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年底，籌備《第一財經周刊》的時候，我邀請海鵬加盟——有那麼幾天他似乎動了一點心思，我還跑到他家裡一趟去遊說，當然最後依慣例，他還是拒絕了我的邀請，作為折中方案，他答應給我開一個專欄，兩年多下來，大概有五十餘篇，這本書中的大部分文章可能來自於這個專欄。 專欄名字開始叫“公司人”，寫了大半年，有讀者抗議，這專欄跟公司人有什麼關係呢？於是改名叫“塗鴉”，取了個很正式的英文名字“critique”。塗鴉，是我的主意，在我看來，這個行為對權威和製度有一種天然的反叛味道，與主流保持著很好的距離，更關鍵的是它很快活，很自由。 其實叫什麼名字不重要，關鍵是有海鵬在寫。海鵬為自己寫的這些文章定位為“我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識”，他很謙遜地說：“重申常識這種事，做起來一百年也不夠，可它沒什麼難度，未必專需要誰做。”但我是一個編輯，我知道找到一個睿智、幽默的專欄作家可能並不會太難，但是找到一個能如此尊重並且理解漢語，還能優雅運用的人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沒過多久，我就意識到請海鵬給《第一財經周刊》寫專欄，可能是我在這本雜誌做的最好的決定之一。這是一個小概率的幸運事件。

就像有海鵬這個朋友，也應該算是我人生的一個幸運事件吧？我加入了豆瓣上的“李海鵬小組”，看到他那麼受人喜愛，作為朋友，我免不了有的時候也要沾沾自喜一下。 認識海鵬，是在1994年世界杯的時候，有報紙約我們寫球評，那個時候他大三，我已經畢業。此前知道這個人，是個“寫詩的”——在海鵬經常以L大名之的遼寧大學，詩人就是這麼被稱呼的。這很顯然不是一個很受尊重的稱呼，再加上他的瘦和白透著的那股神經質的勁頭，他應該不那麼招人待見，當然這只是我的想像。 熟悉起來是在1996年，我們成天混在一起看歐洲杯。忘了是哪個人看好動漫產業的未來，海鵬、我還有浪打郎（本名是張恩超，現在是榕樹下網站的總裁）決定一起做個動漫的腳本，主人公叫小派，是一個不那麼喜歡被管理的蠟筆小新一樣的小男孩，最後他飛了起來——我們滿腦子都是各種卡通的畫面，一個自由的、犀利的、有著幽默感的孩子在天上飛。

那個存在一台破電腦裡的腳本再也找不到了。我想最後那個畫面讓我和海鵬都記憶深刻，應該是2001年吧，海鵬寫《做天才》，這一次飛起來的是浪打郎，“只見在10月的天空下，一個名叫浪打郎同學的UFO長髮飄飄，褲衩飄飄，在空氣中游啊，游啊，高過了陽光刺破的雲層，去到芳香幽深的所在，一個做天才者如此執著的飛行，世俗的上帝再也阻止不了了。小鳥貝阿特里齊啊，你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 1998年的時候，我是他的編輯，基本上也是每週約一篇稿，那時候他已經展現了拖稿的天賦，我開始飽受他的折磨，經常逼到要做版的時候，他寫一頁傳過來一頁，有那麼十幾分鐘的功夫寫完，傳完。 2000年底，我到北京，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海鵬、關軍、浪打郎都到了北京。那兩年可能是最好的一段時光了吧，每週踢一次球，吃飯扯淡，某一次他心血來潮還在朝陽公園蹦了一次極，一直到2002年的日韓世界杯……沒有約稿折磨，除了有一次我約他寫了一篇《長日孤獨的城市——瀋陽人的性格、文化、生活和希望》。

好時光總會結束。那段時間先是浪打郎去了廣州，然後關軍也去了廣州，我去了上海，海鵬一個人留在北京，他們仨都加盟了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對海鵬的改變很大，怎麼說呢，他喜歡談些大問題了，他說他討厭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人的天性在這個階段被激發出來。他轉過身就變成了我們原來誰也想不到的“中國最好的記者”。幾乎所有人認識的海鵬都是那個寫著漂亮報導的人。 到了2008年底，他離開南方周末去了GQ，海鵬的前同事林楚方很沉痛地跟我說，這是新聞業的一個很大的損失。但我說，我看過海鵬在瀋陽編過的雜誌，是我看過的最好的雜誌之一——他是寫報導的天才，換個神秘的姿勢一樣可以做天才。 直到幾個月之後有一天晚上，他打電話說吃飯，在一個火鍋店裡，他說他又辭職了，打算寫小說了。他做什麼我都覺得是合情合理的，但這個可能是他最該做的事，並且是他最愛做的那個天才。

寫這個序，於我是件傷感的事。把這些結集之後，海鵬說再不要寫專欄了——《第一財經周刊》上面也不再會有這麼漂亮的塗鴉文字了。但再想，這些都是過眼雲煙——大部分東西都會消逝掉的，但海鵬的這些文字會留下來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