪教組織的心理學家叫羅伯特-利夫頓，他說，納粹醫生們長年以來故意迴避本能的情緒，創造出了一個“奧斯維辛自我”，他們眼中的世界就失真了。他們逃避掉自幼建立起來的正常情感，阻止人類天生的良知干擾他們的工作。
這是最糟糕和最邪惡的一種體制化。有時候，我會想起小時候大人們常常用來譴責小孩子的一句話，這句話是“越活越回陷”。它的意思是，一個人越活越糟糕了。事實上這種退步是非常可能的。在一個失真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會越壞，甚至一個聰明又高尚的人也可能如此。要知道，恐怖主義和納粹並不是孩子般的舉動，它們都是深刻信仰的產物。 “失真”會像黑洞扭曲光線一樣扭曲我們的頭腦。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什麼都不需要，除了一個真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