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兩難境地的魯迅，將朱安的生活也考慮到了。
事情就這麼簡單。
這裡沒有什麼符合人道選擇的萬全之策。魯迅不傷害朱安，就會傷害自己。他對朱安人道了，對自己就不人道。難道“自己”就是不是人嗎？這是什麼樣的人道主義道德律令、非得犧牲自己去成全別人嗎？平等的觀念不是這樣的。
猶如財富的平均主義，在古希臘人的眼中莫名其妙。
猶如儒家文化提倡悲憫情懷仁者之心，卻也處處強調等級。
這裡的分寸感極為重要。一個健全的社會，雷鋒精神當與富豪榜並存。偏頗是有害的，走極端則導至災難。
貧富有區別。精神境界有差異。
健全社會的運動過程中，應當有能力同時顯現此二者。顯現是說：盡可能地去掉遮蔽。
個體形成的過程中，則應當警惕極端個人主義。
悖論的是：人人趨利，損人利己，既有害於社會的、單位的、家庭的和諧，又不利於個體的壯大，個體的幸福。
想想看：烏眼雞它能幸福嗎？烏眼雞隻會去找烏眼雞……
如果動物本能的充分調動就是幸福，叢林法則的普世應用就是大同，那將把人類的幾千年文明置於何處？把真善美的百代努力置於何處？
而當所有的眼睛都只能反射錢幣之光的時候，生活的完整性也無從談起了。愛意、詩意、神性、道德、風俗將集體退場。生活之意蘊層撕裂出大空洞，就像天上那個肉眼看不見的臭氧層。
只能辨認有形之物的那雙眼，乃是標準的動物之眼。
不難想像：如果魯迅活到今天，會對有蔓延趨勢的拜金主義拜物主義使用他的短刀、他的投槍匕首。
唯有全面發展的“那個人”，才無愧于人的稱號。
我們這些只知為一點蠅頭小利而忙忙碌碌的人，不妨捫心自問：對得起為重建民族之魂耗盡了心血的周樹人麼？
魯迅婚後不久，去杭州兩級師範學堂教書。許壽裳在那兒當教務長，校長是沈鈞儒。魯迅教化學，教生理衛生，兼博物學的翻譯。他對學生講生殖系統，面對一張張驚異甚至驚恐的娃娃臉。他面無表情，單用抑揚頓挫去表達。聲音是他的表情。他冷幽默。下面即使哄堂大笑，他的面部肌肉的變化也不大。
講課的風格，講演的風格，形成於杭州師範。
也影響著日後的文字風格。
幽默這東西，一旦“熱膨脹”，容易油腔滑調。魯迅懂得這個微妙的分界，專門寫文章，告誡年輕人的油腔滑調。
這告誡放在眼下仍然適用。油腔滑調有變式，比如對文學及影視經典作品的惡搞。
三十歲的魯迅住著單身宿舍。學校裡他是最能熬夜的教員，備課，讀書，整理和學生們一塊兒從野外採集來的植物標本。他抽“強盜牌”香煙，吃杭州有名的條頭糕。這兩樣東西，校工每晚給他送上。物質生活，比在日本的時候強多了。
深夜他在小院徘徊，覺得天空奇怪而高。
香煙總是在手上，而思緒裊裊在空中。
然後，一個人卸衣上床……
沈鈞儒去職，來了個新校長夏震武，強拉許壽裳陪他去孔廟“謁聖”，遭到許壽裳的嚴辭拒絕。
魯迅給這位新校長起了個外號：夏木瓜。
很快，“夏木瓜”在教員們中間廣泛傳開了。惱羞成怒的木瓜擺出了權力面孔，拉虎皮作大旗，惹得群情激憤。雙方鬥了幾個回合，以教員們的勝利而告終。木瓜辭職，學校開起了慶功會，魯迅痛飲紹興老酒。
這是1910年，離辛亥革命很近了。夏木瓜尊孔，真是不合時宜。
魯迅“升官”了，從杭州返回紹興，在紹興府中學做了學監。
還是穿廉價的羽紗長衫，抽強盜牌香煙，吃條頭糕。還是形同單身漢……
紹興古城瀰漫著革命的空氣，人們公開議論三年前死去的秋瑾、徐錫麟。魯迅一頭短髮，昂揚走在街上。紹興府中學的學生們滿懷敬意地望著他走過，悄聲議論他與秋瑾的友誼。
“革命”來了。
革命黨人王金發的隊伍從杭州連夜開到了紹興。穿藍色軍裝的士兵們，穿草鞋，扛步槍，打裹腿，精神抖擻。
紹興城亮起了各種各樣的燈：油燈、紙燈籠、玻璃方形燈、桅杆燈。沒燈的人點起了火把。
革命照亮了千年暗夜。
魯迅出任紹興師範學堂的校長。上任的頭一天與全體學生見面，他戴著一頂軍帽。校長致辭，簡短有力。下面的操場內響起了歡呼聲。
可是沒過多久，紹興的人們看見革命的標誌性人物王金髮長胖了，滿臉油光。紹興的士紳們用祖傳老辦法，群而而捧之，拜貼如雪片，這個送衣料，那個送翅席。紹興府雖然改成了軍政府，進進出出的卻還是那些人。
城裡忽然有了許多名目的革命黨。不少人開口革命閉口革命。
城里和鄉下的閑漢們興高采烈，紛紛湧入軍政府衙門，穿皮袍大搖大擺。
沉渣泛起。魚龍混雜。
王金髮變了，拒絕青年們提出的懲辦殺害秋瑾的劊子手的強烈要求，說是“不念舊惡”、“咸與維新”。
青年們憤怒了，發傳單，辦報紙，痛罵王金發，請魯迅做他們的後盾。
魯迅站到了王金發的對立面。
紹興城一度盛傳，王金發要派人殺魯迅。
魯迅的母親嚇壞了，要他出城到鄉下去躲避。
魯迅不走。夜裡還上街，打著燈籠，燈籠上寫著大大的“週”字。過了一段時間，平安無事。他還當校長。王金發雖然糊塗，卻不至於暗殺他。
許壽裳在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部任職，請魯迅去南京。教育總長是蔡元培。
1912年的春天魯迅離開了故鄉紹興。
同年五月，臨時政府遷往北京。魯迅隨教育部北上，住在宣武門外一條僻靜的胡同：南半截胡同里的紹興會館。八月，他從教育部第二科科長的位置，升為部裡的僉事，是個高級幹部了，月薪豐厚，權力亦大。於是，找他的人多起來，幾乎排著隊，到他的辦公室或會館小屋。如果他願意在官場中謀個前程、編織關係網的話，此間是絕好的機會。
可是對魯迅這樣的人來說，有些機會根本就不是機會。
他看不見這些機會。
魯迅的意識之所向，乃是時代。而由於他這麼多年來死死地盯住人，盯住個體不放，所以，他所看見的那個時代，跟他的同時代人有巨大的差異。
他實在不喜歡那些形形色色的來訪者。事實上，那些人所怀揣的各種名利念頭，他要么在腦子裡一晃而過，要么看不見：視若無睹。
現代中國最傑出的思想家，不得不置身於庸常官府、庸常的人際關係的糾纏。他做上教育部的高級幹部，跟教育總長蔡元培先生的欣賞有關。後來，二人都從按部就班的政府部門轉入了大學。蔡元培是現代教育的奠基人。魯迅是現代思想和文學的奠基人。
思想家每天上下班。思想家夾著公文包匆匆走著，走過北京的一年四季。
魯迅越來越煩那些敲門者，有時候對敲門者非常的不客氣。
一個不願意把別人當成敲門磚的人，自己也不願成為別人的敲門磚。有趣的是：魯迅既不知道“門”是什麼東西，又不知磚為何物。
腦子裡滿是民國、民族、歷史、當下，門磚之類哪有踪影？
活在歷史進程中並能意識到這種進程的人，眼裡哪有雞毛蒜皮、雞零狗碎？而西方近現代，這種具備了歷史感的人特別多。中國從先秦到漢唐宋，目光長遠者亦比比皆是。
民國初年，思想又在北京的一條小胡同里高速運轉了。
魯迅一頭扎進古書、古碑、古佛經。為了前行他回望著歷史。他辨認著黑暗。黑暗的廣大與深長，經由歷史的慣性延續到民國：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軍閥割據……
魯迅緊張辨認著黑暗的“核心物質”。
鬱悶，痛苦。歷史的毒氣與鬼氣，也侵入魯迅瘦小而堅硬的身軀。欲辨認對象，他是要和對象近距離接觸的。
針對歷史的毒素，魯迅必須以劇毒之身，攜帶著強大的異質性力量，躍入歷史的深潭以毒攻毒。他清點著歷史的有毒物質，尋找那顆支配著無數吸盤的魔鬼般的章魚頭。
而歷史自有閃光處。
魯迅發現了魏晉文學和嵇康。那是一個具有“人的自覺”的時代，讀書人紛紛反抗儒學禮教，不惜以死相拼。個體要成為自由的個體，付出了血的代價。龍章鳳質的嵇康四十歲赴刑場，乃是追求自由的個體在封建權力魔掌下的歷史性的閃亮登場。
禮教。這章魚之頭。
魯迅自己就是禮教的受害者。以及那位在紹興默默地陪著母親的無辜的朱安……
六年過去了。魯迅鬱積著巨大的攻擊力。地火在運行，岩漿在奔突。
這無聲的、近乎陰冷的六年，魯迅完成著自身的修煉，朝著更高更強更堅硬。
同時他也攢著錢，準備在北京買房子，把母親和朱安都接過來。他抽煙，喝酒，吃甜點心。頭髮長，鬍子亂。總是穿相同的衣服和鞋子，卻不至於“捫虱而談”；或是撥出短刀去追趕蒼蠅。魏晉士人的佯狂，魯迅能一眼看到。
鬱悶也包含了性苦悶。
1918年春季的某一天，錢玄同突然來訪，帶來了一本《新青年》雜誌，請魯迅寫一點文章。魯迅並不興奮，他說了一段後來被專家作家無數次引用的話：“假如有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魯迅話是這麼說，但還是同意給《新青年》寫稿。胡適、陳獨秀都是這個雜誌的編輯。
這一年的五月，白話短篇小說問世。這是漫長的封建禮教史上的第一聲驚雷。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塊奠基石。現代小說自始。
小說用第一人稱，寫一個患有受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小說的原型是魯迅的一個親戚，原本在山西做幕友，忽然覺得所有的人都要陷害他，於是倉皇逃到北京。他雖然住下了，但還是很恐慌，要逃跑，換了一個又一個房間。魯迅安頓他，勸慰他，卻苦於怎麼說都沒用。有一天這位親戚極為驚恐地朝魯迅喊：“今天就要被拉去砍頭了！”並顫抖著拿出了一封絕命書。魯迅認為他精神錯亂了，送他去池田醫院時，沿途的巡警又嚇得他面如土色。醫院裡治了一星期，無效。魯迅託人送他回了紹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