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風樓記——懷念馮亦代伯伯
一
1976年10月上旬某個晚上，約摸十點多鐘，我出家門，下樓，行百餘步，到一號樓上二層左拐，敲響121室。馮伯伯先探出頭來，再退身開門，原來正光著膀子。他揮揮手中的毛巾，說：“來。”於是我尾隨他到廚房。他背對我，用毛巾在臉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時北京絕大多數人家都沒有條件洗澡。馮伯伯那年63歲，已發福，背部贅肉下垂，但還算壯實。他對拉著毛巾搓背，留下紅印。正當他洗得酣暢，我突然說：“四人幫被抓起來了。”只見他身體僵住，背部一陣抽動。他慢慢轉過身來，緊緊盯著我，問：“真的？”我點點頭。 “什麼時候？”“就前兩天。”他相信了我的話，把毛巾扔進臉盆，和我一起來到客廳。我們話不多，語言似乎變得併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張開，但並非笑容。
當我聽到馮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應是麻木的，像一個被凍僵了的人在記憶的火邊慢慢緩過來；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門，一切就可以重新開始。
我和馮伯伯住在同一個民主黨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1號，那曾是鄭和的宅邸。後來不知怎地，在囫圇吞棗的北京話中，“三寶老爺”演變成了“三不老”。我們院的變遷，就如同中國現代史的一個旋轉舞台，讓人眼暈：剛搬進去時還有假山，後來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爐煉鋼鐵，蓋食堂吃大鍋飯；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開放又填實，立起新樓。
我和馮伯伯應該是73年以後認識的，即他隨下放大軍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時跟著收音機學英語，通過我父親介紹，結識了這位翻譯界的老前輩。那時都沒有電話。一個匱乏時代的好處是，人與人交往很簡單——敲門應聲，無繁文縟節。再說民主黨派全歇菜了，翻譯刊物也關張了，馮伯伯成了大閒人，百無一用；他為人又隨和，喜歡跟年輕人交往。於是我利用時代優勢，闖進馮伯伯的生活。
要說這“聽風樓”，不高，僅丈餘；不大，一室一廳而已。我從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廳，會客、讀書、寫字、用餐、養花等多功能兼備。一進門，我就近坐在門旁小沙發上。一個小書架橫在那裡，為了把空間隔開，也給窺視者帶來視覺障礙。馮伯伯往往坐對面的小沙發，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著樓角，想必冬天西北風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聽風樓”。若引申，恐怕還有另一層含義：聽人世間那凶險莫測的狂風。
馮伯伯學的是工商管理，即現在最時髦的MBA。他在上海滬江大學上二年級時結識鄭安娜。當時英文劇社正上演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鄭安娜。他們於1938年成婚。他說：“和一個英文天才結婚，不搞翻譯才怪。”
待我見到鄭媽媽時，她已是個和藹可親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幾乎都是她來開門，向客廳裡的馮伯伯通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她總是系圍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乾不完的家務事。她從老花鏡上邊看人，用老花鏡外加放大鏡看書看世界。她在幹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時治療，結果一隻眼瞎了，另一隻眼也剩下微弱視力。我一直管她叫“馮媽媽”。她輕聲細語，為人爽快；偶爾也抱怨，但止於一聲嘆息。她是由宋慶齡推薦給周恩來的，在全國總工會當翻譯。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樣，馮伯伯在翻譯中遇到疑難總是問她。
記得我當時試著翻譯毛姆的《人性枷鎖》的第一章。有個英文詞egg-top，指的是英國人吃煮雞蛋時敲開外殼挖下頂端的那部分。我譯成“雞蛋頭”，又覺得莫名其妙，於是找馮伯伯商量，他也覺得莫名其妙。他說，飲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譯的。我們討論一番，還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雞蛋頭”。
說實話，我用這麼簡單的問題去糾纏一個老翻譯家，純粹是找藉口。他們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倖存下來的書，特別是外國文學作品。那些書名我都忘了，只記得有一本馮伯伯譯的海明威的《第五縱隊》，再現了海明威那電報式的文體，無疑是中國現代翻譯的經典之作。他自己也對《第五縱隊》的翻譯最滿意。在一次訪談中，他說：“你想一次翻譯成功不行，總是改了又改，出了書，再版時還要改，我譯的海明威的戲劇《第五縱隊》，我推倒重來了五、六次，現在還得修改，但現在我已沒力氣改了。因此，我曾苦惱、氣餒，想改行，可翻譯是我的愛好……”
馮伯伯是個溫和的人，總是笑瞇瞇地叼著煙斗，臉上老年斑似乎在強調著與歲月的妥協。我那時年輕氣盛，口無遮攔，而他正從反右和文革的驚嚇中韜光養晦，卻寬厚地接納了我的異端邪說，聽著，但很少介入我的話題。
正是我把四人幫倒台的消息帶到聽風樓，我們的關係發生了改變，我不再是個用“雞蛋頭”糾纏他的文學青年了，我們成了“同謀”——由於分享了一個秘密，而這秘密將分別改變我們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馮伯伯徹夜難眠，為了不驚動馮媽媽，他獨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風雲變幻，大半輩子坎坷都歷歷在目。他本來盤算著“夾起尾巴做人”，混在社會閒雜人員中了此殘生。
二
偶爾讀到馮伯伯的一篇短文，讓我感動，無疑對解讀他的內心世界是重要的。這篇短文是由於凡高那幅拍賣中被私人據為己有引發的感嘆，由此聯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買下的一張復製品。
他寫道：“十年動亂中，我被謫放到南荒的勞改農場，每天做著我力所不及的勞役，心情慘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著糞車，走過一家農民的茅屋，從籬笆裡探出頭來的是幾朵嫩黃的向日葵，襯託在一抹碧藍的天色裡。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綠色牆上掛著的梵高。我憶起那時家庭的歡欣，三歲的女兒在學著大人腔說話，接著她也發覺自己學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來，爬上桌子指著我在念的書，說等我大了，我也要念這個。而現在眼前只有幾朵向日葵招呼著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飄浮，沒個去處。以後每天拾糞，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寧願到這處來兜個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幾朵慢慢變成灰黃色的向日葵，重溫一些舊時的歡樂，一直到有一天農民把熟透了的果實收藏了進去。我記得那一天我走過這家農家時，籬笆裡孩子們正在爭奪豐收的果實，一片笑聲裡夾著尖叫；我也想到了我遠在北國的女兒，她現在如果就夾雜在這群孩子的喧嘩中，該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見自己的父親，衣衫襤褸，推著沉重的糞車，她又作何感想?我噙著眼裡的淚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他在畫這畫時，心頭也許遠比我嚐到人世更大的孤淒，要不他為什麼畫出行將衰敗的花朵呢？但他也夢想歡欣，要不他又為什麼要用這耀眼的黃色作底呢？”
在我印像中，馮伯伯是個不善表達感情的人。沒想到他在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傷，通過一幅畫寫盡人世的滄桑。一個記者前幾年採訪馮伯伯。據他記載，他最後問道：“你能簡單地用幾句話總結你的一生嗎？”馮亦代沉沉地說：“用不了幾句話，用一個字就夠了——難。”末了，老人突然愴然淚下，不停地抽泣。
我們不妨細讀這篇段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這幅畫卻沒有帶來；總覺得這幅畫面與當時四周的氣氛不相合拍似的。因為解放了，周圍已沒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但是曾幾何時，我又懷戀起這幅畫來了。似乎人就像是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餘暉裡，都拼命要抓住這逐漸遠去的夕陽。”這種內心的轉折，反映了知識分子與革命的複雜關係。
馮亦代於1941年離開香港前往重慶，臨行前曾受喬冠華囑託。到重慶後，他對左翼戲劇影業幫助很大，並資助那些進步的文化人士。到了遲暮之年，記者在採訪中問及那些往事。 “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他沉默了半天，又說：“我做的事都是黨讓我做的，一些黨內的事是不可以公開的。做得不對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責任，但是一開始都是黨交給的工作。我只能講到此為止。”黃宗英逗著問他：“總能透點風吧。”他斷然地說：“連老婆也不能講。”也許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種事是可笑的，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連國家檔案局的資料都解密了，還能真有什麼秘密可言？我想馮伯伯說的不是別的，而是他在青年時代對革命的承諾：士為知己者死。
據馮伯伯的女兒馮陶回憶：“1949年解放以後，周恩來讓胡喬木到南方去搜羅知識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們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媽媽到了北京之後忙得不得了，根本見不著他們……那段時間應該是他們意氣風發的時候，因為自己的理想實現了，他們希望建立這樣的國家。後來爸爸調到了外文出版社，沒過多久，就開始了反右運動，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個被打成右派的。”
據說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風會上，大家都急著把帽子拋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這頂右派帽子怎麼就偏偏落到他頭上了？依我看，這無疑和馮伯伯的性格有關。首先人家讓他提意見，他義不容辭；等輪到分配帽子時，他又不便推託，只好留給自己受用。這和他所說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在邏輯上是一致的。
馮伯伯跟我父親早在重慶就認識了，他們同在中央信託局，我父親只是個小職員，而馮伯伯是中央信託局造幣廠副廠長。那時的文藝界都管他叫“馮二哥”，但誰也鬧不清這稱號的出處。據說，他仗義疏財，“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館請客都是他“埋單”。要說這也在情理之中，和眾多窮文人在一起，誰讓他是印鈔票的呢？
據說到了晚年，馮伯伯臥床不起，黃宗英向他通報剛收到的一筆稿費，馮伯伯問了問數目，然後用大拇指一比劃，說：“請客。”
文革中馮伯伯除了“美蔣特務”、“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還有一條是“二流堂黑干將”。關於“二流堂”，馮伯伯後來回憶道：“香港淪陷後，從香港撤退的大批進步文化人匯聚重慶。首先見到夏衍，他住黃角埡口朋友家裡。不久夏衍夫人亦來。唐瑜便在山坡處另建一所三開間房子，人稱'二流堂'。重慶的文化人經常來這裡喝茶、會友、商談工作。”
郭沫若戲稱的“二流堂”，不過是個文人相聚的沙龍而已。同是天涯淪落人，杯光斛錯，一時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講”的事，為杯中酒留下多少陰影。既然堂中無大哥，這仗義疏財的“馮二哥”自然成了頭頭，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講”的事，趕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經歷革命邏輯及其所有悖論的考驗。他回憶道：“文革時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間，牙齒全部動搖，就醫結果，十天之內，拔盡了上下牙齒，成為'無齒'之徒。”
一個人首先要看他是怎麼起步的，這幾乎決定了他的一生。馮伯伯當年也是個文學青年，居然也寫過新詩。說起文學生涯的開端，他總是提到戴望舒。 1938年2月，他在香港《星島日報》編輯部認識戴望舒。戴望舒對他說：“你的稿子我都看過了。你的散文還可以，譯文也可以，你該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說譯完，不過你寫的詩大部分是模仿的，沒有新意，不是從古典作品裡來的，便是從外國來的，也有從我這兒來的。我說句直率的話，你成不了詩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詩意。”
三
七十年代末，聽風樓終於裝上了電話，那是個現代化的信號，忙的信號，開放與拒絕的信號。馮伯伯從此成了大忙人，社會活動越來越多。我再按往日的習慣去敲門，往往撲空，只能跟馮媽媽拉拉家常。
《世界文學》要復刊了，這就等於給一棵眼見著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馮伯伯喜形於色，鄭重宣布《世界文學》請他翻譯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說，發在復刊號上。但畢竟手藝生疏了，得意之餘又有點兒含糊。他最後想出個高招，請一幫文學青年前來助陣，也包括我。他向我們朗讀剛譯好的初稿，請大家逐字逐句發表意見，為了讓譯文更順暢更口語化。一連好幾個週末，我們聚在馮伯伯的狹小的客廳裡，歡聲笑語，好像過節一樣。我們常為某個詞爭得臉紅脖子粗，馮媽媽握著放大鏡對準大詞典，幫他鎖定確切的含義。最後當然由馮伯伯拍板，只見他抽煙斗望著天花板，沉吟良久，最後說：“讓我再想想。”
像馮伯伯這樣的大翻譯家，居然在自己的領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個詞卡住而苦惱數日，最終頓悟有如天助一般，讓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產的商業化文學翻譯產品，就氣不打一處來。
而馮伯伯在百忙中並沒忘掉我，他把我介紹給籌建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閻明復。我參加了翻譯資格考試，居然考中了，但最終還是沒調成。隨後他又把我介紹到剛複刊的《新觀察》雜誌社，試用了一陣，我成了文藝組的編輯。
1978年12月下旬某個下午，我匆匆趕到聽風樓，馮伯伯剛好在家。我拿出即將問世的《今天》創刊號封面，問他“今天”這個詞的英譯。他兩眼放光，猛嘬煙斗，一時看不清他的臉。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譯成TODAY，認為太一般。他找來英漢大詞典，再和馮媽媽商量，建議我譯成TheMoment，意思是此刻、當今。我沒想到馮伯伯比我們更有緊迫感，更注重歷史的轉折時刻。於是在《今天》創刊號封面上出現的是馮伯伯對時間的闡釋：TheMoment。
我想起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的詩句：“我受僱於一個偉大的記憶。”記憶有如迷宮，打開一道門就會出現另一道門。說實話，關於為《今天》命名的這一重要細節早讓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網上閒逛，偶然看到馮伯伯握煙斗的照片，觸目驚心，讓我聯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此刻，而這個此刻的門檻在不斷移動。說到底，個人的此刻也許微不足道，但在某一點上，若與歷史契機接通，就像短路一樣閃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買菜，把車停好，腳落在地上，然後一步一步走動，突然想到27年前的這一幕：the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馮伯伯那沉在煙霧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馮伯伯和他的朋友們正籌劃另一份雜誌《讀書》。這份雜誌對今後幾十年中國文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應該怎麼說都不過分。儘管《讀書》和《今天》走過的道路不同，但它們卻來自同一歷史轉折點。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謂轟轟烈烈，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夜裡一閃而過，給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離三不老大院。此後和馮伯伯的見面機會越來越少，卻總是把他捲進各種旋渦中。大概正是那個夜晚的同謀關係，他沒說過不，事後也從不抱怨。 1979年10月的《新觀察》，發表了馮伯伯為“星星畫展事件”寫的文章，慷慨陳詞，伸張正義。在1989年早春的風雨飄搖中，我為要事趕到馮伯伯家。記得他表情嚴肅，非但沒有拒絕我的請求，而且說：“做得好。”我驕傲地抬起頭，與他對視。他點點頭，笑了。
四
去國多年，常從我父親那兒得到馮伯伯的消息。 1993年得知馮媽媽過世的消息，我很難過，同時也為馮伯伯的孤單而擔憂，後來聽說他和黃宗英結為伴侶，轉憂為喜。 96年春天，我和父親通電話時，他叮囑我一定給馮伯伯打個電話，說他中風後剛恢復，想跟我說說話。撥通號碼，聽見馮伯伯的聲音，嚇了一跳。他聲音蒼老顫抖，斷斷續續。他問到我在海外的情況。我縱使有千般委屈，又能說什麼呢？ “挺好，”我吶吶地說。後來又給馮伯伯打過兩三次電話，都說不了什麼，只是問候。天各一方，境遇不同；再說時差拆解了此刻，我們又能說些什麼呢？
2001年冬天，我因父親病重回到北京。離開故鄉13年，說實話，連家門都找不到了。我馬上請保嘉幫我打聽馮伯伯下落。她和黃宗英聯繫上了，說馮伯伯住在醫院。那是個寒冷的早上，街頭堆著積雪。由保嘉開車，先去小西天接上黃宗英阿姨。很多年前我就認識黃阿姨，當時我在北京處境不好，曾有心調到海口去，她正在那兒辦公司。記得我們在她下榻的旅館門外一直談到深夜，她最後感嘆道：“你的問題太複雜，而我無權無勢，幫不了你這個忙。”二十多年過去了，黃阿姨身體遠不及當年，腿腳不便。在我們護駕下，總算上了車，開到中日友好醫院。
所有病房首先讓我想到的是冰窖，連護士的動作都變得遲緩，好像也準備一起進入冬眠。一見馮伯伯平躺著的姿勢，心就往下一沉，那是任人擺佈的姿勢。聽說他已中風七次，這是第八次。是什麼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無所畏懼？黃阿姨撫摸著馮伯伯的額頭，親暱地呼喚：“二哥，我來了。”馮伯伯慢吞吞睜開眼，目光癡呆，漸漸有了一點兒生氣，好像從寒冬中甦醒。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我，先是一愣。我俯向床頭，叫了聲“馮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樣大哭起來，這下把我嚇壞了，生怕再引起中風，慌忙退出他的視野。周圍的人紛紛勸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從床單下露出來的赤腳，那麼孤立無援。
我們在病房總共呆了十分鐘，就離開了。我知道這就是永別——今生今世。在門口，我最後回望了他一眼，默默為他祈禱。
馮伯伯曾對黃阿姨說過：“我想修改我的遺囑，加上：我將笑著迎接黑的美。”如此詩意的遺囑，其實恰好說明他是一個絕望的浪漫主義者。而他對於黑的認識一直可以追溯到童年。他母親在生下他一個多月後就患產褥熱死去。他後來如是說：“有母親的人是有福的，但有時他們並不稀罕，視為應得；可是作為一個從小死去母親的人來說，母愛對他是多麼寶貴的東西。他盼望有母愛，他卻得不到；他的幼小心靈，從小便命定是苦楚的。”
五
說實話，得知馮伯伯的死訊並未特別悲傷。他生活過，愛過，信仰過，失落過，寫過，譯過，幹過幾件大事。如此人生，足矣。我想起他那孤立無援的赤腳。它們是為了在大地上行走的，是通過行走來書寫的，是通過書寫來訴說的，是通過訴說來聆聽的。是的，聽大地風聲。
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話，我此刻又回到1976年10月的那個晚上。我懷著秘密，一個讓我驚喜得快要爆炸的秘密，從家出來，在黑暗中（樓裡的燈泡都壞了）下樓梯，沿著紅磚路和黑黝黝的樓影向前。那夜無風，月光明晃晃的。我走到盡頭，拾階而上，在黑暗中敲向聽風樓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