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涉及漢以前三千年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 “本紀”記帝王事。 “表”記載歷代世系、列國關係與官職更迭。 “書”記載典章制度；也講天文水利、經濟文化等，類似後來的科學專史。 “世家”寫各時期的王子諸侯。 “列傳”最豐富，寫謀士、將相、俠客、刺客、巫師、商賈、文人、佞幸等，所佔篇幅為全書之首。
《史記》的體例，為歷代正史所沿用。
這五個部分當中，列傳，世家，本紀，基本上都是優秀的傳記文學。當時史學和文學尚未劃出明確的界線，二者融合的典範，就是司馬遷這部《史記》。把歷史寫成傳記文學，後來的史家大都不敢這麼做，不敢帶入個人情感，一味的冷靜描述，貌似客觀，實則替封建統治者說話。班固繼承他的父親班彪，寫斷代史《漢書》，其正統面目就露出來了，他還譏諷司馬遷不善於明哲保身。而《漢書》中的好東西，包括體例在內，幾乎全是學《史記》。戰鬥性、民間性和個人性，《史記》開了先河，後來卻變成小溪細流，漸漸乾涸。二十四史，《史記》所顯示的姿態是孤傲的，它所達到的高度和廣度，後人難以企及。魯迅對它的評價最為精闢：“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楚懷王放逐屈原，屈原寫下這首長詩；漢武帝閹割司馬遷，司馬遷寫成五十二萬言的《史記》。
身體被閹割，精神反而變得強壯，透出強烈而又罕見的自由氣息。自由這種東西，自西漢以後，雖時有反彈，但總的趨勢是變弱，變得面目模糊——封建統治者把它搶走了，偷走了。在中國，沒有一個皇帝不是取走自由的強盜和小偷。搶和偷，雙管齊下。
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自由精神是否被統治者所閹割，是我們今天衡量古代文人的第一標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司馬遷視為歷代傑出文人的先驅。
司馬遷那個年代，有些文人過得很舒服，典型的例子是司馬相如，勾引女人本事大，歌功頌德的本事更大，寫了不少辭賦，華麗而空洞。後來的枚皋、楊雄等輩，和司馬相如差不多。當然，他們在生活中有好的一面，比如相如出使西南很成功，比如楊雄為人不錯。但是作為文人，他們是精神的殘缺者，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被閹割者，沒有立場，不為老百姓講話，一門心思往上爬，唯恐主子不高興。這類文人的作品也往往缺乏美感。原因很簡單：美感永遠源自真情實感。 “漢賦”標誌著漢代文學，真是漢代的不幸，依我看，漢賦無疑是歷代文學中最糟糕的。幸虧有個司馬遷寫下《史記》，單手托起史學與文學兩座高峰。
讀《史記》，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簡練與生動。司馬遷用字就像拍電報，字字精當。字寫在竹簡上，羅嗦可不行，那要多砍多少竹子？早期漢語的書寫方式決定了它的風格。漢賦堆砌詞藻，畢竟字數有限。 《史記》五十二萬字，如果用現代漢語來寫，恐怕有五百萬字。司馬遷在單字上下功夫，往往一字多義。名詞、虛詞作動詞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司馬遷的能耐在於：他還寫得明白曉暢。他在書中經常採用“互見法”，比如講項羽，有些事要放到劉邦或韓信的傳記裡去，而且不是隨隨便便，是含有深意的。再如講秦始皇迷神仙，則暗示漢武帝想登天。他對漢武帝的批評，表現在人物的選擇上，好官都在其他朝代，而魚肉百姓的酷吏則集中於當朝。 ——單憑這一項，武帝要弄死他就不愁罪名了。他把沒做過皇帝的項羽列入“本紀”，把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列入“世家”，並且加以讚賞，這需要很大的勇氣。也難怪受正統思想毒害的學者，稱《史記》為“謗書”、“穢史”。 ——司馬遷居然把同性戀都寫進去了。
司馬遷對口語的運用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人在宮廷，筆下並無一點宮廷氣，洋洋幾十萬言，沒有一句像皇帝秘書的口吻。中國人似乎張力有限，容易被他的社會角色所霸占，幹部通常是乾部臉，秘書往往是秘書腔。司馬遷顯然是個例外，他能把上班與下班截然分開，他有兩張臉，表面的模糊，裡邊的清晰。作為曠世大學者，他一直心向民間，他的民間立場一點都不勉強，不像眼下的經濟學家跟風神速。他曾是黃土高坡的放牛娃，漫山遍野奔跑。所謂文章力透紙背，一定是源自真切感受。司馬遷不缺這個，他反而是真情太多，必須加以壓縮，有時還要偽裝，以春秋筆法，以微言大義的方式講出來。他一生都在讀書，行路，行了十萬里路。他對後世文人的修煉樹立了楷模。前面提過，中國文人的一大特色是漫遊。李白漫遊天下，學的就是司馬遷。遊歷，學歷，經歷，三者合一。也有不遊或游得少的，比如偉大的曹雪芹，曹雪芹走的是漫長而又曲折的精神之旅。西方大作家，像卡夫卡、福克納，他們盯著小塊地方寫出了大作品。
司馬遷是寫人的高手，寥寥數語，人物就活靈活現。大處把握和細節鋪陳，他都做得很到位。後世文人，不單寫散文的推崇他，連明清小說都在他身上汲取營養。選他的文章，數量超過蘇東坡和歐陽修。他是模糊文本的先驅，用小說和戲劇手法寫項羽，寫劉邦，真是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寫“鴻門宴”的緊張氣氛，本身就像戲劇，不同的人物扮演著屬於自己的角色：項莊、項伯、范曾、張良……司馬遷還專程做過實地考察，將每個人的座位都弄得清清楚楚。針對這種嚴謹，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讚歎說：“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唯有太史公序之如指掌……蓋自古史書兵事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所能幾也。”
中國歷代大文豪，幾乎無不推崇司馬遷，所謂道德文章，人品與文品，司馬遷都足以垂範後世。他筆下那些分佈在各種行業裡的人物，由於其鮮活，所以可親近，可景仰，可嘆息，可鄙視，可憎恨。這些歷史人物，也影響了中國人的人格及性格走向。比如春秋戰國的層出不窮的豪傑們，被歷代所演繹，化為戲劇和小說，在民間廣為流傳。最近，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教授撰文說：“我的心在先秦。”這話饒有意味。對先秦的記錄與闡述，沒人超過司馬遷。先秦是個大時代，已成學者共識。
羅貫中的演繹了一部斷代史，而《史記》真實描述了三千年的通史，二者都是中華文明的寶貴的資源庫，但後者顯然更珍貴。司馬遷筆下的歷史，是波瀾壯闊的生活畫卷。他對生活世界的全方位考察，將歷史學提升到歷史性的高度。可以說，他以一人之偉力，為中華文明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精神資源。
漢武帝閹割他的身體，反而催生了這種偉力，這是上天的安排嗎？
歷代封建統治者，養肥了多少御用文人，卻閹割了他們的靈魂，把他們變成錦衣玉食的行屍走肉。本文瞄準司馬遷，事實上也同時瞄準了相反類型的文人。如同司馬遷寫偉人，小人已經活躍於其間了。小人乃是偉人的殘缺樣式，反之亦然。
關於《史記》，歷代集注、闡釋和評論如汗牛充棟。我手頭的這本，是南京大學出版社的《史記今注》，它藉鑑了前人的成果，釋文也很清晰。順便提一句，我個人並不是搞《史記》研究的，讀的東西有限，但我景仰司馬遷卻是由來已久。
《史記》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所以它才真，不是板著面孔、僅僅代表某些階層講歷史。文學藝術家，天生與它親近。人類文化的巨著，無論哲學、史學還是文學，無一例外地是個體勞動的碩果。 《史記》是偉大的，卻不是封閉的，司馬遷自己講：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猶如偉大的哲學思想，它一定是開放的，可以討論的。我個人並不完全贊同司馬遷的某些傾向性，比如他對項羽的態度。我倒是覺得，項羽就是匹夫之勇，短見，狹隘，吝嗇，殘忍，動不動就屠城，泄私憤火燒阿房三百里，不耐煩坑殺降卒二十萬。幸虧劉邦打贏了他，逼他自刎烏江，不然的話，他多半是他曾經發誓要取而代之的暴君秦始皇。
而與項羽相比，劉邦的毛病幾乎全是小毛病。多謝司馬子長（司馬遷字子長）記錄詳細，讓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掂量歷史。
另外，司馬遷對遊俠有偏愛。荊柯刺秦王是大義凜然，而郭解這種大俠，義字卻是表面文章，骨子裡推敲不得。他善於做秀，借一件事情在江湖上揚名立萬：他姐姐受人欺負，希望他出面為她撐腰、擺平，他卻當眾批評她，不理她，給人留下公正的印象。然而得罪他的人，大多數要死掉；結交他的人又多是豪強……
還有其他例子，不用講了。
每個人讀《史記》，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這恰好證明司馬遷的博大雄渾。偉人從來就不是完人。
品讀司馬遷，意味著無窮無盡的生髮。
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擔任聯邦德國駐華大使的魏克德先生，曾寫下廣播劇《漢武帝與太史公》。魏克德是名作家，活躍於歐洲外交界和文學界。他寫司馬遷，立意奇特，讓史官和皇帝當面爭論歷史的真相問題，各執一端，互不相讓。漢武帝劉徹，不能讓他手下的史官按他的意圖寫歷史，惱羞成怒。劉徹不殺司馬遷，卻變盡法子折磨這倔犟漢子，霸占他美貌的妻子，閹割他傳宗接代的下體。但是這個司馬遷，頭可斷血可流，寫《史記》的原則決不丟。不可一世的漢武帝，終於拿一個文弱書生沒辦法……魏克德先生以戲劇衝突的方式，將皇帝與史官的矛盾推向極致。而他從中得出的精闢結論，卻是中國人的老生常談：
講真話要付出血的代價。
2006．10．30．改定於眉山之忘言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