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義”的作品。不過，金瓶梅究竟怎樣“自然主義”法，恐怕迷糊如我者居多。我是很反感這種把西方文學術語的帽子，強行套在中國古典作品腦袋上的荒謬做法。比如說是“現實主義”的，而《離騷》是“浪漫主義”的；杜甫是“現實主義”的，而李白是“浪漫主義”的；就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高峰”。這種生硬歸類，偏偏為我們的文學批評所鍾愛。
按照“自然主義”經典的定義，即：要求文學單純記錄直接印象，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學家一樣冷靜、客觀，不帶感情色彩，不對所寫的事與人進行社會與道德的評價。任何一個有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自然主義的理論是很難完全貫徹到創作實踐中間去的。作為創作主體的人，其主觀色彩不欲滲透到作品之中，根本是拔著自己的頭髮想離開地球。
何況，中國小說的產生和發展，使它具有這樣的特點：一，小說，尤其是白話小說，往往承擔著“教化”的責任，哪怕作品的產生的實際效果恰與之相反。儒家的忠孝節義，佛家的因果報應，深深滲透到古典小說之中。第二，小說在中國，本是九流之末，巷流傳的東西，就連作者對自己作品的定位也是如此。即使是命意最嚴肅的小說，也始終帶有娛樂性質，遊戲色彩。紅樓夢這樣偉大的作品也不例外。單這兩點，就決定了，古典小說中幾乎不可能產生“自然主義”的作品。
之“自然主義”，坦白地說，不過是對它令人很難接受的赤裸裸的性描寫的諱稱。中國人的性觀念，是“說著醜，做著妙”（呂仙詩），金瓶梅非但長篇累牘的說了，而且坦率得驚人，評論者只好含含糊糊的講，它的缺陷在於“自然主義”。然而即單以性描寫而論，它也絕非“自然主義”的。它所描繪的生活，必然有現實所本。但是讀者都知道，它的性描寫，帶有相當程度典型的男性性幻想成分。比如西門慶的性能力，誰也不會以為是“自然主義”的。作者對它的美化，甚至是一種陽具崇拜的遺痕。有人指出，二十七回出現的“赤帝當權耀太虛”具有一種象徵色彩，金瓶梅正以男性力量極盛後的消亡來做結構框架的。
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說》中評述金瓶梅時，舉了一個例子，說書中對潘金蓮的身體，兩處描寫明顯的不一致。他認為，這細節的失實，使人們對金瓶梅的描寫“失去了信心”。他甚至說金瓶梅是迄今為止他所討論的小說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對這個細節特別感興趣，我只能說，這種興之所至的描寫，在古典小說中隨處可見，更談不上是一種失敗，不足以判斷一部作品的高下。就像裡賽盧醫出場搞笑的念白絕不會損害它作為一部優秀的悲劇的地位一樣。
正統文學史在讚揚一部作品時，往往以“深刻暴露黑暗現實”作為評判的標準。受到讚揚，原因在此。然而所謂暴露黑暗現實，基本每部小說作品都多少涉及。甚至三流末的作品，都不乏生動真切的描寫。這不只是因為那本來就是小說作者無法迴避的生活，而且是我們的文化篤信二元並立，陽與陰，黑與白，忠與姦，貞與淫……二元鬥爭根本就是很多小說推動情節的力量。金瓶梅在“暴露黑暗現實”上，並沒有超過其餘作品太多。不同的是，它的色調幾乎是完全黑暗的，光明的尾巴非常稀薄。
其實，要說“自然主義”，儒林外史比它更接近“自然主義”。儒林外史並沒有鮮明的黑白對比，而是深深淺淺的灰，（正統文學史總是欣賞范進發瘋、嚴監生的兩隻手指之類戲劇性的東西，其實范進為官之後，和嚴貢生謀奪家產等部分，要尖銳深刻得多）雖然它還是摻雜了不少戲筆，但是它寫盡了庸俗無聊之生存狀態。惺園退士說：“慎勿談，讀之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也正因此，我以為儒林外史是一部比金瓶梅更使人壓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