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規制似乎是這世界上最強大的東西，政府、警局管不著的事兒它都管，早上你按牠吃早飯，中午你按它見客戶，晚上你按它入睡。沒它會怎麼樣？沒它就沒你。在現代知識階層的趣味中就有這麼一個規制——你不能說自己熱愛生活。要是有誰見天兒興高采烈，差不多就等於自己在臉上貼了一行隱形字：我是一個豬。這規制如此嚴厲，因此你到處都能聽到有人嘀咕自己多麼聰明以致不夠快樂。我懷疑“不快樂”往往只是偽證，“聰明”才是言者的要點。早幾年昆德拉的曾經流行過一陣子，就連一首歌裡都唱著“我要超越這平凡的生活”。遇到類似的狀況我就想，你們怎麼就這麼缺德，偏偏往我們真厭世這堆儿裡混呢？
我常常會覺得，人生諸般破事，其實早由天定。這倒不是說支持宿命論，“天”只是喻體，指的是不能自決之力。小時候您勁勁兒地戴著三道槓兒，長大了會不喜歡生活？太陽底下就沒這事兒。小時候您眉頭深鎖，成年了卻變成笑面佛？概率也不大。可是，是什麼讓我們打小就有那麼一副面孔呢？基因家庭教育環境，因素多到不可窮盡，但有一樣：自己決定不了。
在裡，有個可憐的傢伙叫科恩，無能軟弱又多愁善感，坐在咖啡館裡對傑克.巴恩斯說：“日復一日，我卻從來沒有生活過。”在《伊凡.伊里奇》裡，伊凡.伊里奇度過了富裕又空虛的一生，馬上要死掉了，心中突然狐疑：“也許自己未能像應該的那樣活過。”這些話都蠻樸素，不誇張，符合人們省思生活的常態。伊里奇死到臨頭，作如是觀，不能叫厭世，只能叫活了一輩子卻覺得沒什麼大意思。我猜想，它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慨嘆之一。早在舊石器時代，某位祖宗飽餐了一頓猛獁下水刺身，一時又沒有女祖宗可供調戲，沒準兒就坐在河邊惆悵地想：如此日復一日地跟長毛像打架，也沒什麼意思呀！
對於伊凡·伊里奇的生活，作者托爾斯泰評價說，它是“最簡單、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這是典型的宗教信仰者的觀點。後世的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對此故作不以為然，他說，既得利益者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簡單、最平常，按美國標準卻最了不起。”他的意思是，伊里奇式的成功和富有在普通美國人來看是難得的好事兒，如果有誰認為在成功富有之外還得感受靈魂的質地，那就叫有毛病。菲利普·羅斯本人也是有毛病的人，其實他嘲諷的是美國，支持的是托爾斯泰。
那麼“聰明以致不夠快樂”，或者說某人是如此有個性以致無法熱愛生活，它應該是什麼呢？愚見以為，除了扮酷之外，這個人還得真有點兒睥睨世俗的怪癖才行。扮酷只需要在秋風中望向地平線的一抹眼神，睥睨世俗可是要花掉真金白銀的——世俗比您牛多了，做好少賺幾筆的心理建設先吧。
打從上小學起，我就發現那些活得特有勁的同學寫作文都跟我們不一樣，我只會寫一些駢詞儷句，比如“時光如水，歲月如梭，又到了小鳥媽媽給小鳥餵奶的季節”，他們卻會特別嚴肅地質問老師：“我們該如何度過這一生呢？”老師偏偏特吃這一套，說他們有思想云云。對我來說這簡直是無事生非，我如何度過一生，跟我有什麼關係，難道不是歸我媽說了算嗎？
那時我最常看的雜誌是《新少年》，它每期的尾頁上都連載漫畫《丁丁和寧寧》，丁丁是一個調皮搗蛋的弟弟，寧寧則是其深明大義的兄長，每個故事的開頭兒都是丁丁乾了什麼上房揭瓦的事兒，結尾則一律是寧寧像個班長似的叨逼叨。每次看了這組漫畫，我都意志消沉地想：怎麼我們二年一班的每個同學都像寧寧呢？就我跟張一蛋像丁丁。我整天像丟了魂兒似的，張一蛋則智力有問題，每天帶一隻水煮蛋上學，吃完了找不著了就大哭一場：“我的蛋呢？”
如此悲慘的記憶一直跟隨著我，直到長大成人，彼時我已經喜歡上了一款叫《主題醫院》的電子遊戲。玩家在這遊戲裡經營醫院，要面臨好多麻煩事，比如護士跟醫生調情啊、護工沒事兒就打台球啊、女病人們大便時的吶喊聲太大啊等等。疫病流行時醫院裡總是不斷死人，於是我最愛的橋段就來了——整個醫院裡反復回盪著播音員的清脆女聲：“請病人不要隨便死在走廊上！”敢情這個還有呼籲的。我覺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做這個女播音員，把多嚴重的事兒都變成扯淡。
假如可以回到過去，我這個女播音員就會先去學校，張一蛋一開始哭，我就塞給他一隻水煮蛋：“喏，你的蛋。”然後我會跟小時候的自己聊聊：“去跟他們玩吧，其實他們只是有點兒苯。”最後我會告訴他，活著本來可以是快樂的，如果不再賦予生活本不具備的意義，拿死亡之類的事情開玩笑，也不太把“如何度過一生”當回事，只不過我們很難做到這些而已。如果不像別人那麼烏泱烏泱地在走廊上跑來跑去的話，活著本可以是簡明、安靜和值得嘗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