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你旁邊那個明眼人卻不能免於恐懼。
《書城》雜誌曾有句廣告語，“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幸虧還有好文章可讀。”要是擱在更早以前的年代，這個論調就該被批判為小資產階級文人對時代不滿，而且要加上一句嚴正宣告：小資產階級是軟弱的，注定抵擋不住無產階級的鐵鎚。
事實證明，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永恆，注定抵擋不住任何鐵鎚。這雜誌果然沒堅持多久就換了東家。有一回我遇到彭倫，得知他和同伴正在主持這本雜誌，我悍然說，“啊，這雜誌還辦呢？”彭同學是謙謙君子，自然不以為忤，我卻從中又一次領悟到自己是如此不會說話，難免姥姥不疼舅舅不愛，恐怕連《書城》那樣優質的寂寞都不可得矣。
在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上，孤芳自賞是很難的一件事。早就說清楚了，孤芳自賞不是一個人的事，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容許，那麼你除了死球之外別無前途。要說今日世界比時代可進步多了，可是左看右看，我看也就是皮相吧。今天出門我能遇到賈政，明天出門我能遇到鳳姐，山寨版的賈寶玉就更甭提了，幾乎每個男的都是，惟獨沒了林黛玉。且容我多一句嘴吧：林黛玉的優點可不只在於靈魂，她可是那小說裡的第一美女呀。
我們這個世界又對自我遺棄極其縱容。老百姓講話：要死，死去！至少我自己就看過幾次類似的新聞，一個人要跳樓，底下的看客一齊喊，你倒是跳呀！你要是上面那人，你也不好意思不跳呀，於是縱身一躍，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這樣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麼勇敢的事情啊。
說到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們的“文化”不夠好，其實不完全是。亨廷頓已死，“文化決定論”也不時髦了，往深一層，還是得舊話重提，說到文化是體制的結果。有時我覺得，我買得起糖葫蘆吃，買得起可樂喝，沒什麼好抱怨的；有時我又覺得，這不行啊，這都怎麼回事兒啊，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見我還是把自己當一個知識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開，厭倦於閒事，又難免愛管閒事。可是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人愛管閒事，以及以何種態度管著閒事，而在於我們的體制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愛管閒事這一事實本身。
打擊正直之聲的人，未必都是壞人。當年袁崇煥被認定叛國，公開處決，老百姓就大啖其肉。這件事可以寫成正劇，袁將軍就該說，知我心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也可以寫成黑色幽默，他就該說，看來經濟過熱，豬肉真的漲價啦；也可以寫成我這種清談的小文章，他就會說，一個社會如果對真相沒有興趣，也不容許真相的發現者好好活著，這世界將是多麼可怕啊。
倘若袁將軍說後一句話，那麼他就是一個常識的信奉者，是一個出色的現代人。當我們說到某事是常識的時候，常常說，“凡有頭腦的人都知道這個”，可是具體而微地說起來，我看有頭腦的人其實沒多少。我們的教育經歷和人生經歷當中早已蘊涵了好多顢頇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維亦是濫觴之一，至今屢見不鮮。舉例來說，最近茅于軾先生髮表自己關於耕地保有線的看法，就有人說他是“漢奸”、“賣國賊”，登了這樣或類似文章的媒體就要被一部分人指責為“資本家的走狗”。這都是什麼亂七八糟的呀？我想明顯荒謬的指責若非來自陷害，必定來自顢頇。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師長所言，我們的當務之急之一就是換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魯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會說，我們周圍有權貴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熱者，有對威權政治的迷戀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義者，有“小尼姑的腦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這個名單可以列得更長，可是在我看來，幾乎全部“者”都是“狼人”的變種。
如此斑斕的景象，足以製造層出不窮的時代戲劇，卻未必製造出美好的未來。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寂寞呢？因為大家活得太熱鬧也太鹵莽了。因為大家像風中玉米，微風吹過就左搖右擺。因為你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你旁邊那個明眼人卻不能免於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