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我也曾站在日本國民的立場上自問：歷史問題真的那麼重要嗎，翻過那一篇兒不行嗎？最終我覺得，翻篇兒是必須的，糾纏過去沒出路，可是這背後還有一個怎麼才能翻得好的問題。在歐洲，落花有情流水有意，前協約國想翻篇兒，前軸心國也想翻篇兒，這才一把勁兒把奧斯維新翻過去了。
往膚淺裡說，我始終有一個印象，東亞國家都有點兒受制於感情，還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有人類之愛的信念。
日本國民似乎諱疾忌醫，面對指責時的心理比較幼稚。小孩子一般有這個心理：我不是已經改了嗎，以前的事你就別提了。我倒覺得，一些日本國民的“打仗的是前輩，我們沒參與”自辯不靠譜，國家行為如果無涉集體意願，僅由一代人中的幾個首腦負責，世界上還會有負責任的國家嗎？
在東京，辻康吾教授對我們說：“兩國在二戰之後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日本則成為民主的'非正常'國家，各有特殊性，這導致兩國國民在思維模式上完全不同，很難理解對方的立場。”
我覺得他說得對。參與二戰的國家那麼多，其中一些比如英美法德，制度接近，因此打完了就打完了，頂多國力增減、意識形態搖擺而已。中日兩國的命運卻如風中蘆葦，從此被完全改寫，甚至可以說沒有二戰就沒有後來的一切。劫波渡盡而相背而行，各自背負著精神沈痾，自然漸行漸遠。
因此當中國人偶爾表露出心中的憤怒之時，會被日本人認為是無端的狹隘，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讓我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說到，當他向年輕人講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往事時發現：“有多少事對我來說還是不言而喻的現實，而對他們來說卻已成為歷史或者不可思議。但隱藏在我內心的一種本能使我覺得他們的發問是有道理的，因為在我們的今天和我們的昨天與前天之間的一切橋樑都已拆毀。”
在靖國神社，我感到重建“我們的今天和我們的昨天與前天之間的一切橋樑”是不容易的。
關于靖國神社的爭議通常聚焦於14名甲級戰犯問題上，可是在我看來，就算移出甲級戰犯的靈位這個神社也不對勁兒。自明治維新起的為國捐軀者都在這裡得到供奉，因此日俄戰爭、參與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反蘇維埃戰爭中的“西伯利亞出兵”、甲午戰爭、中日戰爭等等戰爭中的死者都位列其中。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無義戰。這裡供奉的246萬“英靈”，除了明治維新期間的少數人之外，一言遮蔽之，全是侵略軍。他們改寫了整個東亞的歷史。下關的春帆樓是《馬關條約》的簽訂之地，我在那兒讀到了伊東已代治撰寫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請彌兵”，李鴻章前來談判等等，結尾說：“嗚呼，吾國今日國威之盛，實濫觴於甲午之役。”畢竟是刀兵頻仍的年代，話說得坦率。
我總覺得靖國神社與唐朝的凌煙閣有些類似，都建立在犧牲與光榮的美學基礎之上，只不過前者依附於神道教，後者則附麗於大國王道。日本人講生者與死者的靈魂會在靖國神社相逢，古人講：“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趣味有差異，殺身成仁的野蠻志向卻一致。
順著當年遺跡“李鴻章道”，可以找到一個牌子，“痴漢刺李鴻章處”。沿路走上半山腰，眺望下關海峽，風景優美。春帆樓里至今還藏有李鴻章讚美當地風物的手書，四個大字：海岳煙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