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業有一句聽上去很絕望的格言，叫作“給我一個故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講得有趣些。”可以作為類比的是，你從來沒聽過日化行業說什麼“給我一段牙膏，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弄得清香些。”沒人在這種事上大費周章，可是所有牙膏都有不錯的味道，而新聞業拿了神靈自我要挾，一多半兒的新聞還是不堪卒讀。這也許可以說明新聞從業者全是傻蛋——如果你這麼理解，我也沒辦法反對，因為我自己就乾過新聞，而且以我的智商來應付這壯美的時代還真是左支右絀。可是這更能證明，新聞業是一個依賴於個人才能的行業，也說明一個好的新聞機構是多麼難得，而作為整體，一個健康的新聞業也比一般行業更重要和更珍貴。沒有牙膏你還可以用牙線或者鹽，沒有新聞業，地球上的一小半文明世界也就不復存焉。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發現寫出一個有趣的故事太難了。就像紅土上只生長茶樹一樣，我們這兒也只盛產一種故事，就是一個傢伙被關進了拘留所，他就很開心地跟同伴們玩起了遊戲，丟手絹，丟手絹，輕輕的放在小朋友的後面，大家不要告訴他！然後他就死了。我們的新聞倘是真實的，就總是這個樣子，像一條荒謬的大河正在向高山之巔不停奔湧。若論單個兒的，這種故事當然精彩絕倫，可是身邊的每個故事都是如此模式，它也就沒什麼吸引力可言了。
在新聞從業史上，我有過一個很不起眼但頗有意味的經歷。早前幾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對我說，你別再做礦難報導了，那都是垃圾新聞了。你知道這句話最令人吃驚之處在哪裡？在於它一點兒沒錯。公眾的同情心是有閾值的，很容易厭煩，久而久之，再嚴肅的悲劇也會無人理會。
問題總是像頑石一樣聳立在那裡：我們找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寫不出真正有趣的那一個。
什麼叫真正有趣的故事呢？一個最容易被提起的例證當然是水門事件。我一歲那年，華盛頓郵報的兩個記者搞定了“深喉”、美國中央情報局前二號人物馬克.費爾特，從而證明了尼克松總統確實對政治對手使用了竊聽器。你可以從中看到一個真正有趣的故事的基本要義：一是有超乎讀者期待的情節，二是它包含著一種近乎清高的信念，務使歷史向符合公眾利益的方向轉向。
可是這種故事嬌嫩著呢。偉大的新聞總是特別容易死掉，說起來真是驚險萬狀，簡直連丟手絹都不必。這就像造物主製造了一朵鳶尾花，只要這個世界改變一點點，比如洋流偏轉五度，或者蝴蝶都去度假，這朵鳶尾花就要死球。如果改變稍微大那麼一點兒，比如在太陽系裡拿掉一個最小的行星，那麼很可能“轟”的一聲，歐洲就掉到你們家的馬桶裡去了。一般來說這就叫系統。有趣的新聞故事總是依賴於好的文明系統，無聊的新聞故事則依賴於反文明的另一個。
換言之，反文明的系統殺死了幾乎全部有趣的故事，恰恰是因為它留下了獨一有趣的一個。
前蘇聯有個老故事說，凱撒、亞歷山大大帝和拿破崙受邀參加紅場閱兵，凱撒說，如果我有蘇聯的坦克，我就能征服歐洲；亞歷山大說，如果我有蘇聯的飛機，我就能征服世界；輪到拿破崙了，他說，如果我有《真理報》，到現在也沒人知道滑鐵盧。這個故事很有趣，底子卻悲哀，它花開後百花殺，有了它，別的故事就全都被自殺了。可是如今人們不僅知道了滑鐵盧，還知道了蘇聯的各種往事，我覺得這證明了獨一有趣的故事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強大，總有威風掃地的一天。這個結尾有一層糟糕之處，就是蘇聯解體了，石油寡頭誕生了，切爾西變強了，我支持的阿森納隊的統治時期結束了。不過它又再妙不過：有趣的故事又復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