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何許人也？不說國人對他的評價，法國《世界報》評選全球範圍內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軍事、文化、宗教諸領域，選出十二位，蘇東坡是唯一入選的中國人。
那麼，陶淵明又是什麼人呢？他是蘇東坡最崇拜的人。東坡先生提到他，永遠是學生的口吻：“淵明吾師”、“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陶詩109首，東坡每一首都唱和了。在東坡看來，李白、杜甫還在陶淵明之下。蘇東坡這種境界的人，尚且從陶詩中獲得巨大的精神養分，我們今天怎能錯過？我們錯過了陶淵明，豈不等於俄羅斯人錯過普希金、英國人錯過莎士比亞、德國人錯過荷爾德林？
中國大詩人多，這是我們的福分，我們顯然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一個真正開放的時代，既是面對世界的，又是面向傳統的。忙著與世界接軌，將傳統一腳踢開，這樣的心態該告一段落了吧？大約二十年前，某大報有個醒目的標題：“詩人是商品經濟的怪物。”時隔整整一代人，我們是否能反過來說：商品經濟是詩意的怪物？兩個怪物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碰頭了，不打不成交，彼此學會包容，和平共處。我們的商品琳瑯滿目，我們的生活詩意盎然，所謂開放時代，二者缺一不可。
我個人對陶淵明的興趣，也是由來已久。其詩，其人，觸動我已近三十年。今天手捧陶詩，仍是怦然心動，如遇美食，如見佳人。我很想寫一本傳記體的小說，取淵明先生的自傳標題：《五柳先生傳》。淵明先生說：“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非常感謝魏心宏老師，是他讓我有了一個機會：先作嘗試。
德國的哲學大師海德格爾，稱荷爾德林是“詩人中的詩人”，我們能不能套用到陶淵明身上去呢？
對陶淵明的人格的讚美，歷朝歷代綿綿不絕，概而言之三個字：真性情。他究竟“真”到了何種程度，令數不清的大學者大文人對他頂禮膜拜？
而由於評判標準的差異，歷代對淵明的評價，反差也很大。和其他傑出人物一樣，他也被符號化、變得云遮霧罩，並且逸出文壇，影響政壇，波及商界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呢？
本文試圖從個體解讀的角度，回答這些問題。雖然是不自量力，但我畢恭畢敬。
我們還是從生平說起。
陶淵明生平簡單。簡單蘊涵著豐富。
海德格爾講尼采，涉及尼采生平，只用一句話：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亡。其實尼采生平，足以寫成一本厚書，有些章節饒有趣味：他和音樂家瓦格納爭奪美女的故事，讓許多人津津樂道。包括尼采為何發瘋，也是讀者的興趣所在。但這些事兒，不足以進入海德格爾的視野。大師講大師，嚴格限於思想進程，《尼采》一書長達一千多頁，不重複，不拖沓。譯者孫周興先生感慨說：這就是大師作派！
我們是仰望大師的人，而能夠仰望，已值得欣慰。
持續的仰望，讓我們略去生活中的雞毛蒜皮，藐視生活中的低級趣味。
文人和哲人有不同。哲人如同高居雲端，而文人歸屬大地。文品與人品，聯繫比較廣泛。文人的生平、生活，應當被納入視域。不過，這裡也有分寸。
我手頭的幾本陶淵明傳記，包括名家如周振甫先生的《陶淵明和他的詩賦》，講官場，講時代背景，花去大量篇幅。結果是：傳主本人倒顯得有些模糊。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國內傳記類作品的通病。像我這樣的讀者，讀今人寫的古代傳記，很難興奮起來。
寫文人，文人就是主題，他身後的時代不應該罩住他，覆蓋他。背景放大了，人就縮小了。比如我們常見的、寫在教科書的“文學規律”：文學形象服從於、服務於他的時代。
文學是研究人性好呢，還是展現時代好？這是一個問題。
換言之：文學是自律好呢，還是他律好？
言歸正傳。
陶淵明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後東晉亡，劉宋立，是為南北六朝時期。淵明一生遭遇亂世，軍閥打仗不消停，豪門大族不可一世。歷史教科書，留下了桓玄、劉裕、謝安、司馬道子這些名字，本文不打算為他們花費篇幅。淵明生前對軍閥與豪族避之惟恐不及，我們沒理由對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詩中寫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韻是氣韻、氣質。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顯自然，所以他“愛丘山”。這三個字，是他一生的寫照。
與之相對的“適俗韻”，他心裡很清楚。除了耳聞目睹，他還親身經歷過。這相異的兩種人生情態，貫穿了他的全部詩篇。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他寫自然就是寫人世。
沒有純粹的田園詩人，田園之為田園，乃是塵世的“他者”。今天，不是有學者力倡：鄉土中國應該是城市中國的參照麼？
幾千年的鄉土，幾十年的城市化……這是一個沉重卻不容迴避的話題。我們後面再細說。
陶淵明的出生地，是潯陽郡柴桑縣（今江西九江），一個叫上京里的地方。江西山水如畫，今日古風猶存。柴桑是潯陽郡府所在地。上京里（一說栗裡）離柴桑城很近，那兒有淵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他的曾祖父陶侃，原是庶族，靠個人奮鬥當上大司馬。大司馬是軍中元帥級別的職位，陶侃以一介布衣，靠沙場血戰得來。他一身好武藝，最初到軍中任職，卻充滿辛酸的傳奇色彩：妻子賣掉家中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飯桌和床上的草、席，只為請人吃頓飯。那人還算有良心：要吃要喝要辦事，為陶侃在部隊謀了一份差事，使陶侃有機會靠敵人的性命換取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