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攝影獎獲得者凱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車尾氣自殺身亡，他的遺言說：“對不起，生命中的悲傷遠遠超過了歡樂。”當時離他憑藉那張著名的禿鷲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獲獎不過3個月。有那麼一段時間我非常喜歡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攝的照片——當然都沒有獲獎的那張好。卡特兩頰消瘦，風塵僕僕，非常窮，酷似19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個不只是記者的記者。榮格說，同一個時代中會有心理學意義上的不同時代的人，比如現代社會中也會有古代迦太基人類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說凱文-卡特不算當代記者，要歸入很早以前理想主義的那一撥儿，心裡裝著悲天憫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現代記者們則大多戴著半框眼鏡兩眼迸射賊光，喜歡輕鬆的工作方式，跟別的行業的人沒什麼區別，對於痛苦所知不多。
凱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個心事重重的傢伙到底適合不適合加入經世致用的行當，更明確地說，這類人適合不適合現代社會？時代有其強大的法則，如果我們不夠能滿足而快樂地與它調情就很可能什麼都不是，莫奈式的樸素藝術家因此絕跡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賺錢的商業是最棒的藝術”因此崛起了——各行各業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
戈爾.維達寫過一篇名為《熱愛飛翔》的文章，講的是他親身經歷的美國航空業發軔年代的往事。在結尾處，戈爾.維達說：“今天科技的發展真是令人談為觀止。我們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土星的光環漸漸消失，還能推測銀河系的邊緣還有哪些未知的星球，這是多麼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們更不可能擁有生活在相信飛行將創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裡的人們的崇高希望了。我們未能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覺得我們比那一代美國人失去的更多。我們失去了改變哪怕只是身邊的小小世界的願望。我們總是可以看到令人沮喪的先例。梁啟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輩強出千萬倍，但對這個國家沒起什麼作用。胡適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寫了那麼多文章，也沒什麼用處。你只能說“百無一用是書生”，儘管每個造出了燦爛文明的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歐洲，進步的核心動力總是來自於一幫書生們。那麼問題在哪兒呢？我們常說，問題不在我們能解決的範疇之內。
於是我們偃旗息鼓，承認世界是不可改變的，戮力賺錢即可，甚至連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單位的一條愚蠢的內部製度也是不可改變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義”，我覺得叫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正是這麼做的。
並不是說以前的人們不是這樣，而是傑出的人們不是這樣。胡適先生回國時才26歲，跟現在的韓寒一樣大，在他前面已經有了眾多先賢的失敗例證，他仍舊對著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話：“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那時的中國，在某些部分比現在老邁得多，在另一部分則年輕得多。如今我們身處更繁華的文明之中，卻再也聽不到類似的明朗之聲了。
如今我們很容易認為“一切都會不同”無非癡人說夢，在我看來，這說明了我們有多麼聰明。的確，在改變中國方面，胡適的作用可能還沒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當崇拜後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點的基礎上的商業模式，甚至稱其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這便是天才，那麼這個世界就是徹底抽瘋了，我輩餘生中的任務就是衝它吐唾沫，享受這惟一可以享受的樂趣。
其實凱文-卡特只是一名負債累累的自由記者，連份固定薪水都沒有，套用中國的標準來講，就是一沒有記者證的假記者。這路人要是膽敢採訪我們的小煤礦，早被亂棍叉出去了。可是與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兒乾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樣，他是人類的精華，而我們不是，大多數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著聰明的頭腦，貪婪果敢、敏於行動，另些人則有著不合時宜的個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傑出者。我們在蠅營狗苟的生活之中學到的是貪婪，而失去的正是個性，當我們在朝陽區或者浦東的昂貴寫字樓裡尋覓各種機會的時候，並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麼糟糕，用戈爾.維達的話說：“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