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外國人的文章說，中國人還沒有真正理解現代文明，因為他們的頭腦裡沒有“髒錢”的概念。這話我可不愛聽。這個“沒有”到底是語言學意義上的呢，還是實體意義上的呢？中國還沒有asshole的概念呢，不代表我們這兒就沒混蛋，這只是不同文化里的定義法則不同罷了。唐伯虎就說，閒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我看“造孽錢”的含義就比髒錢的更廣。髒錢只是指非法和不道德的收入，造孽錢連合法侵害的收入都包括進去了。從這個角度說，唐伯虎就很能理解現代文明，倘若他這樣的人得勢，中國歷史就會大大不同。
可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這類人想獲得社會的領導權，沒戲。吳思先生講，中國歷史就是一個血酬的歷史。哥兒幾個一個頭磕在地上，拉桿子起了事，東征西討，血沃沙場，終於坐了金鑾殿了，多不容易？這裡頭的成本，不折換成利潤，中國式的老天爺都不答應，這利潤就是對天下子民的命運的無限裁量權。唐伯虎敢拿刀殺人嗎？不敢，那好，玩兒去。有意見？要么閉嘴，畫畫去，要么來個痛快的，叛亂去。想商量卻是絕對沒門兒——能商量那就是召開議會了。
街邊兒那個小孩說了，這不是黑社會嘛！這孩子說得沒錯。可我還有一個意見，就是黑社會也不盡如此。我看過黑手黨的歷史，他們做事的主要方法是開會，實在不行了，才用槍解決問題。中國卻甚少類似的時候：一幫窮棒子砸了縣衙，朝廷派出幾個調研員，你們有什麼問題，我們開個會吧！
如今我們知道，以暴易暴，殊為不智。擁有暴力者放下暴力，才算擁有了真正的政治智慧。統治者遇到麻煩與人商量，是得體而且了不起的舉止。比之幾千年的互相屠戮，和平談判和相互妥協是極富天才的辦法。姑且站在統治者的角度想一想，英國國王1215年被商量了一回，簽署了《大憲章》，後輩們現在還住在白金漢宮裡呢。同時期的宋朝皇帝呢，跟誰都不商量，從1276年起就失了大位，即便沒有蒙軍南下，我看他們的皇位也坐不到戴安娜王妃大婚那一年。
這就是我們的現代文明免於兵禍、賴以存在的常識所在。問題僅僅在於常識未必總被賞識。
要是我帶著今日這點兒常識，穿越去了古代，寫了篇策論，估摸著可以聲震朝野了。可是如你所知，皇帝未必感謝我，沒準兒立刻下令砍了我的頭，還特意傳下密詔：你知道的太多了！
倘若凡事可以商量，如我者，或者如唐伯虎者，就可以說，我當皇上行不行？這就叫致力於公共服務。原來的皇上說，這我說了不算啊，得商量。於是全體國民一起商量，這就叫選舉。蘇州市民一看，唐伯虎這人不錯，就跟他說，我們準備支持你，但是你能不能給紡織業減稅呢？這就叫遊說與募捐。蘇州經濟發達，人口稠密，就叫一個大的選舉人團。最終唐伯虎擊敗了我，獲選了新皇上，我就說，伯虎兄比我風流比我帥，獲得的女性票比較多，不過我並不嫉妒他，我相信他可以為民眾打好這份工，這就現代文明的價值核心：費厄潑賴精神。
到了這一步，髒錢這東西已經不大好存在下去。民眾會說，唐伯虎皇上，你說了你不使人間造孽錢，那我們就要瞪大眼珠，看你做得怎麼樣，倘若你食言而肥，那麼別怪大家情薄，可要把你拿出來好好商量上一回！那麼怎麼商量呢？就要弄出一套法律以及監督權力的體制架構出來。到了這兒，套用《大話西遊》裡的一句台詞說，髒錢這東西就像一隻吵人的蒼蠅，“終於有一天，我抓住它，扯出它的腸子，勒住它的脖子，再手起刀落，嘩！整個世界清靜了。”
我曾服務於新聞業，對髒錢並不陌生。小額髒錢和由受訪對象付費的“軟文”在這個行業裡簡直司空見慣，對此我始終極瞧不起。不過我仍可以客觀地說，與構建“商量”社會相比，個人和機構的品行之類的是極其次要的。誦經三千部，曹溪一句亡，關於髒錢，也就這麼點兒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