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希望著出現這樣的景象呢？
“惡搞”是個惡兆，須嚴加防範。
而“軟實力”、“以人為本”在這樣的時刻成為中國主流媒體的關鍵詞、常用詞，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幾百所“孔子學院”正遍及全球……
魯迅早期的重要文章有《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人之歷史》等。前者發洞見雲：“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
這段話十分透徹。
魯迅把當時的中國診斷為“沙聚之邦”，幾億人呈現為大沙漠，被刮來刮去的風不停地改變著形狀。沙漠是如何形成的？人，又是怎樣變成沙粒的？清王朝的經濟實力不是遠勝於日本麼？為何又是聚沙之邦？
魯迅盯上了中國人的個性。個性不張，造就了聚沙之邦。
中國封建社會，權力運行極端化，覆蓋面廣，持續的時間長。而極端化的封建權力注定要製造庸眾，把活生生的、有自主性的個體演變成沙粒。這也如同西方國家資本運行的極端化，極端化的資本變盡花招製造消費群，把人釘在消費的單一圖景上，把“全面發展”的個體置於死地，把人的可能性掏空，把“人”消滅在歷史的進程中。 ——幾年前，不是還有個叫福山的人宣稱要讓資本主義終結歷史麼？而西歐北歐的一些國家，在“二戰”之後的若干年，倒是漸漸融入了諸多社會主義的元素，公平與效率並重，發展與福利共存，傳統與現代之間有了足夠的緩沖地帶，生活世界因之而呈多樣化。慾望被仔細辨認，單面人的蔓延趨勢受到遏制……
聚沙之邦將如何轉為人國呢？魯迅給出的答案是：“洞達世界…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
這洞見，預示著日後著名的“拿來主義”。
弗失固有之血脈，乃是魯迅式的“回行之思”。必須返回人文傳統，在歷史的深處獲得躍入當下的力量。回行有三種方式：一是藉鑑，二是批判，三是融合借鑒與批判。魯迅先生是終其一生，或隱或顯地居於三者之間。他的投槍匕首，他的橫眉怒目，乃是針對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權力極端化的惡果。
《文化偏至論》又提出“非物質”、“張靈明”。
人是萬物之靈，有價值系統，有道德承載，有詩意嚮往，有靈光閃爍。動物的決定性的因素是物質環境，而人之為人，是由文化環境來決定的。物質的急劇豐富，可能會導至精神的貧乏。概言之：物比人大。物慾橫流，肯定對社會和諧有害。
活著要有意義。活著有意義的人才會活得精彩。
德國哲學大師馬科斯.韋伯說：“人是活在由他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
這倒不是說，人是憑空編織這張意義之網。人生“此在”的參照系，取決於社會的“共在”。生活之意蘊層，猶如天空中的臭氧層：沒有任何一個大陸板塊能置身局外。臭氧層出現了大空洞，修復需要時間。生活的完整性遭到破壞，修復也須點點滴滴的做起。意蘊層受損，軟實力下降，每一個人都會受傷害，不管他是富人還是窮人、是官員還是百姓。
所謂修復，前提是要察看受損的程度。提升軟實力，任重而道遠。原因是：軟實力的提升，很難下硬指標。
二十世紀初，魯迅在日本發出他的追問：“事若盡於物質矣，而物質果足盡人生之本也耶？”這個追問，既有近代歐洲啟蒙運動的背景，又追溯到莊子的智慧：物物而不物於物。
莊子的這個短語，在今天意義重大，所以筆者一再重複。
一百年前的魯迅又說：“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
掊物質：抑制物慾的惡性膨脹。
這幾乎等於說：兩個文明（物質與精神）要一起抓。
為什麼要抑制物慾？因為物慾橫流有害於個體的全面發展，有背於全社會的健康向上。 “林林眾生，物慾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
物慾顯然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幾股大力之一，但物慾橫流醉生夢死，既造成無數罪惡，又導至“生活世界”的種種遮蔽。物的豐富，決不等同於人的豐富性、日常生活的豐富性。
魯迅在日本，近距離審視歐美的物質文明，掉頭為自己的民族把脈，他得出的結論是：興國，首先要立人。
周氏三兄弟，樹人，建人，作人，應該含有這層意思。周作人在抗戰期間作了漢奸，又另當別論。
任個人，排眾數，是致力於中國人的個性解放，瞄準並揭示民族的劣根性。民眾的愚昧和麻木，是魯迅一生都深惡痛絕的。愛之深才痛之切，才責之嚴。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沙聚之邦，個體罕見。先知先覺先行者，必定遭到“眾數”的漠視、歧視、乃至敵視。耶穌、蘇格拉底、布魯諾的命運都證明了這嚴酷的現實。魯迅也不例外。他晚年有句名言：他是為他的敵人活著的。這位悲天憫人、惡鬥舊勢力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卻出此沉痛語，我們今天當能傾聽、掂量。
魯迅的“最痛苦的靈魂”，源於他感受和辨認黑暗的能力。
據他的朋友講，他常常對事不對人。這在一副麵團形象的國人中間是要犯大忌的。他看得透徹，所以才一針見血，才直截了當。慣於作揖打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們自然會不舒服。這些人是中庸之道的產物，其集體潛意識盤根錯節，猶如深海的藻類。他們的感覺注定要滯留於表層，不會意識到魯迅的良苦用心。他們還跳起來，纏鬥魯迅，消耗著巨人的體力。
覺醒的個體，面對昏睡的庸眾……
魯迅發現了尼采和易卜生。而尼采發現了超人、末人，易卜生髮現了真理常在少數人的手中。
辛亥革命時期，真理確實在少數人手中。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足跡遍及歐美，他是既反抗封建主義，又洞察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在《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中非常準確地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孫中山是先行者，魯迅是先覺者。孫中山致力於社會革命，魯迅全力以赴改造中國的國民性。
二十世紀初的魯迅，發出了這樣的聲音：“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
精神戰士披掛上陣了。
這樣的戰士，千古一人。
1980年的《魯迅研究》，彭定安先生寫道：“他一走上戰陣，就顯露了一個偉大文化戰士和啟蒙思想家的最寶貴的品德：獻身的赤誠，戰鬥的激情，清醒的現實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思想家的睿智和深沉，戰士的勇猛和堅定。”
魯迅二十幾歲就幾乎成為魯迅，令人不無驚訝。當時的日本東京，聚集著來自中國的各路豪傑。革命的，改良的，復古的，保皇的，主張暗殺的……分成若干派系，競相發出聲音。中國面臨著列強瓜分的危險，知識分子受到前所未見的刺激。既要排滿、反封建，又要反列強，各種各樣的救國論雜然紛呈。實業救國，教育救國，醫學救國，黃金黑鐵救國，堅船利炮救國……而魯迅的救國思想，當發端於南京讀《天演論》的時期。進化這個詞一再刺激他，掀起他的靈魂風暴。不進則退，不進則亡。但是社會的進步，在他看來是要取決於個體的壯大。救國，首先要救人。
魯迅讀進化論，讀來讀去，讀出個體二字。這使他獲得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幾十年受用不盡。這個基礎，為他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文學的創造性區域，韌性戰鬥的戰場。
也使他孤獨、痛苦。
發現了個體，也就發現了沙粒、沙聚之邦。魯迅是研討沙粒、沙化的專家。而他改造國民精神的荒漠化，常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儘管他裝備精良：有卓越的思考能力，有表達思考的傑出的漢語藝術。他吶喊，投槍匕首並用，卻如同置身於無物之陣。
民族的劣根性，發現它已經非常的不容易了，何況要去改造它。 “沙聚之邦轉為人國”，這工程的浩大與艱難，恐怕沒人能夠測量。
魯迅十幾歲家道中落，由小康跌入困頓，生存的落差喚起緊張的思索。而歷代傑出文人，幾乎都有類似經歷。在南京的水師學堂他常吃辣椒禦嚴寒，渡重洋到東京去求學，他又嚐到了初戀的澀果，這些身體層面的“失敗”，反而催生魯迅的精神成長。也許，這裡顯現了“自卑與超越”的生存環節。 “風雨如磐黯故園…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二十一歲寫下的詩，表明他正在完成著自己的超越。時代風雲也影響他。但魯迅之為魯迅，單憑說一句“時代影響”卻是不夠的。時代影響千萬人，魯迅卻具有清晰的唯一性。
魯迅為什麼能看見個體？因為他很早就“活向”個體。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破落戶的子弟”能思索。所謂破落戶子弟，一般顯現為兩種“生存情態”：遊手好閒混吃騙喝；發憤圖強勇於思索。魯迅當然屬於後者。家學淵源，母性呵護，嚴謹的三味書屋，健全的童年生活，阻斷了魯迅滑向前者的可能性。
二十歲前後，魯迅形成了個體修煉的態勢，步入個體的運行軌道。而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個體修煉與古代傑出文人的修身有同構的關係。
唯有這種個體，方能發現個體的對立面：庸眾和沙聚之邦。
魯迅贏得了思想的持續的噴發點，也“贏得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像顧城詩句：黑暗給他一雙黑色的眼睛，他卻用來尋找光明。
噴發力，也是針對黑暗的攻擊力。
理解魯迅，不妨聚焦於此。他的寫作和他的生存姿態。
把握魯迅的精神脈絡，乃是本文的努力方向。
也許只能思到中途，但只要有思，就是好的。個體的特徵，思為第一要素。
對創造性的人物，必須以創造性的思維與之對接。
魯迅在東京弘文書院待了兩年多，然後去了仙台，學醫。嚴謹而又慈祥的藤野先生，後來成了他終生銘記的恩師。三十年代，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但魯迅的書房裡仍然掛著藤野的照片，仍與開書店的內山完造交厚，信任日本醫生須藤，這說明他確實對事不對人，待人行事，全憑自己的目光。日本軍國主義和具體的日本人，他是區別對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