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相如是成都人，成都人有兩個特點：一是聰明，鬼點子多，二是嘴皮子厲害。兩千多年前的司馬相如是個典型的成都人，二者都具備。他本來窮得丁當響，卻以一曲《鳳求凰》，讓年輕的富家寡婦卓文君心旌搖盪。中國文學史上，他是漢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為《子虛賦》、《長林賦》、《長門賦》，受到皇帝和皇后的高度稱讚。而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是他和卓文君的風流韻事。取材於這段韻事的小說、戲曲、評書、話劇、電影、廣播劇、電視劇綿綿不絕。專家學者熟悉漢賦，普通百姓愛聽故事。也有大作家來湊熱鬧的，比如郭沫若。郭老寫過話劇《卓文君》，對這位有才華的美少婦稱頌有加。而我記得，2005年有個電視劇，請漂亮而清純的韓國演員演卓文君。總之，卓文君的美貌、多情是舉世公認的。司馬相如大名鼎鼎，其實也多少沾了女人的光，沾了卓文君的光。古往今來多少事，除了飲食就是男女，老一套的愛情故事永遠新鮮。曲折的、充滿懸念的、帶了一些情色意味的故事永遠打動人。而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完全符合這些要素。
魯迅講過：文人傳播名聲有兩種情況，一是人以文傳，二是文以人傳。眼下有些作家愛生事兒，奇招頻出，吸引大眾的眼球，走的就是文以人傳的路子。作家先鬧事兒，其次才是寫東西。司馬相如的情形還不同，他寫詩作賦在先，談戀愛在後。三十歲以前他一直落魄，碰上卓文君，命運才出現轉機。這樁使他名傳千古的風流韻事，還帶給他財運、官運。財、色、權、名他樣樣佔齊了，一輩子過得舒坦。換成今天的思維，人們會一拍大腿說：這美女值，太值啦！
既然司馬相如屬於“文以人傳”這種類型，那我們就有理由把重點放在他這個人身上。我們仔細來瞧瞧，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從他身上，我們能品出一些什麼東西來。
司馬相如生於成都的哪條街，今天已不可考。他父親作何營生，司馬遷在《史記》中也沒說。兩個複姓司馬的男人，年齡相差三十多歲，並不沾親帶故。他們同在漢武帝手下做過官，先後都出使過西南夷。武帝時代，西南這一大塊尚被稱為“夷”，含有化外之地的意思。其實說白了，就是皇權染指還有限的地方，老百姓還不大服管教。管是管束，教為教化。成都當時為一郡，郡守叫文翁，顯著的政績是興辦學堂。相如的父親可能跟他熟，送兒子到官學讀書，也學擊劍。換句話說，司馬相如是文武雙修。家裡有財產，這是不言而喻的，窮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官學？小時候他叫司馬犬子，不是小名兒，是正式的名字，可見他父親對文字這東西還比較隔膜。四川的農村，至今仍有把兒子取名狗兒的，名字愈賤，愈能成活。司馬犬子讀了一點書，知道一點天下事了，發現這名字老土，擅自改為相如：他崇拜戰國時期趙國的外交家藺相如。 “完璧歸趙”的故事，就源自這位藺相如。父親也不懂，由他改。司馬遷記載說，他成人後到長安“入貲為郎”，貲通資，就是花錢買官做，在漢景帝身邊做郎官，換個稱謂叫侍從，吃官飯但沒啥俸祿。皇帝身邊這種人一大群，有人會拳腳，有人會唱歌，有人善於扮小丑，有人寫辭賦下筆千言……個個亮出看家本事爭寵。相如為當這郎官，估計是把家底掏空了。漢代仕途窄，遠未形成龐大的官僚集團，有專家統計過，當時四千多個平頭百姓養一個吃公飯的。而眼下大約二十八個養一個。司馬相如花大價錢買小郎官，風險很高的。總之，全家人把寶押在他身上了，年復一年，盼長安傳來好消息，真是望眼欲穿。
漢景帝卻不好辭賦，善於舞文弄墨的相如找不到進身的機會，於是跳槽了，跳到梁王劉武門下。劉武好辭賦，身邊已羅列了一些寫手，比如寫過《七發》的枚乘。漢賦在形式上繼承以屈原的作品為主的《楚辭》，但內容以歌功頌德為主，內容又反制形式，漢賦在形式上也不能同屈原的詩篇相提並論。漢初的辭賦家賈誼是個例外，賈誼鬱鬱不得志，不能報效國家，命運和屈原相似。當詩人遠離君王走向民間時，往往能寫出好東西，而在權貴門下討飯吃，幫閒就在所難免。所謂幫閒文人，比媚俗的文人格調更低。
包括屈原在內的中國歷代文人，都有俗的成份。通俗和媚俗是兩回事兒。
司馬相如跳槽跳到劉武門下，很努力，因為他必須和枚乘等人比個高低。他終於寫出了《子虛賦》，大大露了一回臉。大夥兒常常跟隨梁王左右，哪兒有排場就往哪兒趕，宮殿竣工啦，主子出獵啦，貴客盈門啦，廟堂祭祀啦，都是他們收索枯腸的好時機。他們穿得好，吃得好，出門有車坐，舉止有氣派。一旦來了靈感，下人急忙筆硯伺候。辭賦講究鋪排，一連串的優美詞句，整齊，押韻，吟誦又別有一番功夫。洋洋灑灑的《子虛賦》，來了一堆“於是乎……”怎麼樣怎麼樣，的確有氣勢，聽上去迴腸蕩氣。應該承認，司馬相如在語言及學問上很下了一番功夫，從詩經到楚辭，到諸子著述，都要納入學習的範圍。漢賦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有它一定的道理。相如那個時代，國力空前強盛，辭賦家們歌功頌德，有些肉麻，但還不算十分昧良。我個人以為，特定時期的頌歌也有不少好東西，藝術感染力強，唱出了老百姓的真感情，幾十年老歌唱不夠。一般說來，辭賦寫到結尾時，也要來幾句規勸，勸主子享樂之餘要節儉，適當關註一下民生。朝廷有個叫東方朔的，也擅長辭賦，平時以滑稽本領逗漢武帝開心，卻能找時機進諫，委婉批評皇帝，做了一些好事兒。這方面，司馬相如不如他。
相如既為門客，要靠辭賦吃飯，而吃飯為天下第一樁要緊事。動物為了食物，要使盡渾身解數。人從動物來，為吃飽飯吃好飯花樣更多。即使相如不為自己，也要為父母著想，老人盼他飛黃騰達光宗耀祖呢。他離開成都，恐怕已有十來年。眼下食有魚出有車，可是沒啥積蓄，梁王隨手賞賜的金銀，他隨手花掉了。門客之間有競爭，要比拼，而成都人好面子，相如不甘落人後的。所謂千金散盡還復來，文人掙大錢，有時也容易。以他出眾的才華，能寫賦會彈琴，不愁掙不來華屋美女。可是梁王生病了，不久又死了，也未曾立遺囑，令王太子善待這些文人。一幫門客作鳥獸散，一個個愁眉苦臉。辭賦這東西，尋常百姓是看不懂的，除了一些王公貴族，市井很少人能賞。街上沒市場，只好捲鋪蓋。不像今天，某酒樓某公司開張，出高價請人作賦，有幾百個字賣上幾萬元的。
梁王死了，門客各奔前程，也許喝了一回傷心酒，揮淚而別。司馬相如西風瘦馬回成都，家裡一片破敗，父母是否還活著，司馬遷沒記載。相如閉門不出整天睡大覺，身體也有毛病，消瘦，口渴，喝不完的水。他也無錢瞧醫生，捱著吧。睡夠了出門轉悠，當時成都小，一個時辰轉完了。他穿戴華貴，有一件裘皮的衣物，系梁王所賜，但老穿它也不行。他開始動腦筋想點子。有個故交名叫王吉，在臨邛（今成都郊縣邛崍）當縣令，相如捎信給他，他很快回信，盛情邀請相如到臨邛作客。
司馬相如畢竟見過大世面，朝廷幹過，王府乾過，成都有他這等經歷的找不出第二個。他幾乎窮得揭不開鍋了，可經歷是一筆潛在的財富，他動手搞開發。他的“開發公司”，專門開發自己。他不會去結交窮朋友，除非他犯神經。他都窮成這樣了，再去結交窮人，兩窮相遇只能更窮。
當時的文人，還沒有形成為底層吶喊的傳統。司馬相如更不可能，他手中的生花妙筆，主要為帝王服務，要用它奔個前程。我個人從來不認為，關注底層是文學的唯一要務。生活世界是廣闊的，審美情趣是多元的，眼中只有窮人或富人，同樣是一種遮蔽。海明威很少寫窮人，獲諾貝爾獎的不是聲討富人的檄文，而是人類命運的縮影。英國大哲學家羅素認為，人類文明的重大成果，幾乎都是出自有閒階層，為此他寫了《閒散頌》。品讀中國文人，這是一個重大課題。涉及到司馬相如，先順便提幾句，也算個伏筆，往後再來闡述。
當然，古今中外的文學大師，也沒有任何人是鄙視窮人的。杜甫，雨果，托爾斯泰，他們都是心向底層的偉人。相如匆匆上路了，帶著他像徵著身份的裘皮服裝，時為初春，川西壩子正碰上倒春寒。他並不知道，此行將帶給他命運的轉機。當初奔梁王，眼下趨縣令，他已經很掉價了，一路上不會很興奮。大文人朝著小縣城，哼著幾首宮廷歌曲。到縣府打打秋風，混個幕僚之類，日後再作計較。他在成都這些日子，飽一頓餓一頓的，想肉吃想酒喝，比想女人還厲害。到王吉的地盤上，酒肉是不成問題的吧？即將碰上一樁千古艷遇的男人，首先想到的是肚子問題。
王吉在縣衙為相如接風，安排他住在都亭。都亭類似縣政府招待所，但規模小，一個普通院落，兩棵老槐樹。王吉這個人，也是鬼精鬼精的，打量相如，雖然落魄，但舉止依然瀟灑，談的全是他這縣令聞所未聞的大見識，開口皇帝閉口君王。王吉佩服得五體投地，暗忖此人暫時潦倒，將來的發展卻說不准。兩人談得投機，喝空了一壇好酒。臨邛這地方工商業發達，鑄鐵的，釀酒的，大富豪好幾個，縣財政自然充足。縣令與富豪是哥兒們，常來常往。司馬相如喝得半醉，王吉問他婚配，他隨口說：不好意思，三十出頭的男人，身邊沒個女人伺候。王吉低頭尋思，一拍腦袋說：有了！
二人嘰嘰咕咕到後半夜。
司馬相如住在都亭，王吉每天去拜會他，恭恭敬敬的樣子。有時相如還不耐煩，不見。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說：“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繆是假裝的意思，而相如稱病，等於說裝病。這個看上去大有來頭的神秘男子，偶爾出現在臨邛街頭，竟然坐著縣官的車騎，小城轟動了，紛紛猜他的身份。就像今天，某人如果把縣長的小牌號轎車據為己用，他同樣會引來多方猜測。眨眼已是仲春季節，春暖花開了，川西壩子的油菜花一人多高漫山遍野。相如出門溜達，無數目光投向他。不用說，他是市民眼中不知名姓的大名人。兩個大富豪慌了，一個叫卓王孫，一個叫程鄭，他們開鑄鐵加工場，延續十幾代，家資巨萬，僕從無數。縣令的貴客，他們居然不認識，怎麼得了？城裡發生什麼事都行，但這種讓富豪有失顏面的事兒決不行。他們找王吉問個究竟。王吉說：你二位想結識他不是不可以，但要按規矩辦嘛。不搞個像樣的飯局怎麼行？卓王孫忙點頭道：我來辦我來辦，縣尊請客我花錢……
於是卓王孫大擺家宴，專等神秘貴客。等了很久，日頭都有點偏西了，貴客遲遲不現身，好比時下某些領導。幾十桌有頭有臉的客人餓得、讒得，那模樣筆墨也難形容，但貴客未至，縣領導不動筷子，誰敢下箸呀？王吉親自去請，司馬相如才來，一身漂亮的繞襟深衣（深衣即長衫，窮人穿短衣），形體修長，臉色不大情願。入座，漸漸談笑風生，“一座盡傾”，所有的人都為他的談吐所傾倒。這很正常，小小臨邛縣，誰聽過景帝、武帝還有梁王的那些事兒啊？酒酣，客退，相如在卓王孫、程鄭、王吉等人的陪同下，表演古琴。屏風後隱約有佩環之聲，相如心中有數的，誰在偷聽？卓王孫的女兒卓文君在偷聽。
司馬遷寫道：“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這話道破機關了。但我想，司馬遷把包括心理活動在內的細節都寫出來了，其中的想像成份不言而喻。
這兒有兩個關鍵詞：新寡，好音。字面上是說，守寡不久的卓文君是個音樂愛好者。字面下則有潛台詞：卓文君懂古琴，不僅能欣賞，她自己也會彈奏。小縣城她美貌出眾，對琴的理解也不是小城的水平，琴者情也，是傳達心聲的東西。她守寡的時間不長，可能一年可能半載。一般認為，她此時的年齡在十八歲左右，郭沫若的《卓文君》說她二十四歲，恐不可信。郭老筆下的文君，更像一位鬥志昂揚的“五四”女青年。她是美貌的，懂琴的，情感豐富又有過夫妻生活體驗的，而這些日子，小城盛傳風度翩翩、來頭甚大的神秘男子，她早已聽說過，暗地裡想像過。父親宴請司馬相如，她遵循婦道不能出席，但她躲在角落裡雕窗下，窺探過多少回了？眾賓客為相如所傾倒，她更是耳熱心跳。在這樣的時刻，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他假裝看在縣令的面子上彈幾曲，實則以琴心挑逗卓文君。司馬遷慣用《春秋》筆法，廖廖數語，王吉和相如在都亭內的那些勾當，讀者就心領神會了。關於文君的情況，相如已瞭如指掌，而男女風流這一套，他也堪稱老手，指尖撫弄琴弦，以琴心挑之，一挑就成功了。他邊彈古琴，邊唱今天仍在流行的《鳳求凰》：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
不期佳人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
何緣交頸為鴛鴦，長空展翅共翱翔！
這歌曲的色情意味一目了然：佳人就在此堂中，卻“室邇人遐”，不能夠交頸為鴛鴦。司馬相如出手可謂穩準狠，卓文君被擊中，一時呆住，對她來說，相如的琴聲和情歌何嘗不是“毒我腸”？
文君身邊的丫環目睹了這一奇觀。丫環為主子著想，如同文人為帝王服務，她動開腦筋了。
當天晚上，相如命縣衙撥給他的隨從，潛入卓府，花錢買通文君的丫環，雙方一拍即合。閃電式的愛情落到實處，司馬遷說：“文君夜亡奔相如。”亡是奔跑、投奔的意思，夜色中的佳人，氣喘吁籲兩眼放光。三十出頭的老光棍與十七、八歲的小寡婦，一見之下就交上頸了。 ——這並非杜撰，有《史記》為證。但卓王孫鑑於社會輿論，不會同意這樁婚事，如何是好？連夜私奔。 ——估計是卓文君的主張，女人於情事，特別有智慧，哪怕她在亢奮的狀態下，也能考慮到下一步該怎麼走。車騎悄悄離開臨邛縣城，兩三個鐘頭到成都，文君踏入相如家的門檻，大吃一驚：這男人原來是個窮光蛋！
愛情令人激動，吃飯卻成問題。沒日沒夜地交頸，身子還得分開，考慮肚子和嘴巴的要求。文君的父親卓王孫大發脾氣，一分錢不給。靠愛情撐不下去了，兩口子賣掉車馬裘服作小買賣的資本，回臨邛，挑個熱鬧地段開起酒家來。卓文君穿平民的衣裳，捋衣挽袖，親自當壚賣酒。司馬相如係圍裙，灰頭土臉，跟幾個打雜跑堂的一般無二。兩口子這麼做，顯然具有廣告效應，縣城幾條街，一傳十十傳百，卓王孫沒臉見人了，閉門不出。包括王吉在內的一幫兄弟上門勸他，索性認了這門親事，免得他女兒與那浪蕩青年當街賣酒丟人現眼。卓王孫無奈，自認倒霉，堂堂大富豪，陪嫁還不能少，撥一百個家僮給女兒，錢百萬。這卓王孫有家僮八百個，其規模，超過了中的榮、寧二府。
司馬相如春風得意，帶巨款攜嬌妻，浩浩蕩盪回成都，置田產換房子，過上了大地主的日子，有愛情更有美食。不能說他騙色又騙財，像時下都市裡的高級流氓。他耍了一些把戲卻是有據可查，小他三十多歲的司馬遷不會冤枉他。
財色到手了，過幾年官運又來。漢武帝好辭賦，下令收集這方面的作品。朝廷有個職位叫狗監，不管人專管狗，只因皇帝出獵，除了帶侍從，還要帶獵犬。狗監名叫楊得意，四川人。有一天漢武帝讀《子虛賦》，讀得搖頭晃腦，狗監靈機一動，向人主獻媚說：這辭賦的作者司馬相如跟我是同鄉呢，陛下想不想召見他？武帝說：快，快叫他來，朕還當他是個古人……
於是，相如到了長安，對武帝說：《子虛賦》是舊作，不算什麼，臣子要為陛下的寫一篇《上林賦》，讚美氣勢宏偉的皇家獵苑！武帝高興了，說：好呀，你寫出來讓朕瞧瞧。你先乾郎官吧，跟隨朕的左右。司馬相如叩謝聖恩，開始構思打腹稿。
御用文人要大干一場。但是且慢，我們先說這上林苑，它耗資巨大佔地無數，單是苑內供皇帝休息的離宮，就有七十座之多。漢初，丞相蕭何主持建未央宮，因其奢侈，被高祖劉邦狠狠罵了一通。開國君主懂得艱苦奮鬥，後來漸漸變了，鋪張浪費搞排場，武帝為甚。口號喊得越兇，鋪張越厲害，比如一頓官飯，要吃掉農民多少血汗錢？武帝身邊的文人，也不是人人都唱頌歌，為這上林苑，東方朔就委婉地批評過他。而司馬遷無論是作為太史令還是中書令，都一再敷衍武帝，拒絕用他的如椽巨筆舞文弄墨歌功頌德。文人的分流，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兩個複姓司馬的男人，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 《史記》有非常明顯的個人化寫作的特徵，和古希臘的文學、戲劇和哲學相似，是今天的主流、當初的暗流。兩條涇渭分明的河流，它們共同的源頭在，“風”和“小雅”有著濃郁的民間氣息，“頌”和“大雅”則開啟了宮廷文學，造就一大批御用文人。我們不採用階級劃分法，但不能迴避階級這一重大的、貫穿幾千年的歷史現象。馬克思的偉大研究不會過時，即使在眼下的西方，仍然是一門受到高度推崇的顯學。海德格爾曾說過，對人類社會歷史的洞察，沒有任何人能達到與馬克思對話的水平。
巨人能看見歷史的進程，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就像普通人，能預見到幾天或幾十天。精神境界的差異，要比物質領域大得多，只不過眼下的人類更容易看見有形的東西罷了。
司馬相如憋足了勁，熬夜，喝大量的水，終於寫出《長林賦》。後人將它併入《子虛賦》，賦中假設楚人子虛與齊國烏有先生競相誇耀，最後，亡是公出場，代表相如本人，大肆炫耀漢天子遊獵上林苑，壓倒齊楚，表明諸侯國的那點排場微不足道。賦中的連詞、對偶、排句，層層渲染，一波蓋一波。而在我的印像中，凡是供朗誦用的現代詩，幾乎都愛用排比。我不知道是學了漢賦的文句優點呢，還是出自跟漢賦作者相似的心理機制。總之，成心要唱頌歌的，無論古人今人，形式會趨於一致。舉例來說，給某某大酒店獻文章，總不至於寫一篇雜文吧？ 《上林賦》還炫耀作者的學問，用了一連串生僻字，孔乙己似的。常人看不懂，越看越討厭，可是皇帝喜歡呀，司馬相如何樂而不為呢？創造性的哲學大師，因其工作的拓荒性質，拓寬人類精神從未抵達過的境域，不得已才生造概念；文人則不同，文人用生字用僻詞，是有意的，是虛張聲勢，是華而不實，是拿語言去沽名釣譽。
而武帝喜歡辭賦，不是沒有原因的。他這個人好大喜功，講排場很厲害，后宮佳麗八千人，供他一人享用；封禪秦山十八萬人，浩浩蕩盪，行程近兩萬里，大肆揮霍國庫。一些重大儀式，和一些輕鬆的場合，都有人念辭賦，配上相應的音樂。辭賦的形式，介於散文和詩歌之間，開篇通常像散文，兩三個自然段之後，排比來了，連詞來了，四言八句層出不窮，如同錢塘江的潮水，一浪高過一浪。漢武帝聽得“龍顏大悅”，他喜歡，滿朝文武都喜歡了，從王侯公卿到下大夫，很多人都會背幾句，有些官員還倒背如流。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官員們幹這種事兒一向最講認真，認僻字辨生詞，一個比一個高明。這樣的形勢下，文壇豈能甘寂寞？文人寫辭賦，一時成風尚。司馬相如的作品被奉為典範，《子虛賦》傳入各地市井，窮酸文人競相模仿。 “文章”這個詞，就是漢代出現的，本意是“以文章顯”，而章通彰，顯為顯貴。文章寫好了，也能躋身上流社會。司馬相如擴大了辭賦的流通領域，為文人進身、獻媚於權貴開拓了一條大道，歷代文人又藉他說事兒，把他抬到祖師爺的位置上。有他在，阿諛奉承就理直氣壯了。東漢，兩晉，從辭賦到駢文，熱鬧得很，比如左思的《三都賦》令洛陽紙貴。
時隔兩千多年，我們來看看司馬相如的代表作《子虛賦》，做個切片就行了，不必從頭看到尾。
賦中描寫雲夢澤，是這麼寫的：“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交錯糾紛，上乾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附，錫碧金銀，眾色炫耀，照爛龍鱗……”
電腦沒轍了，中間省略的都是生僻字，而白附的附本該是土旁。後面更複雜，不敢再引了，上下右左他要說遍，還不算接踵而來的一大堆“於是乎……”，真是夠嗆。拿語言做排場，漢賦是個發明，真能嚇唬人的。難怪漢武帝會喜歡它，他一生的風格，就是講排場和嚇唬人。
語言列隊而來，像排山倒海的軍隊，像馳騁草原的戰馬。
司馬相如的筆，畫出漢武帝的“世界圖像”，升官發財不在話下。文學史稱《子虛賦》為“大賦”，我不知道是怎麼個大法。
司馬相如一躍而為成功人士，官大了，錢更多了。卓文君的問題卻來了。
她原本是個小女子，不會站在民間的立場去責怪長卿（相如字長卿），夫榮妻貴，她高興都來不及呢。她只是有點擔心：長卿大紅大紫了，換車換房換地方，如果他換成癮了、接下來想換妻，她可怎麼辦呢？
司馬長卿一發而不可收，又寫下《大人賦》，歌頌武帝不惜血本嚮往神仙。他煞費苦心地考證，神仙究竟住在什麼地方。皇帝誇他寫得好，皇后又來找他：第一任皇后陳阿嬌遭冷落，派太監送千兩黃金到相如府上，這就是所謂“千金求賦”，相如創下賣文天價，以一篇《長門賦》，寫盡廢皇后的哀怨之情，開了“宮怨詩”的先河。但武帝太好色，《長門賦》不管用的。司馬相如想必是熟悉了卓文君的哀怨，才寫出陳阿嬌的哀怨，在他所有的辭賦中，這篇倒有些動人處。這表明，好作品的前提條件，永遠是真情實感。時過境遷，卓文君年齡大了，生孩子失容顏，丈夫盯上了茂陵的漂亮女孩兒，她憤而寫下《白頭吟》，載入了中國詩歌史。其中有幾句說：“皚如山上雪，皎若云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漢代的錢幣，有鑄成刀形的，故稱錢刀。卓文君是埋怨丈夫一味重錢財，將男兒重意氣的本色拋到九霄雲外。這首詩的作者歷來有爭議，有人說是卓文君，有人說是無名氏。詩人語氣沉重，態度堅決。雪一般純淨月一般皎潔的愛情，卻經不起時光的消磨，她受到傷害，鼓起勇氣提出分手。兩漢這類站在女子的角度埋怨、指責男人，批判禮教的民間詩歌，數量不少，比如有名的《上邪》、《有所思》、《孔雀東南飛》，後一首是敘事長詩，寫媳婦反抗公婆，不惜跳水自殺，情緒如波濤起伏，比之一流文人的詩篇毫不遜色。由此生出的問題是：女子生怨，好像自古而然，無論她身在宮廷，還是呆在民間。富貴也好，貧踐也罷，擔心老公出問題的心思如出一轍。我想，有兩個因素，一是男權社會對她們的壓迫，二是女子情愛至上，頭髮白了還要堅守這兩個字。現代社會，女子在經濟上相對獨立了，但遭遇這個問題的機率並不比古代少，古代婦女孩子多，而母愛是分心的最佳渠道。
卓文君生了幾個小孩？不知道，史書，包括各類雜記沒有記載。這一點，還是皇后王妃佔優勢，她們的孩子要寫入正史。卓文君一代紅顏，從小養尊處優，懂音樂，會寫詩，她的名聲在正史之外。有藝術修養的女人，對情感的要求會更高，她寫下激憤的《白頭吟》，應該說是可信的，雖然我們無據可查。兩口子文風迥異，一個佶屈聱牙，一個明白易懂。
司馬相如終於沒做負心漢，讀卓文君的詩作，感動了，臨邛私奔的情形重新浮現。 ——這段記憶像一服藥，專治他的花心病。情感記憶有它的傾向性，如果換成負心漢，他能從相反的角度闡釋那段記憶，有些男人還頭頭是道。幸好，司馬相如不是這種男人，他大卓文君十幾歲，他不能忘了，是誰伸出了玉手，拯救他於窮困潦倒之中。再說他身體不好，消渴病纏綿終身，文君照顧他體貼入微，比請來的老媽子強多了。二人總算是琴瑟和諧，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卓文君的壽命更長一些。她流傳至今的形象全是正面的、美好的，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文君酒，芳香四溢，邛崍縣有文君井，兩千多年清澈如鏡。成都市有撫琴路、琴台路……而司馬相如的形像要打折扣，他粉飾太平影響惡劣。
相如後來以中郎將的身份出使西南夷，寫下《難蜀父老》，文筆瀟灑恣肆，闡明了漢武帝“通西南夷”的戰略步驟，安撫蜀中父老，為大一統的格局立下一功，多少挽回了後世對他的非議。所謂歷史自有公論，是說時間卸掉了權力的重壓，公道的評價得以抬頭。但值得注意的是：公道本身也具有相對性。人類沒有一層不變的價值體系，雖然有一些核心價值會給人留下永恆的印象。比如，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近現代幾經折騰，今天又悄然浮現。鑑於此，人們又總結說：歷史是波浪形前進的。這類說法取的都是近似值。什麼叫前進呢？如果我們沒有能力後退幾千年，盡可能看清中國歷史的方方面面，從朝廷到民間，從書本到市井，那麼，我們前進的動力從何而來？單靠科技進步和利益驅動，我們這個星球將走向災難，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都無從談起。順便提一句：西方哲人對技術主義、消費主義的反思與批判，在今天，在越過了原始積累的中國，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相如衣錦還鄉，蜀中為之轟動。當時的成都，好像沒出過這麼大的官。靠一管毛筆寫來錦繡前程，官運亨通，財色俱全。一時寫詩作賦行情看漲，四川人跟風快，至今猶如此。模仿相如最出色的，是東漢另一個成都人楊雄，認為自己有很多佳作。但諸葛亮瞧不起他，將他視為賣弄詞藻的典型。孔明先生待人很平和的，又是漢家道統的維護者，提到楊雄卻不留情面，說明肉麻的歌功頌德，除了當朝權貴，到哪兒都不受歡迎。
相如專程到臨邛拜見岳父卓王孫，卓王孫又高興又慚愧，追加家僮一百名，錢百萬，使女兒在家產中佔的份額和他兒子一樣多。照例大宴賓朋，王吉、程鄭等人都來了，相如談笑如當年，卻透露了他和王吉唱的鬼把戲，舉座大笑。貴人搞陰謀，可以原諒的。文君女士撫琴。郭沫若先生考證過，那把古琴叫綠綺琴。綠代表春天，綺為綺思，情思之意。古琴彈奏出陽春三月的情思，但眼下的卓文君即將走入秋天了，她把含有深意的目光移向清瘦的丈夫，其中有歡樂，有感激，有惆悵，都在琴聲中了。
相如立功回長安，按常理，該步步高升了，他向皇帝顯示了兩方面的才能：既能寫辭賦，又能辦實事兒。可不知為什麼，他向漢武帝請了長期病假，閉門著書立說。可能是因為有人誣告他出使西南曾“受金”，武帝一度免了他的職，他對官場感到厭倦了。武帝弄清真相，讓他官復原職，他不想乾了。他患上口吃的毛病，跟官員講話，期期艾艾講不清，遺人笑柄。我估計是心理問題，他有了表達的心理障礙。他討厭官場的爾虞我詐，昨天熱臉今天冷臉，這種體驗，他早在景帝和梁王手下就有過了。眼下加劇，他來個大轉身背向朝廷。
司馬遷說：“相如口吃而善著書……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司馬遷講得很明白，相如娶卓文君發了財，一輩子享用不盡，拚搏仕途的心就淡了。此間他曾上書，勸武帝打獵要適可而止。他畢竟是個知識分子，讀了很多“子曰詩云”，一旦退下來，民間立場就得以顯現，雖然他和司馬遷仍不能同日而語。御用的角色伴隨終身，如同他的消渴病，也即糖尿病。
司馬相如晚年幸福，死於公元前118年，生年不詳，所以不知壽數。大概在六十歲以上吧。他臨死前，武帝還想讀他的辭賦，派太監到他家去取，太監空手而還。他死後，太監又去，卓文君說：他寫一篇朝廷就拿走一篇，恐怕沒有了。找了半天，找出一篇《封禪書》，文章不長，建議漢天子封禪泰山。後來漢武帝興師動眾封禪泰山，名為效古禮祭天地，實為訪神仙，尋長生不老術。而司馬相如這篇文章，連同他的《大人賦》，為武帝一系列勞民傷財的大動作作了理論及輿論鋪墊。司馬遷也寫過《封禪書》，一萬三千多字，詳細記錄三千年祭祀活動，為後世研究中國古代史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文獻資料。兩篇《封禪書》，標示了兩種相反的立場。
相如生命垂危時，武帝不是派人去看望他，而是取他的辭賦。卓文君接待太監的語氣，也有些不耐煩。司馬遷這麼寫，似乎含有深意。讀《史記》要格外留心。司馬遷是言外之意的高手。在皇帝眼裡，御用文字很重要，而御用文人的生命無關緊要。如果相如泉下有知，一定會感到非常悲哀。
然而中國歷朝歷代，御用文人綿綿不絕。官場的誘惑是巨大的，權杖的份量無處不在。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相如死後不久，司馬遷繼承父親的遺志接過史筆，在皇權之外展開了他的偉大事業。
春秋戰國時代，已有弄臣出現在諸侯列國，只要有本事讓君王開心，就能躋身大臣之列，享榮華富貴，甚至傲視百官。漢武帝時代，“文學弄臣”呈群體現象。一大群文人圍繞著武帝，枚乘，朱買臣，吾丘壽王，董仲殊，司馬相如……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他們直接影響了東漢的辭賦作家，像枚皋，班固，楊雄等人，粉飾太平，“潤色鴻業”，超過了前輩。漢朝中葉，政治黑暗，歌功頌德的東西尤其叫人難以容忍。而弔詭的是，統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頌歌。文人不比伶人、倡優之人，文人有學養，能思考，讓他閉上眼瞎吹一氣，他也會難過。楊雄寫到後來，發現辭賦不過是雕蟲小技。枚皋也覺得自己不倫不類，“深悔類倡”，倡即是倡優，耍雜技弄小曲兒逗帝王開顏的。受諸子百家的影響，知識分子有了相對獨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夠抗衡皇權；能量小的，則被皇權吸附過去。這是政治的、文學的、心理層面的，也符合物理現象：質量小就定不住。武帝時的史官，其實也在弄臣之列，“固主上所戲弄”，但司馬遷很強大，漢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開膀子悄悄幹。這個人文現象，不能不說意味深長。司馬遷攻擊皇權，發動正面強攻和迂迴偷襲，戰術不一而足，往往指東打西，地道戰，持久戰，能用的都用上。多虧了司馬遷，我們才擁有非皇帝欽定的、史詩般的歷史畫捲和文學巨著。
司馬相如，司馬遷，兩個複姓司馬的男人，一個日子過得蠻好，精神卻被閹割；一個遭冤案受宮刑，失去男人寶物，卻令人吃驚地精氣神十足，在文學兼史學領域，給中華民族留下無與倫比的文化珍寶。他們的生命歷程，分別完成了各自的隱喻。這也太巧了，這是上天遊戲人類的巧安排嗎？
中國文學史，漢賦佔一席。我聽朋友講，對漢賦的研究本來很有限，是一個四川學者寫了一本厚書，填補了這一空缺。講文學史，一般把漢賦放在兩漢樂府之先，我以為無此必要。樂府主要是官府採集來的民歌，詞存曲亡，變成了民間詩歌，從形式到內容，對後世影響很大，而且都是正面影響。漢武帝設樂府，是想觀察民間的動靜，聽一聽小民的聲音。估計他有點失望，因為讚美太少。不過，他也沒打算撤銷這個機構，他的鐵血統冶，除了匈奴人，無人能夠構成威脅。樂府採集民歌，持續近兩百年，將一大批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刊行於世，其中的五言名篇如《陌上桑》、《孤兒行》、《艷歌行》、《孔雀東南飛》等，連同被蕭統收入《文選》的，對後來的大詩人陶淵明、白居易、杜甫、蘇軾等，都有啟迪。辭賦的特點是堆砌文字和裝腔作勢，而民間詩歌生動樸實，是各種各樣的生活形態的真實寫照。因其真實，就不會去賣弄文字。兩漢樂府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有懷念征夫的，有反抗賦稅的，有指責丈夫花心的，有春天的愛情，有秋天的悲劇，有孤兒的眼淚，有窮漢的辛酸……《陌上桑》寫鄉間的漂亮女子羅敷，人與鄉間風物皆如畫，她斷然拒絕高官的追求，還嘲笑他，數落他，弄得高官很難堪。這類鮮活的形象，這些清新的情調，令人聯想劉三姐和白毛女，聯想鄧麗君演繹的江南民歌。細讀這些樂府之後，再去反觀漢賦，感覺更糟糕，幾乎就是反面典型。漢代的文學，有司馬遷這樣的模糊文本的大師，有兩漢樂府交相輝映，漢賦應當靠後，辭賦作者的地位應當降低。前面提過，我們並非一味地反對歌功頌德，當統治者的利益和老百姓趨於一致時，頌歌也會感動人。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這種上下和諧的局面少而又少。
文人也是凡人，他要吃飯，他想發財，於是他“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據我所知，眼下的都市，辭賦又有流行的趨勢，文人的生花妙筆轉向公司、產品和老闆，如同某些影視明星打廣告，不問青紅皂白，只管瞎吹，一味賣弄。偽劣商品坑害百姓，他（她）是不管不顧的。賣和弄，原屬不同的現象域，文人學商人，將二者合而為一。今天的四川人有個順口溜：賣錢不賣錢，攤子要扯圓！
司馬相如讚美皇帝成癮，他拿到了他想要的高官厚祿。他是御用文人的老祖宗，和屈原、賈誼、司馬遷走的不是一條路。個人化寫作，對他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他忍不住要跑到長安去，不可能呆在成都描繪他和卓文君的愛情故事。也許他是對的，他不往長安跑，不寫肉麻頌辭，不出餿主意，不建功立業，他的名字就不會被列入《史記》。他歪打正著，愛情也流傳千古了。
司馬相如為官還算正派，不是官場小人，他能厭倦，口吃，關起門來寫書，可惜著述已失傳。這些都具有文人的特徵。古代文人為官者，倒是好官多，貪官污吏少。司馬相如作為文人，既成功又失敗，成功是暫時的，失敗是永久的。當然，這所謂失敗，並不意味著他將斷子絕孫——總有人會接過他那枝吹得天花亂墜的筆。
相如風流倜儻的形象，老百姓是喜歡的，從看戲聽書到觀賞電視劇。沒人記得他的辭賦，哪怕是一句。他的人格不如司馬遷，談不上道德的高度，但他為官、為夫、為人，總的說來還是好的。他彌留之際、以及他死後的遭遇是個諷刺：皇帝只關心御用文字。他開了一個傷心的頭，後世像他這樣的文人，亦復唏噓，雖然許多眼淚是悄悄抹去的，我們看不見。
司馬相如是浪得虛名的平凡人物，文以人傳，看情形還會傳下去，寫進教科書。歷史留住他也淘汰他。本文無意從文學史上抹掉他的名字，恰好相反，他這位粉飾現實的老前輩，以他的光芒照亮了這一流派，顯現渾濁，映襯清流。
2006．10．26．眉山之忘言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