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因為公幹，我跟胡安·莫里略的女兒坐在一家咖啡館裡回憶童年生活中的各種陰影。莫里略是位秘魯作家，著有《河水必將攜你而去》，他女兒如今在北京為一家歐洲電視台工作。她說，小時候她被送到利馬的一所富人學校讀書，周圍的孩子都太有錢了，讓她很有壓力。我說，你也有可驕傲之處呀，你爸是著名作家。她嘆息說，問題是爹也怕比，既生瑜何生亮，班裡有個男孩，他爹就是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這一下，用一句時下流行的冒傻氣的話講，“我被雷到了”——她確實是自豪不起來。略薩在地球文學界的地位約等於前國務卿基辛格之於美國政壇。然後她問，那你小時候呢？我特自豪地說，有個中文詞叫“世子”，聽說過沒有？我就是我們家那片兒的“世子”。我爸高中畢業，是方圓十里之內最有文化的人。
可惜這姑娘仍然困惑不解。一外國人，哪能理解我們東北人“老子啥也不是，因此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生哲學？劉永的看法是：“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我們東北人則這麼想：鳥卿相算個球啊？
這種人生觀當然近乎潑皮無賴，有時會導致人們失去分寸。不過它還有不錯的另一面，比如它讓我覺得，一個美好的世界的首要標準就是等級鬆弛。
全中國的城市都變得千篇一律了，不過我還是有機會到過的幾個不錯的小城市，曾經置身於幾個安靜的街區之間。它們的共同之處在於有大片被樹陰覆蓋的小房子，有簡單乾淨的道路和懶惰的人民。我以為這才是好的生活，而我們自己居住在北京的高樓林立、陽光赤裸的樓盤裡，實在是再糟糕不過的日子。關於當下的中國人的生活，學者們有個說法叫“成功動機過剩”，我深以為然。我們都像是同一列火車的乘客，這火車的司爐工拼命加煤，因為我們想開到月亮上去。老想著成功幹嘛呀？就好像我們的智力不足以應付不追求成功的生活似的。
在我看來，這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莫過於某人娶個日本老婆，因為早上你上班的時候她會在你屁股後頭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干你屁事？人生的樂趣不就在於不努力嗎？
問題是，好多時候我們都為生活所迫而去幹傻事。小孩子亦是如此。我有個朋友是個普通公務員，望子成龍，因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兒子送進了北京的一所著名的高乾子弟幼兒園。元旦時這小孩參加了一次戲劇排演，跟別的孩子一起像皮球似的在舞台上滾來滾去，然後突然像一群小殭屍一樣站起來朗誦：“劉園長啊，您就是我們的媽媽！”表演結束之後，我們都讚揚他滾得很不錯，但是他自己很失望，因為沒當上惟一的公主。可是我猜測，這皮球的命運他一時半會兒是擺脫不掉了。明年他還當不上公主，後年也當不上，等他上了小學，很可能就突然醒悟，公主的爹即便不是皇上，至少也得是副部級，於是就注定無法挽回地開始其比爹的一生。
這可真是一個難解的疑惑：為什麼在一家勢利的幼兒園，每個小男孩們就都非當公主不可呢？
我相信，只有抱定了粗鄙之識者，才可以決意不鳥任何童話般美麗的東西。有一次我看一本著名的講伶人的往事的書，作者講到了尚小云如何在酷暑中表演而不出汗：“尚小雲把汗都攝含在體內，什麼時候鬆弛了，才叫它排出體外。”我就琢磨：貴族氣質這東西真夠討厭的。另一回在電視上看到王朔得意洋洋地忽悠梁文道：“你知道我們小時候看的什麼？總參做訓地圖呀！”我就想，早知道他出息成這樣，就該讓他去美國上小學，讓馬修·李奇微少將的兒子跟他聊聊第82空降師。
當然了，眾所周知，在大件事上，爹比什麼都有效，但這是我們需要忘記的另外一個問題了。
高中時我看莎士比亞的劇本《暴風雨》，記住了裡面的一個著名的怪物，名叫“凱利班”。如今，每當我看到什麼宏大的、莊嚴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會想起它來。他又醜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殘忍，在西方語境中又被認為“象徵著被壓抑的被扭曲的東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論吧，等級、權力、拼命往上爬等等，總歸是我們這“世界”的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們有個共同的爹，就是凱利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