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司馬氏王朝失去中原，偏安江南。王室虛弱，權臣互鬥，豪強並起，幾股力量大拼殺。陶侃有十七個兒子，大部分是武將，他們又互相殘殺。族人要么成敵人，要么為路人。淵明這一支，呈衰敗之勢，他祖父陶茂雖然做過武昌太守，但正史無傳。他父親陶逸也當過太守，時間很短，死於他八歲那年。母親孟氏，大將軍孟嘉的小女兒，賢惠有佳名，她活到淵明三十七歲那一年。上京里的老宅頗具規模，有他的詩為證。但他父親也沒有留下多少遺產。到他這一輩，家境每況愈下。 “家無僕妾，藜菽不給。”藜菽指糧食。
看淵明的家族史，我們就不難理解，他為何要幾次跑出去做官。魏晉時代，家族、門第的觀念是代代相傳的集體潛意識，深入血液的。家族的重要性，甚至高於個體生存。如同近現代的歐洲，大家族尚有標誌家族榮耀的徽章。
我們應當理解，淵明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反抗門第觀念。
他一生搬過好幾回家，主要是避戰亂。潯陽是當時的兵家必爭之地，打過兩次大仗。淵明討厭戰爭，寫詩隻字不提。
離柴桑稍遠，有個園田居，淵明中年住過。更遠的地方叫南村的，幾間茅屋，是他舉家避潯陽戰亂之所。到五十歲左右，他又搬回有兒時記憶、有先人遺存的上京里。幾十年過去了，老宅風雨飄搖，他度過生命的最後時光，死於貧病交困，享年六十三歲。
有人說他只活了五十幾歲，但更多的學者不同意。細緻而客觀的考證中，不難看出學者們隱匿著的感情。我寫此文也不例外。傑出的人物，越長壽越好。
我們不妨記下這三個地名：柴桑境內的上京里、園田居、南村。這是偉大的詩人生活過的地方。他影響了後來所有的大詩人。沒有他的富有開創性的揭示，中國的山山水水不可能呈現今天的這種美。
他告訴我們，山水之美，不在乎名山大川。贏得審美的至高境界，房前屋後皆風景。屈原了不起，但屈原描寫洞庭湖的詩難懂。陶淵明的詩歌語言，在平淡中見功夫，所謂大巧若拙，大象無形。他的很多傳世詩篇，不大讀詩的人也能懂。
他的日常生活很隨意的。他有修養，有操守，然後他隨意。這種隨意，不是生活中的隨隨便便。看不慣官場的污濁，他掉頭就走。蘇東坡欽佩他，是因為東坡本人做不到這一點，“屢犯世患”，“九死蠻荒”，卻不曾須臾脫離官場。當然，北宋和東晉不一樣的，東坡為官，尚能為百姓做事。而東晉的官僚，斂財很厲害，又擺不完的臭架子，官大半級壓死人。不斂財成不了大族，不擺架子顯不出高貴身份。官場風氣如此，好官難做。而軍閥重開戰，好官壞官都有性命之憂。
淵明寫詩也隨意。柴桑離廬山不遠，他並未跑到廬山去，寫下一組五言詩。他所描寫的，都是身邊風物，尋常景觀。蘇東坡欽佩他，是因為東坡深知抵達這樣的藝術境界有多麼難。李白、杜甫，包括東坡自己，寫了多少名山大川，卻只是接近了陶詩的境界。民國初年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在他的傑作中，講詩歌的最高境界：物我兩忘，詩人與自然渾然一體。而陶淵明，堪稱“無我”之境的第一人。
為人生而藝術，為藝術而藝術，淵明兩者都不是。對他來說，詩歌等於天籟。寫詩如同喝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喝酒難受，不寫詩同樣難受。事實上，酒與詩，伴隨他的一生。
法國畫家高更，在塔西提島上畫畫，和土著打成一片。陶淵明在柴桑，和農民打成一片。他下地耕種，可不是為了體驗生活。他是地道的農民詩人，放下鋤頭拿起筆。一年四季，田野上都有他的身影。
他先後娶過兩個妻子，生下五個兒子。家道艱辛，老婆要下地的。為生計，他“投耒去學仕”——放下農具奔官場。從二十九歲到四十一歲，十三年的時間裡，他曾四次出去“學仕”，學得很彆扭，“學習成績”始終上不去。最後一次當縣令，只當了八十多天。他當官太難了，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艱難。官場的鐵律：要做老爺，先當孫子。陶淵明也有委曲自己的時候，只不過忍耐有限度，上級要他做孫子，他把官帽一扔，揚長而去。
一再奔官場，正是淵明的可愛處。他的家庭責任感，由此可見。他不指望重現祖先的榮光，卻想方設法要讓家人維持小康局面。責任與個性，是一對矛盾。有人含辱忍垢，當孫子，熬到做老爺的那一天，又拿別人當孫子。歷代都如此，所以是正常現象。而批評這種現象，也屬正常。寫文章，不至於顛覆歷史、因小人數量多就把小人寫作楷模吧？
陶淵明並非堅守個性，個性本自然，像一朵花一棵樹，它的生長習性就是那個樣子。有彎著長的樹，也有筆直的樹；有不懼風刀霜劍的花朵。毋寧說，亂世中的淵明幾次出去做官，倒是想適當調整一下個性。高更不結婚，可以由著性子來，陶淵明辦不到。
淵明所謂真性情，有他的特殊性。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域中顯現為真的。這一點，須仔細辨認，不可失之簡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