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幾番“學仕”失敗，他才看透了。不單是看透官場，他也看透自己。像他這樣的人，不歸是不行了。 “田園將蕪胡不歸？”他歸到上京里，歸到園田居。前者為老宅，後者有他家的田產，學者考證有十幾畝。後來發生的一些事，他沒料到，比如園田居失火，房子燒光了。又遇災年，逢兵亂，他窮得斷酒，餓肚子：
飢來驅我去，不知競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這已經是輾轉乞討了，又餓又羞怯的情狀溢於言表。何之：哪裡去。行行：走了又走。斯里：這裡。估計他走到離家很遠的地方，敲門尚且拙言辭。而當初辭掉彭澤縣令，他沒想到會淪落到這種地步。可他的五個兒子都活下來了，他為父是稱職的。他異鄉乞討，討回的粗食分給五雙小手。
戰亂賦稅高，種田人朝不保夕。淵明一生，餓過三次肚子，分別是青年、中年和暮年。短則半月，多則半年。
有個日本學者，名字我忘了，斷言陶淵明隱在鄉下而心系名利場，這人是胡說。魏晉隱士，確實不乏借“隱”揚名、從山林躍入官場之輩，但問題是：陶淵明根本就不是什麼隱士。 《晉書》將他列入“隱逸傳”，取的是官方立場：有才華有名望的人，他不在官府裡，他就是隱士。還有一種隱士，官當夠了，錢撈足了，搬到鄉下去，邁起四方步，搖頭晃腦念幾句古詩。陶淵明的詩中提到過隱士，可他的“詠貧士”、“詠荊柯”、“詠山海經”不是更多嗎？他過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官場呆不下去就回家種地，是後人把他捧到“隱逸詩人之宗”的牌位上去。他變成木偶了。
我們品讀他，就是要還原他的本相。
我讀他近三十年，從來不覺得他是隱士。他為夫為父，他奔走官府，他躬耕田地，他愛酒愛美女，他體驗疾病與死亡，他巴望兒子有出息……世俗的東西他樣樣不缺，他也不煉丹，不辟穀，不學長壽術，反對當神仙，憑什麼說他是隱士？
當時有“潯陽三隱”之說：潯陽境內的三個縣令相繼辭官歸田，淵明是其中之一。但我們不必對這類說法過於當真。那個年代，隱士的帽子滿天飛，陶淵明當過縣令，辭官歸家，隱士的帽子就飛到他頭上了。如果他質量小，他會以此炫耀；如果他想沽名釣譽，他會拿這頂帽子做足文章，有朝一日東山再起跳回名利場。而事實上，我們發現他從未以隱士自居。帽子發給他，他也接過去，隨手一擱，不知放哪兒去了。
品讀陶淵明，這也是關鍵處。這些地方，尤其需要“思想的細心。”
淵明的生平，我們先說到這兒。後面展讀他的詩篇，再來打量他瀰漫在詩中的、激動人心的生存細節。
淵明的著名詩篇，大都寫於他四十歲以後。此前他的人生要務，還是養家糊口。青壯年，他有魯迅所謂“金剛怒目式”的句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神話中敢與天帝鬥的斷頭勇士，乾為盾，戚為長柄斧。古代漢語，這些都是常用字。魯迅自己是鬥士，所以偏愛這兩句。可是生逢亂世，淵明如何舞干戚呢？倒不如說，“猛志”內化為桀驁不馴的個性，並“常在”，一輩子改不掉。
淵明二十九歲初入仕，為江州祭酒，屬於州府的普通辦事員。 《晉書》說他：“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這段話表明，他年輕時，家裡的經濟狀況就不好，做小吏仰人鼻息，沒過多久回家了。第一次“學仕”，幾乎交了白卷。州府又叫他擔任主簿，屬秘書類的差事，寫官言文章，整天炮製假大空的東西，他沒去。主簿官職卑微，卻離領導近，可以做跳板。不少年輕人想去但去不了。淵明在祭酒的位置上“自解歸”，領導派人來叫他，讓他幹秘書，他婉言謝絕了。看來，領導把他辭官的舉動理解偏了。
這一年，長子陶儼出生。次年，妻子去世，可能死於營養不良。淵明三十一歲，繼娶翟氏。這是一個勤勞而健壯的女人，讀過書，能持家。蕭統《陶淵明傳》說：“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蕭統是《文選》的編著者，對魏晉及魏晉前的文學史貢獻很大。 《南史》亦說：“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古人用詞很講究的，“志趣”二字，說明翟氏不僅勤勞，而且與丈夫趣味相投。家庭生活是和諧的，苦中有樂。如果她抱怨，像今天的很多女人，逼丈夫撈官斂財，淵明不會寫出那麼多好詩。通過翟氏，我們不難設想，淵明有十幾年的光景生活幸福。翟氏為他生下四個兒子，加上陶儼五個。古代婦女，這可是了不起的，她是一位“英雄母親”。時過一千五百多年，我們向她致敬。
淵明第二次學做官，是到荊州府，大概在三十五六歲。做了一年多，沒有主動辭職。母親去世了，他歸家居喪，居喪一般是三年，也有兩年半的。這規矩由孔聖人定下，理由是：小孩兒要長到三歲，方能說話行走，所以對父母的亡故，要居喪三年。淵明居喪的兩三年，生活是不錯的，名篇《和郭主簿二首》寫於此時，我們來看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