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FredWakeman)教授退休的紀念活動早在一年前就開始籌劃。從今年年初起，我和他的學生葉文心教授及助手在網上書信往來頻繁。在線性時間的進程中，必有一般人難以想像的複雜性：魏斐德本人體內酒精含量不斷上升，教授夫人的情緒隨之波動；權力真空所帶來危險的寂靜，幕後學院政治運作的種種變數；助手秘書們的未來出路，在讀的博士生本科生的普遍焦慮。更何況魏斐德在伯克利執教四十年，自立門派，弟子無數，誰來接替掌門人的位置？這多少有如一個王朝的結束，牽動多少人心。
我5月3日從紐約匆匆趕回加州，第二天開車前往伯克利，住進校園內的“女教職員俱樂部”。這維多利亞式木結構的小旅館隱藏在樹叢中。
5月5日下午3時許，我們與教授夫人梁禾在旅館匯合，她先帶我們到附近酒吧喝一杯。輪椅上的魏斐德在秘書的陪同下出現，他剛下課，憨笑的臉上略帶倦意。
1937年12月12日，魏斐德出生在美國堪薩斯州堪薩斯城。他是長子，有弟妹各一，弟弟參加越戰後死於癌症。魏斐德出生不久就隨父母搬到紐約。父親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海軍服役。 1944年他父親開始寫小說，兩年後以《小販》（Hucksters）一書成名，被好萊塢改編成同名電影，風靡美國。發財後，父親決定帶全家周遊世界。魏斐德先後在加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國上中小學，在佛羅里達高學畢業。由於這一特殊經歷，他學會了法語、西班牙語和德語。
父親是他的精神導師。在其指導下，他自幼精讀古希臘古羅馬和現當代歷史學家的著作。 11歲那年，他們住在古巴，父親讓他讀一本哥倫布的傳記，並親自駕船帶全家遊歷了傳記中描述的一段航程。
在父親影響下，魏斐德在哈佛讀書時開始寫小說，僅第三部《皇家棕櫚大道17號》得以出版。大學畢業後，他到巴黎政治學所研究蘇聯問題。上選修課時，他被越南的一個民間教派吸引，從而帶入相關的中國教派。與此同時，一個法國記者有關中國的幾本書讓他著迷。在巴黎的十字路口，魏斐德從蘇聯轉向中國。
離開酒吧，我們簇擁著有王者風度的魏斐德進入大學藝術博物館，弟子如雲，紛紛向他致敬。下午4時15分，歷史系主任宣布紀念活動開幕，先由我朗讀了一首獻給魏斐德的短詩，然後由北京大學劉東教授做專題演講《北大課堂上的魏斐德》。他從魏斐德29歲所寫的頭一本書《大門口的陌生人》開始，縱觀其一生的學術成就。接下來由魏斐德的大弟子周錫瑞教授（JoeEsherick）主持。他從手中一杯水說起，話不多，但動情之處與魏斐德眼角的淚花相輝映。重頭戲是斯坦福大學德國史教授詹姆斯?施寒（JamasSheehan）與魏斐德的對話。他們兩位先後都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會長。 “我看在孔子和烈文森之間，還是烈文森對你的影響更大吧？”施寒教授開門見山問。
魏斐德離開巴黎後，本應順理成章回哈佛跟費正清搞中國研究，但他卻選擇了在伯克利教書的費正清的學生列文森（JosephLevenson）做導師。這無疑和魏斐德的生活閱歷、文學氣質和反叛精神有關。哈佛和柏克利代表了美國文化的兩種傳統，甚至與地緣政治有關。哈佛地處新英格蘭的中心，代表美國學術的正統與主流；而伯克利地處種族多元化的亞太圈，是美國左派的大本營、六十年代學生造反運動的發源地。
按魏斐德的博士生葉斌的說法，魏斐德繼承了列文森有關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見解，即認為未來的世界歷史應該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價值的和諧共存，是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與世界主義的和諧共存。不幸的是，在尚未充分展開其相關思想時列文森突然辭世。作為他的學生和同事，魏斐德進一步闡釋並發展了這一史學觀。
美國學術界在傳承關係上如此脈絡清晰，實在讓人嘆服。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傳統。它有如地圖，標明每個學者的位置，並為後繼者指點方向。不懂得傳統的人正如沒有地圖的旅行者，不可能遠行。
1992年年底，擔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魏斐德發表就職演說《航程》。他的弟子之一傑森（LionelJensen）教授是我的同事。他描述說：“那是永遠難忘的輝煌時刻。只有他的少數學生參加了在紐約希爾頓飯店舞廳的這一盛會。我敢肯定我們全都為那一刻的榮耀感到溫暖，為我們老師的成就得到公認而自豪。當我們聚在舞廳外激動地議論時，很多亞洲專家也被感染了。那是我所聽到的最出色的演講。”
《航程》基於對哥倫布、魏斐德一家和鄭和的航程的回顧，是從一個孩子的童年記憶開始的：偷襲珍珠港那天下午，後出任艾森豪威爾政府國務卿的威廉?羅傑斯（WilliamRodgers）和他父親在他家窗口交談，引起了年僅四歲的魏斐德的注意……他接著講述了從1948到1949年他們家沿哥倫布第二次航行路線的遊歷，由此出發，他從中國苦力在古巴港口貨船上的絕境，到鄭和耀武揚威的航程……那跨時空跨種族文化的航程，借助一種奇特的文體，將歷史與個人、敘述與沈思、宏觀視野與生動細節交織在一起。
退休紀念活動開幕式後是小型晚宴。葉文心教授特意把我安排在魏斐德和家人的小桌上。我與魏斐德對坐，在座的有他妹妹妹夫和他那英俊的兒子。燭光在每個人臉上搖曳。他們提到死去的父親和弟弟。死者如沈鍾，往往只在家庭團聚時敲響。梁禾也坐過來，擔心魏斐德喝得太多。他們在俄勒岡州綠水青山的鄉下買了房子，退休後將搬過去。我總是開玩笑說，魏斐德要被老婆綁架到“綠色監獄”去了。此刻，我煽動他在入獄前多喝幾杯。
我和魏斐德初次見面是1989年深秋，在紐約，一次美國筆會討論會上。第二次握手是13年後，在北京，即我首次獲准回去探望病重的父親，由劉東夫婦宴請。那次見面的印像是混亂的：難以辨認的故鄉、塵土飛揚的街道、裝飾浮華而無殘疾人通道的餐廳和史學大師在輪椅上掙扎的無奈表情。
此後我們從往甚密。三年前我們辦喜事隻請來五位親友，包括他們夫婦。我們常到他們在舊金山海灣大橋旁的公寓做客。有一次梁禾央我讀詩，由魏斐德念英文翻譯。當他讀到“一隻孤狼走進/無人失敗的黃昏”時，不禁落了淚。薄暮如酒，曲終人散，英雄一世自惘然。
其實，我對魏斐德在學術上的造詣所知甚少，真正打動我的是他人性的魅力。他深刻而單純，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會讓人喚起一種對人類早年精神源頭的鄉愁。他笑起來如此縱情毫無遮攔，如晴天霹靂，只有內心純粹的人才會這樣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寬容超越了學院生活的狹隘、晦暗與陳腐，超越個人的榮辱、愛憎與苦樂。
歷史(history)這個詞在英文中可以分解成兩個詞，即“他的”“故事”。歷史到底是誰的故事呢？上帝的故事、強權者的故事，還是歷史學家的故事？無論如何，那些繁浩文獻中的碎片，是通過歷史家的手連綴起來的。而歷史給歷史學家想像與闡釋的空間，歷史學家賦予歷史個人化的性格。很難想像沒有《史記》沒有，中國歷史會是什麼樣子？
五十年代末，由於魏斐德掌握包括俄語在內的四種外語，中央情報局看中了他。卡特執政期間，他還差點兒被任命為駐中國大使。但他還是選擇走學術的道路。由於列文森猝死，年僅27歲的魏斐德開始執教，成為最年輕的教授之一。
主持紀念活動的周錫瑞教授追憶往事。他當年來伯克利投奔列文森，沒想到導師之死讓他成為僅年長幾歲的魏斐德的學生。那時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而他又是學生領袖之一，根本沒把這年輕導師放在眼裡。在魏斐德的必讀書單中，有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羅克（MarcBloch）的《法國農村史》，遭到周錫瑞等急進學生的抵制——我們學的是中國史，與西方史何干？在課堂上，魏斐德講了個故事。在德國占領期間，一個參加抵抗運動的戰士被蓋世太保抓住，和別人一起拉出去槍斃。他對身邊16歲的男孩（後倖存下來）最後說：“別哭，我的孩子。”這時機關槍響了……他就是馬克?布羅克。魏斐德說完平靜地離開教室。
還有件事讓周錫瑞難於釋懷。他寫博士論文時，魏斐德在信中寫道：“你的立論（thesis）有問題。”在英文中，thesis又是論文的意思。週誤以為後者，勃然大怒，寫了封長信痛斥老師。直到魏過五十歲生日時，週終於為此道歉。周錫瑞教授說，一想到在自己檔案中這樣一封信，就無地自容。
而魏斐德也被回憶之光照亮：有一次和周錫瑞一起去滑雪，擅長滑雪的周把他帶到最危險的區域。當魏從陡坡上摔倒，週耐心關切，一路指點把魏帶下山。魏斐德說，在那一刻，他們的師生關係被顛倒過來。
紀念活動的真正高潮是第三天上午助手秘書的表演。她們首先抬出十年前的一張巨幅照片——那是健康樂觀的魏斐德。接著展示的是他的小說《皇家橡樹17號》的封面。按她們的說法，好萊塢最近購買了改編權，於是她們分別朗讀被“改編”的章節，引起陣陣笑聲。魏斐德上台致謝，他特別提到助手凱西（Cathy），提到1998年手術事故後無微不至的照料，說到此，他泣不成聲。
活動結束次日，我和魏斐德夫婦相約在一家咖啡館吃午飯。天晴，乍暖還寒。魏斐德的倦容中有一種輕鬆感。他要趕去上最後一堂課。我把他送上汽車，擁抱道別。梁禾告訴我，有人提議以他的名義創立什麼“伯克利學派”，甚至提出“魏斐德主義”，被他斷然回絕。 “那是可笑的，”他說。
作為歷史學家，他深知權力和聲譽被濫用的危險。而他只願在歷史的黑暗深處，點亮一盞靑燈。有詩為證：
故國殘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頭
你把詞語壘進歷史
讓河道轉彎
花開幾度
催動朝代盛衰
烏鴉即鼓聲
帝王們如蠶吐絲
為你織成長卷
美女如雲
護送內心航程
靑燈掀開夢的一角
你順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臨風
你和中國一起老去
長廊貫穿春秋
大門口的陌生人
正砸響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