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雪最深時，從公路到我家有半英里長的那條路，好像是迂迴曲折的虛線，每兩點之間都有很大的空白。一連平靜一星期的天氣中，我總是跨出同樣的步數，同樣大小的步伐，謹慎地行走，像一隻兩腳規一樣地準確，老在我自己的深深的足印上，——冬天把我們局限在這樣的路線上了，——可是這些足印往往反映出天空的蔚藍色。其實不管什麼天氣，都沒有致命地阻撓過我的步行，或者說，我的出門，因為我常常在最深的積雪之中，步行八英里或十英里，專為了踐約，我和一株山毛櫸，或一株黃楊，或鬆林中的一個舊相識，是定了約會時間的，那時冰雪壓得它們的四肢都掛下來了，樹頂就更尖，松樹的樣子倒像鐵杉木；有時，我跋涉在兩英尺深的積雪中，到了最高的山頂，我每跨一步，都得把我頭頂上的一大團雪搖落下來；有幾次我索性手腳都撲在地上爬行了，因為我知道獵戶都躲在家裡過冬天。有一個下午，我饒有興味地觀察一個有條紋的貓頭鷹（學名Strixnebulosa），它坐在一株白鬆的下面的枯枝上，靠近了樹幹，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站在高它不到一桿的地方，當我移動時，步履踏在雪上的聲音，它可以聽到的，可是它看不清我。我發出了很大的聲音來，它就伸伸脖子，豎起了它頸上的羽毛，睜大了眼睛；可是，立刻它又把眼皮闔上了，開始點頭打瞌睡了。這樣觀察了半個小時之後，我自己也睡意矇矓起來，它半開眼睛地睡著，真像一隻貓，它是貓的有翅膀的哥哥。眼皮之間，它只開一條小縫，這樣它和我保持了一個半島形的關係；這樣，從它的夢的土地上望我，極力想知道我是誰，是哪個朦朧的物體，或是它眼睛中的一粒灰塵在遮住它的視線。最後，或許是更響的聲音，或許是我更接近了它使它不安了，在丫枝上蹣跚地轉一個身，好像它的美夢被擾亂了，它頗不以為然；而當它展翅飛了起來，在松林中翱翔的時候，它的翅膀是出人意料地展開得很大，可我一點兒聲音也聽不到。就這樣，它似乎不是用視覺，而是用感覺，在松枝之間繚繞，彷彿它那羽毛都有感覺一樣，在陰暗之中，它找到了一個新的枝頭，飛了上去，棲息在上頁，在那兒它可以安靜地等待他的一天的黎明了。
當我走過那貫穿了草原的鐵路堤岸時，我遇到一陣陣刺人肌骨的冷風，因為冷風比在任何地方都刮得更自由；而當霜雪打擊了我的左頰的時候，縱然我是一個異教徒，我卻把右頰也給它吹打。從勃立斯特山來的那條馬車路也不見得好多少。因為我還是要到鄉鎮上去的，像一個友好的印第安人一樣，當時那寬闊的田野上的白雪積在瓦爾登路兩側的牆垣間，行人經過了之後，不要半小時，那足跡就看不見了。回來時候，又吹了一場新的風雪，使我在裡面掙扎，那忙碌的西北風就在路的一個大轉彎處積起了銀粉似的雪花，連一隻兔子的足跡也看不到，一隻田鼠的細小腳跡更是不可能看到了。可是，甚至在隆冬，我還看到了溫暖、鬆軟的沼澤地帶上，青草和臭菘依然呈露常青之色，有一些耐寒的鳥堅持著，在等待春天的歸來。
有時雖然有雪，我散步回來，還發現樵夫的深深的足印從我門口通出來，在火爐上我看到他無目的地削尖的木片，屋中還有他的煙斗的味道。或者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如果我湊巧在家，我聽見了一個踏在雪上的悉索之聲，是一個長臉的農夫，他老遠穿過了森林而來聊天的；是那種“農莊人物”中的少數人物之一；他穿的不是教授的長袍，而是一件工人服；他引用教會或國家的那些道德言論，好比是他在拉一車獸厩中的肥料一樣。我們談到了純樸和粗野的時代，那時候的人在冷得使人精神煥發的氣候中，圍著一大堆火焰坐著，個個頭腦清楚；如果沒有別的水果吃，我們用牙齒來試試那些松鼠早已不吃的堅果，因為那些殼最硬的堅果裡面說不定是空的呢。
從離得最遠的地方，穿過最深的積雪和最陰慘慘的風暴來到我家的是一位詩人。便是一個農夫，一個獵戶，一個兵或一個記者，甚至一個哲學家都可能嚇得不敢來的，但是什麼也不能阻止一個詩人，他是從純粹的愛的動機出發的。誰能預言他的來去呢？他的職業，便是在醫生都睡覺的時候，也可以使他出門。我們使這小小的木屋中響起了大笑聲，還喃喃地作了許多清醒的談話，彌補了瓦爾登山谷長久以來的沉默。相形之下，百老匯也都顯得寂靜而且荒涼了。在相當的間歇之後，經常有笑聲出現，也可能是為了剛才出口的一句話，也可能是為了一個正要說的笑話。我們一邊喝著稀粥，一邊談了許多“全新的”人生哲學，這碗稀粥既可饗客，又適宜於清醒地作哲學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