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西方醫學有濃厚的興趣，各科成績均好。這也如同他對地質學、生物學的濃厚興趣。他一直是文理兼修，能同時看見物質與精神，看見二者的融合與二者的分界。現代西方大哲，不乏從自然科學轉向人文領域的例子，像胡塞爾、羅素，原本都是出色的數學家；像弗洛伊德，從醫生轉向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宣稱全社會都是他的病人。魯迅不認同弗洛伊德，卻與弗氏有相似處：看社會上的各色人等都有病，只是病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東京，魯迅和許壽裳經常討論：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
這樣的討論和追問，當屬罕見。
而在當時的日本，由於1894年的中日海戰，由於稍後的日俄戰爭，好戰分子急劇增長，軍國主義氣焰囂張。魯迅被仙台的日本同學視為“支那學生”。成績好反受奚落、受懷疑：一個支那人，怎麼可能在骨學、神經學、血管學、解剖學、細菌學的課程上都取得好成績呢？
有日本學生寫信給魯迅，開頭便說：你懺悔吧！
這等於說：你交待吧，你是怎麼作弊的？
魯迅毫無“懺悔”的跡象，班上的同學對他側目而視，有些人還故意惹他。
他住在一所監獄旁的低級旅館，瘦弱之軀飽受蚊子的叮咬。冬天也是蚊子亂飛。沒蚊帳。頓頓粗食。
有時整夜拍蚊子，拍得一手血……
身心受著煎熬。真金在烈火中煉著。
這一天，學校放一部日俄戰爭的紀實影片，片中有個中國人，因做了俄國的奸細而被日軍處死。圍觀的中國同胞一個個身強體壯卻神情麻木，他們在看熱鬧，看殺頭，鴨子般伸長頸項，死魚般的眼睛轉動著某種興奮。魯迅大吃一驚。日本學生在歡呼，打著尖厲的口哨。
體格強壯而神情麻木的中國人……
魯迅對此印象深刻，源於他對國民性的持續的追問。思想導至感覺。感覺引發更多的感覺，又反證思想。
他做出了瞬間決斷：棄醫從文。
醫學是不能深入靈魂的。行屍走肉滿街躥，“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阿Q正傳》，對國民的麻木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繪。麻木是個大詞，它衍生多種形態，包括自欺欺人，包括沾沾自喜，包括瞞與騙、吃人與被吃，包括著名的“精神勝利法”……
優秀作家的一切努力，都是深入人性。在魯迅，是深入國民性、民族的劣根性。或者說，他是歷史性地考察人性。
魯迅是敏感的。高度敏感的人方能看見高度的麻木，猶如堅實的個體才能夠洞察一盤散沙似的群體。
葉聖陶說：“在同時代的人中間，魯迅先生的確比別人敏感。有許多事，別人才有一點兒朦朧的感覺，他已經想到了，並且想得比別人深。”
魯迅先知先覺，就“思想的實事”而言，他又是先行者。 “三先”共屬一體。他是思想革命的先驅。
毛澤東稱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
他想得深，於是他走得遠。他走得遠，於是他孤獨。
他考察人性，拷問靈魂，從不放過他自己。他欣賞陀斯妥耶夫斯基對靈魂的拷問、窮追不捨。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他反禮教，反孔夫子。而“反求諸己”、“吾日三省吾身”卻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儒家文化，有學者乾脆稱做恥感文化。恥感與基督教的“原罪”之說有相通處。儒學作為有生命力的、開放的文化系統，使浸潤於此種文化中的人，並不難於理解陀氏對人性的刨根問底。
中國封建社會，愈到晚期愈呈封閉狀態，乃是權力運行的極端化所致。極端化意味著：唯有這種極端化方能維持日趨腐敗的權力系統的運行。中國的政體落後於西方多矣，但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卻能夠眺望其他語種的文化。由此可見：傳統文化並不依附於封建社會。文化的本質性力量能洞穿社會形態。這一點在今天大致能看清了，傳統文化有她的恆定價值。
晚清國門初開，士人們普遍懷有陌生感所帶來的焦慮。而傑出的士人，在焦慮中前行，殺開一條滿是荊棘的道路。魯迅能受西方文化的大力牽引，與他的“國學”功底是有關係的。這個問題很重要，後面細談。
把握“魯迅之為魯迅”，須抓住綱，綱舉才能目張。
魯迅想事情，一旦想明白了，便立刻去做。這裡的所謂“想”，可能只有幾分鐘。這大約就是西哲所推崇的“瞬間決斷”。這倒不是說幾分鐘才是瞬間，有時候，幾年也可能成為歷史瞬間。
許壽裳勸魯迅說：你學醫不是學得好好的嗎？為何放棄？
魯迅回答：中國的呆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
放棄醫學的理由真是充足。
魯迅去找老師，陳述這退學的理由，藤野先生一听就明白了，雖然他很愛這唯一的中國弟子，卻未多勸。他送給魯迅一張照片，用毛筆默默寫下兩個漢字：惜別。
魯迅接過先生的照片。後來一直把藤野的照片掛在牆上。當他工作累了，想偷懶了，望望照片，又開始伏案工作。
今日日本東南部的繁華大都市仙台，有魯迅先生的紀念碑、藤野先生的紀念碑……
1906年的夏天魯迅回到東京，生活仍然艱苦。吃得很差，想得很多。這傑出的大腦幾乎晝夜不息地運轉。 “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在精通了日語之後，他又學俄語、德語，如飢似渴地閱讀俄國、德國的文學和哲學經典。
精神界之戰士，蓄勢待發。
在今天看，俄羅斯、法國和德國的知識分子，對世界的影響力超過了英國、美國。
魯迅一生全神貫注於社會批判、文明批判，而康德在十九世紀已經有“四大批判”之一的《批判力批判》。針對批判力的批判，中國的晚清士們人可能還不知所云。
毛澤東曾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指出：“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
魯迅的奮起，乃是瞄准文化的落差。他躍入西方文化，貪婪地呼吸著異質性的空氣，並返身打量中國的傳統文化，“看見了”傳統文化——它的精髓和它的蔽端。
他能對同質性的東西作陌生化處理。
這也包括他將要展開的漢語藝術。他的小說，從、到，幾乎一篇一個風格，其藝術蛻變的能力令許多人驚訝。他不刻意追求形式，反而獲得了“有意味的形式”……
魯迅審視中國，蓋因他汲取了中西精英文化的力量。
唯有精英文化，方能使人洞察歷史與當下。
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蘆葦……
從南京到東京，前後十一年，魯迅給人的印象，是每一分鐘都在緊張地思考。學習，思考，再學習，再思考。吃穿住他好像全不在乎，包括談戀愛。精神的飛升伴隨著身體的“下沉”。
而這種類型的偉人大哲，近代西方常見。想想斯賓若莎、馬克思、康德、尼采吧。
這倒不是說，偉人哲人們不食人間煙火。
人生太短促。魯迅名言：要趕緊做。
他在東京張羅著辦《新生》雜誌；用“精奧的古字”翻譯《域外小說集》。一邊要新生，另一邊卻用古字，這饒有深意。
“弗失固有之血脈”，知，然後行。
魯迅做了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在當時是名聲顯赫的革命家，做過清廷監獄，出獄後把他的講壇論壇搬到日本東京，與改良派、保皇派領袖梁啟超康有為等展開激烈論戰。
魯迅聽章太炎講《說文解字》。
太炎先生席地而坐，揮舞著手臂，繪聲繪色講漢字，往往幾個小時一晃而過。聽講的學生環坐於矮桌旁，上廁所都要抓緊時間，生怕漏聽精彩之處。有一位錢玄同，聽得忘形，每次上課都眉飛色舞，身子不覺前移，移至先生跟前。師生討論，數錢玄同的話最多。魯迅對錢玄同小有不滿，給他取個綽號“爬來爬去”。
後來，錢玄同做了古文字學家。
二十年代錢玄同提倡復古，魯迅寫文章批評他。
魯迅寫《太炎先生二三事》，對作為儒學大師的章太炎也有微飼，不過，這篇文章的基調是親切的，懷念的。
魯迅辦《新生》雜誌，狂讀西方經典，同時聆聽著章太炎。視野開闊的思想家文學家在醞釀中。無與倫比的漢語藝術在錘煉中。而魯迅的這一層曾經受到遮蔽。
戰鬥的魯迅之所以能夠戰鬥，其文化視野乃是決定性的因素。
他的同鄉徐錫麟刺殺清廷大員恩銘，舉國震驚。革命以各種形式進行著，仁人誌士層出不窮。徐錫麟被處死、開膛，心肝肺做了恩銘親兵的下酒菜。清王朝垂死掙扎，瘋狂反撲。不久，魯迅的另一位同鄉，鑑湖女俠秋瑾，也在她的故鄉紹興死於清廷劊子手的屠刀下。
秋瑾生前，隨身帶著一把短刀。
魯迅也有一把短刀，那是在仙台的時候一個日本朋友送的。
夜裡他看刀，並比劃著。
他並不是一名刺客。這是一把靈魂的手術刀。
魯迅看刀，看來看去，“看”出日後的投槍匕首式的雜文。
鬱達夫說，魯迅的雜文“能以寸刀殺人”。
鬱達夫通常給人留下風流才子的印象，卻對魯迅雜文推崇備至，反擊鄙薄雜文的梁實秋。梁實秋先生翻譯莎士比亞功莫大焉，但也許他是走了“雅”的極端。
雜文的特點是喜笑怒罵皆成文字，這挺好的。
孟子寫文章，也是要罵人的。
王國維、章太炎、辜鴻鳴、郭沫若……誰不罵人呢？
罵是廣義的，並非人身攻擊。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魯迅從仙台返回東京，又待了三年。屈指算來，他到日本已經七年多了。
七年煉成真金。
此前的南京四年、紹興老家十幾年，為這七年奠基。
如今的仙台人曾不無自豪地說：紹興是周樹人的故鄉，而仙台是魯迅的故鄉……
1908年的魯迅居於東京的一幢公寓“伏見館”，他快滿二十九歲了，唇上留了一點鬍鬚。他還不想回國，回國意味著成家。成家意味著過老式的日子，在紹興生兒育女，做師爺或幕友。
母親拍電報催他回去。紹興有一位名叫朱安的姑娘在等著，她的年齡比魯迅略大。魯迅不想娶她。類似的婚姻悲劇，也發生在胡適之、郭沫若的身上。新思維和舊婚俗之間是注定要發生悲劇的。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看上去一目了然，實在不值得嘮叨、糾纏。
母親又拍電報，稱臥病在床。魯迅趕緊啟程了。
其實母親沒病，是催他回去完婚。
魯迅令人費解地同意了，在紹興與朱安舉行了舊式婚禮。
原來，他有個折衷的兩全之策：為母親迎回了一位兒媳婦，卻拒絕一個妻子。他拒絕和朱安同床共枕，一輩子為朱安提供生活的費用。朱安曾經許過人的，她為逃避包辦婚姻而住進了周家，劫遭受了魯迅的迎娶式的逃避。按紹興習俗，如果魯迅不娶她，她很有可能永遠嫁不出去，連生計都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