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記者採訪“花花太歲”丹尼斯·羅德曼，大意說，你瞅瞅你長得跟被卡車碾過幾百遍似的，憑什麼那個搶到最多籃板球的人就是你呢？他回答說，“因為我拼命想搶到那個該死的球！”看到這話我就想，嘿，這才叫真正的成功秘訣呀。由此我想起，小時候有天晚上家里高朋滿座，我姥爺隔著人群，遠遠地呼喊我：“大鵬哎——”我回應：“哎——”他問：“你怎麼長得這麼難看吶？”要是我讀過了羅德曼的格言，就會回答他，長得難看怎麼了，只要我野心勃勃，拼命想搶到點兒什麼，那麼即便當不上花花太歲也能當上個中產階級！可是我那會兒哪懂得這個呀，於是以一種浪漫主義者特有的傻冒口吻呼喊說：“興許長大了就好看啦——”
如今我攬鏡自照，終於知道了人生沒有“興許”。不知道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著童話中的那種邪惡的力量，反正在漫漫歲月當中，我就像沒被公主吻過的青蛙一樣一點兒都沒變樣兒。另外我還發現自己我既不會搶籃板球，也不想搶籃板球，更糟糕的是我壓根就不什麼都不想搶。
這世界上總有一些人會是羅德曼的反面，性情上更接近於夢想家而不是行動家，我不幸亦忝列其間。有時候我會有一些很下流的想法，幻想有什麼天大的好事兒落到自己頭上，比方說突然有一天我就買了一艘遊輪，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叫上，“穿上棉猴兒，咱上北極逮企鵝去！”另外一些時候，我則會有一點兒上流的想法，比方說我們這個國家能不能更好一點兒呢？
人類生活的奇妙之處之一就在於，空無的幻想與實際的行動可以同等珍貴。除掉一些最極端的個案之外，一般來說，夢想家們可以做一件很基礎的事情，就是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標準來監督現世。
在我看來，古往今來的偉大小說家們都乾了同一件事，就是甄別這人世間何為SB。指出了家長制度和實用主義的結合是個齷齪東西，說出了戰爭中的崇高精神是個愚蠢的玩意，更現代一些的小說不願意有太明顯的批判色彩，可是在甄別SB方面更勝前人，很多作品可以一攬子至少指出了一百多種人性的污點。有時候新聞記者也乾類似的事兒。對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完全沒有想像能力的人也許會說：我管理的這個世界多好啊，小說家添什麼亂，都給我死去！可是事實卻是，爾曹身與名俱裂，小說家們還不朽著呢。
與新聞記者的入世傾向相對應，小說家們總是幻想家。讀這些作品的時候你會發現，作家們以一種美好的尺度苛責著一切，而書中那可譴責的世界與你我置身其間的這一個並無分別。
我們這個世界在我看來實在不怎麼樣，人們在世故方面比較早熟，在廉恥方面則比較晚熟，十幾歲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還不要臉。按博弈論的說法，這是“納什均衡”，孩子出生時都是乖寶寶，可是在成長道路上，別人都操蛋，他不操蛋的話就沒活路了，他又能怎麼辦呢？從理論上說，這就是令我們這裡好多人痛心疾首的“國民性”的直接由來。
可是，疾不可為也？其實只要改變一下社會的獎勵機制就行了。一個社會總是獎勵坑懵拐騙偷怎麼行呢？這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其實蠻壯麗的，古人講“齊家治國平天下”，你要做這個就相當於“治國”了。不過治國也沒什麼可羞愧的，這個國是我的，我治一治也是當然之事。
夢想家們也可以做一些更高級的事情，不僅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標準來監督現世，還創造美好的世界。比方說可以像海明威一樣，描述雪白的群山，講述一場冬天的冷雨，省思失敗與死亡，後世的讀者讀到了，就會心馳神往，如沐君子之風。如果什麼能耐都沒有，也還可以做一點兒更樸素的事情，那就是獨善其身，至少不像別人那麼熱衷於丟人現眼。起碼你可以縮成一團，做自己的白日夢，沒事兒呆在家裡照照鏡子。你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這可真是又一個可以告慰我姥爺的冷酷又滑稽的故事：你等不到自己變好看，卻能等到別人變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