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說：“我們有時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帶著一些'阿Q相'…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畫隱伏在中華民族骨髓裡的不長進的性質，——阿Q相。”
鄭振鐸說：“這個阿Q，許多人都以為就是中國人的縮影。”
錢杏邨則批評魯迅：“不但沒有抓住時代，而且不曾追隨時代。”錢的文章發表於1928年，馬上有人撰文反駁：《阿Q時代沒有死》。
魯迅自己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是一件難事…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1933年，魯迅在《再談保留》一文中又說：“十二年前，魯迅作了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暴露國民的弱點的。”
魯迅認為，“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
這“一時”是多久，魯迅沒有講。
幾千年形成的病根，幾十年難以去掉。歷史有不易察覺的慣性。
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讀《阿Q正傳》深有感觸，他寫道：“可憐的阿Q將長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由此可見，國外也有阿Q。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阿Q正傳》是一篇好小說，我勸看過的同志再看一遍，沒看過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真該好好地看看。
魯迅研究國民性由來已久，是一次集中噴發。他要“救救孩子”，免得他們長大後，“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混。”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遺憾地發現，阿Q還在到處走，雖然他已經不戴氈帽，不唱“我手執鋼鞭將你打！”。怯懦、油滑、短視、中立；麻木、僥倖、忘卻、投機；自卑、自傲、自欺欺人、欺軟怕硬……學界商界演藝界的阿Q，市井的阿Q，農村的阿Q，機關大樓裡的阿Q……
花樣翻新的精神勝利法，還在強勢推銷。 “市場前景”難以測量。
二十年代前後，魯迅成為魯迅，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的心。”由於他的作品立意不凡，樣式特別，吸引了大批追隨者。他仍在教育部，兼了北京大學的課，以講師的身份講授。他花掉多年積蓄，賣掉紹興老屋，在北京八道灣買了房子，將母親、朱安和弟弟都接來同住。他回過一次紹興，閏土來看他，當初的英俊少年變得非常木訥，像個木偶人。魯迅為此寫下著名的《故鄉》，憂鬱的目光瞄準飽受欺壓的底層。
早年在南京下礦井，魯迅對“鬼一般工作著”的礦工們印像極深。
病態的社會，苦難深重的底層，此二者，牢牢地牽扯著魯迅的神經。
他一直在看，深入地看。
悲天憫人的情懷，乃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傳統。
杜甫看。白居易看。蘇東坡看。陸游看……
1923年的7月，魯迅和周作人突然鬧翻了，開始自己弄飯吃。次年初他搬出八道灣，住進西四條磚塔胡同。六月十一日，魯迅回八道灣取他的東西，“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詈毆打。”啟孟即周作人，其日本妻子名叫羽太重久。
兄弟失和，從此不見面，與這日本女人有關。細節無考。周氏兄弟共同的朋友川島是目擊證人，寫過文章《弟與兄》。
魯迅回憶往事的散文集，其中一篇叫，表明他對弟弟是牽掛著的。川島也披露了兄弟失和之後的一些事。
周氏兩兄弟道不同。論述已多，此不贅言。
魯迅從北大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並遷西三條長住，戲稱工作間為“老虎尾巴”。幾年間他陸續接待了大量的來訪者，多為青年。 “五四”運動使中國青年走到歷史的前台，魯迅是他們持久的偶像之一。使無數青年想要吶喊。魯迅待客的房間小，他吸煙又多，常把玻璃窗打開，透透氣。窗外有個小院子，院中有楊樹，冬日盛開著幾樹梅花。
談話不拘題目，往往一談大半天。來訪的青年們還留下吃飯。言語激烈碰撞時，魯迅靜靜地抽煙，望望玻璃窗外的楊樹或梅花。
這情形與紹興會館的那幾年形成鮮明對照。
魯迅四十出頭了。他和小他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很融洽。爭論，探討，夾雜輕鬆的閒聊與開懷大笑。思想自由地綻放著。這是中國式的思想討論班。思想的火花噴濺到社會。此間魯迅忙於支持青年們的未名社，辦《語絲》和《莽原》雜誌，而他的寫作瞄準了散文詩。跳躍而短促的句子，沉鬱而滾燙的意象，彷彿思想自動尋找著火山口。令人聯想波德萊爾的……
蕭軍等人回憶：震動了他們的心。
魯迅在女師大講廚川百村的《苦悶的象徵》。這本論藝術的專著是魯迅翻譯的，它有兩個思想來源：柏格森的創化論、精神綿延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
藝術是苦悶的產物。苦悶源於對現存秩序的不認同，在“不”的領域矜持著，固守著。苦悶是能量的蓄積。魯迅十幾歲就開始苦悶，他追憶說：“父親的窮下來，也是一件好事，使我想了很多事情。”他在南京苦悶，在東京、仙台苦悶，回國後依然苦悶。他把身體放到一邊，讓精神迎著苦悶頑強地生長。精神界之戰士，這彷彿命中註定。不同時期的苦悶似乎各有名稱，先前叫吶喊，此間叫徬徨。
《新青年》的編輯部散了，對魯迅刺激很大。陳獨秀去了上海，打算把這本影響甚大的雜誌帶入政治的可操作的層面；胡適鑽進了“整理國故”的象牙之塔。
“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尚徬徨。”
這是小說集的題辭。
思想者前行艱難。在確認了自己的選擇之前，寧願寂寞著，徬徨著。
所謂獨立思考，必然伴隨著寂寞與徬徨。
在中國，寂寞、孤獨幾乎是思想的同義語。
魯迅苦悶著，壓抑著。
壓抑好比將氣球按入水，按得越深，氣球彈得越高。
思想，藝術，語言，乃是壓力所致。魯迅的文字像鑽石般堅硬而漂亮，乃是長期受力的一種結果。他的輕鬆，隨意，是從不輕鬆、不隨意的地方爭來的。猶如他的幽默，有著並不幽默的廣闊的背景。
按一般人的理解，二十年代中期的魯迅已經名利雙收了，卻何苦還跟自己過不去？教育部官員，大學正教授，著名作家，青年偶像，他已是許多人眼中的社會精英、上層人物。然而他從未給人留下社會名流的印象，他的生活十分簡樸，凡事喜歡自己動手，包括砸煤劈柴這類體力活。
思想者偏愛幹粗活、手工活，中外例子甚多。嵇康打鐵，陶潛種田，萊布尼茨當針表匠，維特根斯坦送掉巨額遺產做了一所中學的園丁。海德格爾是木匠的兒子，自己也喜歡擺弄鐵鎚，搭建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而他驚動歐洲的“上手性與在手性”的傑出思想，是從鐵鎚的起落中悟出的。
質樸有豐富，奢華有單調。
唯有質樸的狀態方能與豐富照面。
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是一名質樸者，能思想者，精神與物質的雙重貴族，反襯形形色色的暴發戶。能思想者就是能感受者。能感受者就是能幸福者！
一個辛勤耕耘的老農民，其對自然、對生活感覺的豐富，當勝於幾打名韁利鎖之輩。後者其實挺可憐，他的最高境界，不過是動物式的慾望循環。
魯迅毫不經意地滯留於質樸的狀態，遠離了惰性群體的持存狀態。
奢華有單調是說：當一個人有了小汽車的時候，他再也看不見自行車的諸般好處與妙處。
魯迅從質樸出發，展開他的豐富而強勁的思考。毋寧說，一切強勁的思考，均與質樸為鄰。
思想與奢華不兩立。
如果二十年代的魯迅過上了成功人士的奢華生活，出門擺譜，回家享受，那麼，“思想”就會跟他過不去。
魯迅穿有補丁的衣衫和皮鞋到女師大上課，惹得闊小姐們掩嘴嬌笑。他這叫名士風度麼？從魏晉唐宋到明清、民國，不拘小節的名士、狂士的故事太多了，魯迅是這支奇特的隊伍中的一員麼？女生們私下議論著。
魯迅在課堂上講廚川百村，批評弗洛伊德。他一再抨擊性的潛意識學說，倒使人聯想他的已經受到意識控制的潛意識。
昇華的魯迅，也許尚處於回望那昇華的地基的開端。
學貫中西與文理的魯迅，講課隨意發揮，旁徵博引，妙趣橫生。他不是學者型的教授，知識的後面有思想支撐。他無意帶出一群女戰士，卻能對她們潛移默化。
清華、北大、女師大的學生們，讀著魯迅的書。讀著《語絲》周刊、《莽原》雜誌，以及胡適梁實秋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作品。
“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聲音在延續著。聲音也在分化中。
女師大學潮不斷，趕走了流氓式的女校長楊蔭榆。
向來溫和的、一說一個笑、一笑兩個小酒窩的劉和珍，是學生領袖之一。學生當中她人緣好，具有溫和的感召力。
生一張圓圓的俏臉的劉和珍，崇敬著魯迅。她並不寬裕，卻毅然預定了全年的《莽原》。
1926年3月18日，青春活潑的劉和珍倒在了血泊中。
這一天，北京三萬多人大遊行，抗議帝國主義列強在上海製造“五卅”慘劇、抗議列強在北京以“八國通牒”的方式威逼段祺瑞政府。學生愛國，徒手請願，卻突然遭遇呼嘯而來的子彈：賣國賊段祺瑞下令屠殺，槍聲持續了十多分鐘，又有衙門裡衝出來的大刀棍棒隊，將倒在地上的呻吟著的傷者擊斃。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劉和珍和她的幾個同學被子彈打死、刀棒殺死。
魯迅為這個血腥的日子命名：“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他寫下《記念劉和珍君》、《無花的薔薇之二》。
“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我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們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裡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
軍閥賣國賊，殺人不眨眼。魯迅這麼寫文章，而且發表出來，是冒著殺頭的危險的。戰士不怕流血，卻沒必要作無結果的犧牲，魯迅痛苦地呼籲：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
1926年的這個3月，魯迅亮出的身姿、寫下的文章，驚天地泣鬼神。死者無言，後死者發出如此徹底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