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雜文隨筆 遙遠的鄉愁

第13章 【第二章】 盛開-3

遙遠的鄉愁 重返61号公路 8176 2018-03-18
1974年,24歲的胡德夫首次在台北舉辦"美麗的稻穗"民謠演唱會。 2006年,56歲的胡德夫首次在內地公開演唱,同時榮獲第6屆內地華語音樂傳媒大獎。台上台下同唱《美麗島》與的情景,令他淚濕眼眶,不能自己。 《匆匆》的唱片封面上寫著"音蕩的靈魂,回家的旅程",秉承著最初的誓言,胡德夫仍在唱,他要像郭英男那樣唱到84歲。 下篇:校園歌曲一、為了夢中的橄欖樹相遇在民歌輕揚的季節裡,試圖用音樂創作來寫下自己的心情故事,拿起吉他自彈自唱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寫寫歌分享自己的心情是一種愜意的享受。 --音樂人蘇來1977年下半年,經過事先的市場調查與規劃,新格唱片公司開始舉辦金韻獎系列活動,以標榜"由這一代年輕人的心聲所譜成的"推出唱片以及相應的校園巡迴演唱會。翌年,以製作國語流行歌曲起家的海山唱片公司也推出民謠風--金韻獎加民謠風掀起的風潮就是"校園歌曲"的開端,也被視為民歌運動的尾聲。

新格直接使用了"校園歌曲"一詞,一方面避開了民歌可能引起的爭議,另一方面也把訴求對象直接面對在大專院校的學生,並不強調與知識分子的關聯。這就可以看出校園歌曲與"中國現代民歌"或"淡江--《夏潮》"有著非常大的不同:校園歌曲是國語流行音樂的取代者,定位於大專學生;後兩者則是西洋流行音樂的取代者,帶有強烈的知識分子使命感,試圖把範圍擴展到整個社會以及民族。 評論者常以商業力量"介入"或"商業化"這樣的措辭與觀點來看待校園歌曲,甚至認為這是民歌"沒落"的主因之一,最嚴重的批評甚至認為其"污染"了民歌。民歌的商業轉向,使民歌失去原有對民族意識的反省,也去除年青一代通過歌曲表達時代意見的特質,使它僅成為以年輕人為主的音樂形式。但另一方面,當民歌轉化成校園歌曲的形式之後,去除早期民歌過多的民族、政治色彩,創作力更加繁盛,同時吸引部分專聽風花雪月的成年聽眾。進一步擴大的聽眾群,更成為1980年代國語流行音樂的主要消費者。

關於商業介入的是非,陶曉清曾經在主持的節目中說,因為商業的規范運作,民歌手們才能獲得生活保障的資金,得以更好地繼續推動民歌的發展。不僅是校園歌曲,在流行音樂的範疇,商業與非商業一直是討論的焦點之一,其中的是非功過,無法評判。 李壽全則在一次座談會中表示:商業的介入並不是不好,但是唱片公司為了求量,難免粗製濫造,以致造成質的不夠好。 (《聯合報》,1981)創辦金韻獎的新格唱片公司當時新成立不久,這一策劃由音樂人姚厚笙大力推動。作為新力電器公司以及新力台籍股東新創辦的新格電器公司下的相關企業,同時又掛了新格的招牌,新格唱片的出片方針當中,不免會摻入有關整體企業形象塑造的考慮--一種清新、年輕、活潑的形象,特別是對"新格"此一品牌的塑造。

在金韻獎之前,新格所推出的第一張唱片是李泰祥編曲、指揮的《鄉土?民謠》,把一些中國及台灣的傳統民謠以管弦樂來重新表現,同時也發行了丁曉慧、李麗華、劉藍溪等定位於一般流行歌星的專輯。稍後,在競爭壓力及企業理念--"不要跟著別人走"--的引導下,便另外著手開發為當時一般國語唱片公司所忽略的大專學生市場,其所採用的策略,基本上是在為輿論所詬病的國語流行歌曲套路之外,另建立一套以大專生為範圍的,從歌手到歌曲徵選、唱片製作到宣傳、行銷的完整機制。 1977年5月到6月,首屆"金韻獎青年歌謠演唱大會"分演唱組及創作組進行全島的徵選及比賽;報名者有一千二百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大專學生。經過初賽的篩選,晉級決賽的演唱組歌手共有二十一位,他們參賽的自選曲目分屬國語流行歌曲、外國電影主題曲、外國民謠、台灣民謠,得獎的前五名其選曲依次是外國民謠、藝術歌曲、台灣民謠、外國民謠、國語流行歌曲,這顯示出西洋現代民歌在一般大專生當中所佔有的主導性影響力,台灣民謠在其中亦佔有一定的分量。此外,所謂"大專學生排斥國語流行歌曲"的說法也不夠正確,對於某些少數的國語流行歌曲,如一般耳熟能詳的劉家昌創作的《海鷗》,大專生會以自己的方式--以吉他為主的編曲伴奏以及未經太多修飾的唱腔與形象去加以詮釋。

另外創作組也選出前五名,其中有一首閩南語歌曲(簡上仁的《正月調》),一首英文歌曲(傅幼文的DANCING),其他均為國語歌曲(劉蒼苔的《煙逝》、邰肇玫與施碧梧的《如果》、包美聖的《悟於一九》)。 基本上入選者多半外貌並不出色,也並未以打扮穿著取勝,與一般歌星大不相同,因此使得隨後灌錄的唱片《金韻獎紀念專輯》造成發行與傳播的障礙,因為"電台沒興趣,電視不屑一顧,唱片行老闆不願意賣"。面對這樣的局面,新格採取一種直接與學生面對面接觸的策略,即校園巡迴演唱會,直至現在,這依然是流行音樂慣用的宣傳手法之一。 第一場校園巡迴演唱會於1977年12月15日在文化大學舉行,獲得意外的成功,演唱會後沒幾天,士林地區唱片行賣的金韻獎唱片就賣斷了,紛紛催貨。第一波在台北地區的五場演唱會下來,銷售量就明顯上升,在短短數個月之內便突破了十萬張,這不但超過了損益平衡點的五萬張,更超過了當時一些大牌歌星的銷售紀錄。

在往後的四年當中,新格每年進行一輪全島歌手歌曲徵選--唱片灌錄、發行及巡迴演唱。其中,除了每屆比賽之後灌錄兩張合輯唱片以外,新格亦會再從這些合輯唱片的聽眾反應當中找出受聽眾喜愛的歌手,然後再灌錄這些歌手的個人專輯唱片,如包美聖、陳明韶、王夢麟、李建復等歌手的專輯基本上都是這種情況下誕生的。採用的歌曲除了來自徵選之外,也會從投稿或約稿取得,這些歌曲通常是被唱片公司買斷的。 自"金韻獎"飆起唱片工業民歌風潮之後,民歌手的稱謂成為新進歌手與專輯暢銷的重要途徑之一。同時,校園歌曲吸納了彼時正陷於進退兩難境地的"中國現代民歌",楊弦便在此情況下得以被"歌壇譽為現代民歌之父……為中國流行音樂史上留下一個覺醒紀錄"。就這樣,"校園歌曲"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歷史傳承的定位說法,而"淡江--《夏潮》"則被排除在外。

唱片業的介入使得早期校園歌曲的發展更加規範化,同時鼓勵更多能寫會唱的普通學生加入到民歌的行列。新格唱片是首家通過商業方式包裝、發行、宣傳民歌的唱片公司。對於每一屆金韻獎大賽湧現出的新人新作,新格在製作人姚厚笙、黃克隆的極力倡導下,均以"金韻獎"為名推出,先後共推出十張紀念合輯。 歷屆金韻獎的冠軍歌手分別是陳明韶、齊豫、王海玲、鄭人文和潘志勤。優勝歌手有包美聖、楊耀東、黃大城、王夢麟、李建复、李宗盛的木吉他合唱團、鄭怡、施孝榮等,其中還包括由殷正洋等人組成的四重唱,以及由童安格、袁中平、邱岳組成的旅行者三重唱,而四小合唱團中的成員則包括許景淳與黃韻玲。因金韻獎分創作組與歌唱組同時進行,年代久遠,獲獎名單並不完整,同時也不夠準確。

這一批極具才華的學生歌手幾乎包攬了當時校園民歌的演唱,成為這一時期校園民歌的中流砥柱,他們演唱的歌曲也都成為校園民歌的經典,如齊豫的《橄欖樹》、葉佳修的《踏著夕陽歸去》、包美聖的《捉泥鰍》、王夢麟的《雨中即景》、木吉他的《散場電影》、李建复的《龍的傳人》、施孝榮的《歸人沙城》等等。 從名單中可以看出,第四屆與第五屆間隔了四年的時間,事實是,1984年第五屆的金韻獎已是校園歌曲的強弩之末,冠軍歌手甚至很少被人記住。 "金韻獎紀念專輯"唱片封套上的詞句是"由這一代人的心聲所譜成的"(第一輯、第二輯),"這一代青年心聲的標誌"(第三輯、第四輯),這裡面的"這一代青年"與中國現代民歌或淡江--《夏潮》中的"這一代青年"已大不相同,它避開了這一代青年與反映社會現實、民族主義等的聯結,走向一個更強調個人的方向。與此相關的眾多"歌手小傳"與"歌手近況報導",除了是一種宣傳策略之外,也成為校園歌曲歌手成為明星的要素之一。

那個時候,民歌排行榜是靠聽眾寄明信片來統計,真的就有聽眾號召周圍的同學多寫明信片投給心儀的歌手。買不到或買不起唱片,學生們就自己跟著電台的節目翻錄一捲捲的錄音帶,而"代客錄音"的業務也相應出現。 "金韻獎"的成功隨即誘發其他唱片業同行的跟進,如海山、四海、麗歌、歌林、環球等等原來以發行國語流行歌曲為主的唱片公司,以及新成立的如民間出版社、光美、鄉城等,然而能與新格金韻獎相提並論的,只有海山公司製作的自1978年起連續四年一年一張的《民謠風》,其製作人林伯宜先生的努力功不可沒。 除了唱片工業的生產行銷之外,校園歌曲也藉由電視媒體深入傳播,例如當時收視率甚高的"中視"《六燈獎》歌唱競賽節目便引進自彈自唱的形式與歌曲作為新的競賽項目。一些原本演唱一般國語流行歌曲的歌星也開始出這樣的唱片,或者延請校園歌曲的知名創作者為其創作歌曲。稍晚在1980年7月,由《民生報》、"中廣"、"警廣"與"華視"共同舉辦了名為"創作歌謠排行榜"的票選活動,每週通過"警廣"《平安夜》、"中廣"《亞洲之聲》、"華視"的《綜藝100》以及《民生報》影劇版揭曉排行結果,初期榜上有名的清一色都是校園歌曲,第一周的前十名依序為《龍的傳人》、《恰似你的溫柔》、、《秋蟬》、《歸人沙城》、《年輕人的心聲》、《歸》、《今山古道》、《故鄉的風》、《小草》。這項活動整體所產生的宣傳與傳播效果,顯然要遠大於陶曉清單一的廣播節目與《滾石》雜誌社所合辦的民歌排行榜,甚至大於唱片公司本身的宣傳。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創作歌謠排行榜"一開始本以民歌為號召,《民生報》記者塗敏恆為此還寫了一篇現代民歌發展小史,提到黃曉寧、洪小喬、胡德夫、楊弦、李雙澤與"淡江事件",並特別強調其中的"民族情感",然而後來主辦單位根據音樂學上"民歌"的定義,為免混淆,把此一票選活動定名為"創作歌謠排行榜",其宗旨即為"鼓勵創作,以期提高歌曲的水準"。 校園歌曲的聲勢於1980年左右達到最高潮。除了唱片的出版與傳播媒體的大量推介之外,政權亦在這一年展現肯定校園歌曲的姿態,如國民黨青工會旗下的《自由青年》雜誌即在1980年初舉辦了一次座談會,肯定了"校園歌曲與民歌"的地位,另外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也在當年成功嶺大專生暑訓演講中以當時最受矚目的,連他本人"也深深感動"的《龍的傳人》為主要話題,甚至動手改寫了幾句歌詞。

校園歌曲這種在唱片公司與大眾媒體主導之下的機制與運作過程,基本上與一般國語流行歌曲的生產和傳播並無二致,所不同的主要在於表現形式、訴求以及歌手的非專業身份--尤其以新格來說,民歌手的匯集更像是學生樂團的延續,他們很少以歌手自居,而是如同學一起參加課外活動般友愛、有趣。 校園歌曲與當時的國語流行歌曲也有很大的不同:校園歌曲中愛情所佔的比例與國語流行歌曲比較起來並不算太多,兩者對愛情的表現手法也頗不相同,愛情的字眼甚少出現在歌名當中,歌詞也多是藉由自然景物來暗喻愛情,這種純真、清新的風格,卻往往被批評者視為"新風花雪月"。 從造型來看,流行歌曲的歌星多半衣著華麗,女歌星以濃妝為主,照片拍攝上眼睛對著鏡頭,講究打光,常會擺出特殊姿勢,而校園歌曲的歌手延續了現代民歌的風格,以接近當時一般大學生日常打扮為主,照片上歌手的目光甚少對著鏡頭,背景也多半以戶外的樹林、草坪為主。 在演出方面,校園歌曲的演唱方式大多輕鬆隨意,配器簡單,以吉他為主,流行歌曲則要復雜得多。另外校園歌曲的演唱者們很多都是自彈自唱,懂得作曲或填詞,也與當時的流行歌曲歌星們有著很大的不同。 二、這一代的歌這一股"唱自己的歌"的熱潮,迄今已受到廣泛的注意與重視。雖然許多人仍在懷疑,甚至基金會本身亦時常檢討,對於鼓勵年輕人創作歌曲的熱狂是否得當?而以這般非正式音樂科班出身的人來寫音樂,是否會使音樂的水準降低?我一直耿耿於懷不能釋然!然而,"我們需要有自己的歌,以及年輕人創作的慾望"這個事實卻是不容忽視的。 --洪建全基金會董事長洪簡靜惠當校園歌曲成為國語流行歌曲新生力量時,現代民歌並未能跟它串接起來,但是,因為歌手樸素的外形、演唱風格與創作者提法的強調與現代民歌別無二致,在歌手的層次上,校園歌曲與中國現代民歌的歌手都被喚作"民歌手"。 這樣的模糊地帶,在效果上給予校園歌曲一個接近現代民歌的正當性位置,所以《自由青年》的座談會將校園歌曲與民歌並置在一起並同等看待。 1979年,曾有標榜"向民歌挑戰"的流行歌曲演唱會,1980年元月台視更舉辦了一場校園歌曲Vs.流行歌曲的"藍白對抗賽",明白顯現出校園歌曲與流行歌曲分庭抗禮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不完全是對立的,有些民歌手也登上夜總會的舞台與流行歌手同台演出,有些流行歌手則在唱片公司的策劃下以民歌手的身份再出發,如劉文正、劉藍溪、潘安邦、銀霞等。 "創作歌謠排行榜"這樣的命名更意味著一個介於校園歌曲與國語流行歌曲之間的模糊地帶漸漸浮現,對新興唱片工業來說,這樣的效果正是稍後得以走出校園歌曲的框架而正式進入國語流行歌曲的市場當中。現代民歌的推動者們對這種模糊的狀況相當不滿意,認為這是與流行歌曲同流合污,是"民歌沒落了"的主因。陶曉清、鍾少蘭等人對《金韻獎》第二輯的評語是:歌曲本身沒有特色,意像不明,個性不夠強烈,製作的過程似乎在"藝術"與"流行"的矛盾中進行。歌詞方面仍偏重不切實際的風、花、雪、月,金韻獎的知名度夠了,今後應向詞曲方面謀求更深的內涵才是! …………………………在名稱上,已不再使用"中國現代民歌"這個具正統意味的稱呼,而僅僅使用"唱自己的歌"這樣一個與"校園歌曲"難以區別的稱呼,包括陶曉清主編,皇冠出版發行的專刊也未採用"中國現代民歌"而使用"這一代的歌"。 此外,陶曉清本身的電台節目"中國現代民歌",也在"中廣"當時的總經理堅持之下,改名為"中西民歌",而與《滾石》合辦的年終排行榜在1979年之後的上榜歌曲更幾乎清一色是"校園歌曲",《滾石》雜誌更轉化為1980年代引領國語流行歌曲風騷的滾石唱片,中國現代民歌本身已不能成為可以凝聚力量的招牌。 對主導的陶曉清來說,此刻現代民歌成為流行歌曲已是既成的事實,"不管古詩詞或新詩詞譜曲,創作歌曲或校園歌曲,都是流行歌曲的範疇"(熊傳慧語)。 建構一個非營利性的現代民歌推動組織的想法並沒有斷,1980年,"歌詞作家學會民歌委員會"成立了,這個以中國現代民歌推動者為主而形成的組織又名"民風樂府",這可說是第一個以現代民歌為主體而形成的推動團體。通過以活動養活動的策略,民風樂府舉辦了大型演唱會以及小型個人專題演唱會,乃至新作品的徵選競賽與發表會,希望使現代民歌"繼續不斷地向前發展下去,而不只是想讓它轟動一時然後就結束"。 "民風樂府這個名字,是由陶曉清當時在台大教書的好友方瑜取的。1980年,方瑜在《我對民風樂府的期望》一文中說道:"……不常見面但很知己的朋友陶曉清,打電話來,要我為現代民歌的聚會想個好名字。聽著她爽朗清潤的聲音,很自然地就想起民風樂府這四個字。 "陶曉清在2004年回憶道:民風樂府曾經在1981年的7月到1982年的8月間,在聲寶視聽圖書館舉行過一系列的小型發表會。節目除了演唱,還有創作人對作品的解說。小小的會場每次都擠滿了年輕的觀眾。幾乎所有的創作人都曾在這個小空間出席過作品發表會,梁弘志與鄧禹平只是其中的兩位已經離開我們而遠行的朋友。 民風樂府這個名稱一直深受民歌界朋友的鍾愛,不過後來我們想獨立出來,就去台北市政府登記成為業餘演出團體。當時被逼得非要在名稱上加一個尾巴在"歌舞團"或"綜藝團"中,我們選擇了綜藝團。然而我們心中一直覺得很不開心。直到1995年舉行過了"民歌二十年"演唱會之後,"民風樂府"正式轉型成為"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一轉眼又是將近十年過去了。 平日民風樂府並不存在,而只有在活動的時候才"臨時成軍"。 1983年,陶曉清結識"雙溪啟智文教基金會"的總幹事方武,合作舉辦了"牽著他--為雙溪啟智文教基金會義演"演唱會。名字來源於賴西安為這次演出而寫的歌《地球的孩子》中的一句歌詞"牽他的手,牽著他慢慢地走"。為雙溪舉行的義演共舉辦過三次,節目單上印著這些名字:黃韻玲、於台煙、曲佑良、林良樂、範怡文、殷正洋、庾澄慶、曹松章。 李宗盛曾任"民風樂府管弦樂團"的負責人,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就因為經費無法負荷,也因為太不實際而宣告結束了。民風樂府在舉行演唱會的同時,也試圖演出歌舞劇,在人力財力不足的情況下,1983年勉力做出"與我同行"演唱會,其中有一小段的"歌、舞、劇",由林麗珍訓練大家舞蹈,金士傑、卓明教導舞台肢體動作,主要演員有鄭怡、邰肇玫、李宗盛、蘇來,此外陶曉清、吳楚楚、楊芳儀、許景淳、李昀陵都參加了演出。 1995年舉辦過"民歌二十年"演唱會後,民風樂府正式轉型成為"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民風樂府以"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的名義進行各種民歌紀念活動,在台灣引起很大反響。 與民風樂府同時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實驗性團體是"天水樂集"。天水樂集工作室是由李壽全、蘇來、靳鐵章、許乃勝、蔡琴、李建复六位民歌風潮中的佼佼者所組建的,他們均在工作室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李壽全擔任工作室作品的策劃及執行製作人,蘇來、許乃勝、靳鐵章則負責詞曲的創作,而蔡琴、李建复則用各自的歌聲來充分錶現工作室集體創作的作品。 天水樂集成立的初衷是為了以獨立工作室的名義建立版稅制度,為歌手和音樂人贏取應得的利益。這種被視為"忘恩負義"的行為在當時唱片界引起軒然大波。天水樂集工作室共推出了兩張專輯,一張是李建复的《柴拉可汗》,另一張是李建复、蔡琴的合輯《一千個春天》。這兩張唱片共花掉了240萬的製作費用,在當時可謂天文數字,投資方四海唱片並沒有回本。李壽全說:"專輯賣得不夠好,害四海沒賺到錢,所以第三張我們也不好意思再做了。"這兩張專輯堪稱民歌時代末期力挽狂瀾的經典,雖然不叫座,叫好聲卻持續了二十多年。其中以李建复的《柴拉可汗》最為突出,該作品統一的音樂風格已經充分具備了"概念性專輯"的雛形。 1982年,因曲高和寡,隨著李建復與靳鐵章去當兵,許乃勝的出國,天水樂集工作室宣布解散。 天水樂集工作室的意義並不在於它推出了這兩張力挽狂瀾的經典專輯,而在於它的出現在台灣樂壇上首開獨立製作唱片的音樂工作室的先河,建立版權和版稅觀念,為現代流行音樂的專業化製作開闢一條新的路途。 除了天水樂集,同期其他比較著名的工作室還有羅大佑、邱復生、張艾嘉的"果實",李壽全的"李約",鈕大可的"赫立",譚健常的"巨翼",陳揚的"比特"等等。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台灣唱片工業呈現出群雄並起、新舊交陳的現象,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如拍譜、新格、滾石、飛碟、東尼、鄉城、光美等與以前的唱片公司如四海、歌林、海山、環球等,不久就演變成由滾石、飛碟兩大唱片公司主導1980年代國語流行歌曲走向。滾石唱片由民歌運動中的主要平媒《滾石》雜誌轉化而成,創始人是段鐘潭與段鐘沂兩兄弟;而飛碟唱片的創始人卻是民歌運動中最重要的民歌手之一吳楚楚。 民歌手因同時具備演唱與創作詞曲的能力,使樂壇上出現創作型歌手,同時因反映時事、批判社會的歌詞,也開發出人文歌手的稱號,使民歌運動之後的流行音樂產生更多的風貌。繼羅大佑被譽為批判歌手之後,國語歌壇的黃舒駿、鄭智化、陳昇,台語歌壇的陳明章、朱約信、蕭福德、伍佰、林強,都以關懷社會、重視人文的風格出現。另外像李宗盛、吳楚楚、邱晨、葉佳修、羅大佑等民歌手,已由歌手--詞曲製作--經營人的轉換,造成1980年代流行工業的生產的變化,同時加速校園歌曲向流行歌曲的轉化。 進入1990年代之後,台灣島內開始有大量的翻唱民歌專輯出現,在事隔多年後的今天,那些翻唱專輯往往是我們了解台灣民歌的另一扇窗口。其中較為知名的有張清芳的《出塞曲》專輯,南方二重唱的五張《回歸線》專輯,老一輩的民歌人物蔡琴也曾出版過《民歌蔡琴》和《遇見》等翻唱專輯。 如今,各種民歌紀念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人們大多都在懷舊,懷念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發出的各種聲音。懷舊不僅僅是因為對現階段匱乏的背叛,更是一次對內心深處的最遙遠也是最艱難的回返。 2005年,現任"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理事長的吳楚楚在接受采訪時表達了自己對民歌運動終結的看法:民歌其實從來沒有沒落過,"如果重視的是背後的原創精神,不止不曾沒落,反而愈發壯大,鼓勵更多人走上音樂創作道路,哪怕表現手法不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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