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我會跟一些不大熟悉的人共進一頓中產階級式的、有文化的晚餐，然後我就會第一萬次地發現中國是個巴別塔，而我就生活在它的腳手架上。大致上我是個自由主義者而且為人坦率，這常常就是小麻煩的根源。比如有人會信口開河：“中國人壓根就沒有民主素質。”—還別以為這種事不常見，以我的經驗來看，十個手握鴿蛋大的權力或者家產超過可憐的20萬美元的人裡有九個會這麼說—我就會忍不住接口：“你有沒有想過這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呢？”然後我會一直說上兩分鐘，接著就發現自己已經成了闖進瓷器店的大象。我說完之後大家附和地哈哈一笑，繼而陷入瞬間沉默，人們的表情在說：啊，他怎麼會對這種事情有興趣呢？
我想的卻是：真該死，他們是哪種人類，怎麼會對嚴肅的事情沒興趣呢？我覺得一個人對於社會問題有那麼一點兒興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否則難道只關心自己的那點破事兒嗎？這就是巴別塔上的情形：我跟他們坐在同一張餐桌旁邊，卻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來說，有些人會比別人更熱愛生活一些，他們喜歡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覺得各種較勁都不是太有意義；另一些人則比前者更熱愛真理一些，他們對於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種癖好，又不覺得精緻的生活有什麼意思。前一種人會嘲笑後一種人是憤青或者書生氣，後一種人則會認定前一種是目光狹小者或者異化者—這後一種定義，其實正是中產階級的本質。
這就是我們的巴別塔的一個縮影，而且我們並不覺得這種相互的隔膜應該彌合。如今人們常常嘆息說：“每個人都是座孤島。” 這當然是對的，我們每個人都孤筏重洋，不勝戰栗地面對這個存在了億萬年的世界，可是在原句中，約翰?鄧恩的意思恰恰相反：“No man is an island.”
問題是，這兩種人儘管大不相同，交往起來又齟齬頗多，卻在這個世界上有著很相似的位置。這個發現源於某一天，我認出了那種由我自己引發而瀰漫在餐桌上的那種“拉夫烈茨基尷尬”。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時看過的屠格涅夫的小說《貴族之家》裡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蠻有涵養，可是因為關心俄羅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種惱人的毛病：面對蠢話絕不妥協，非得爭個是非黑白不可。這樣一來，雖然他友善又容易溝通，還是被看作是狂熱分子或者怪人。他到處尋找和推廣拯救祖國的妙方，內心受到無數的煎熬，最終怎麼樣呢？他發現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別人很是尷尬。別說俄羅斯人民不理解他，連他喜歡的姑娘都覺得他太古怪。至於他的改造祖國的理想、對農奴的悲憫、對悲慘現實的義憤等等，理所當然，屁用都沒有。
這種人就是彪炳文學史的“多餘的人”。有趣的是，除他這一類之外，還有另一種多餘的人，就是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那一類，他們是個人主義者，更多地考慮個人享受，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狹小天地中。換言之，他們跟我在晚餐時遇到的那些傢伙差不多—敢情話不投機了半天，我們大家還是一路人，都是這個世界上的廢物點心，即便我猜他們大概不會承認這一點。
我倒是有另外一個衡量標準：如果你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而有漂浮感，那麼你就是多餘的人。
我每天都漂浮得像一隻熱氣球，並不覺得自己的多餘有多麼可怕，反而覺得挺有趣，可是我又覺得，倘若各種有社會理想的人都多餘著，就是大大不妙的事情。誰都明白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盡善盡美，可是一者不改變也能活著，再者對於中產階級來說，不改變也似乎活得不錯，倘若很多人都認這個理，倒也可得片刻安生，在北京市朝陽區某處就會有一頓本該風趣又親切的中產階級晚餐。不妙的是，他們恰巧邀請了我，我既不認這個理，又無恥地不擔心讓別人感到尷尬——於是晚餐殺手又來了。倘若我們的當代生活是一頓晚餐，那麼這正是我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