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臨回北京前聽說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來電話，得知他走了。記得去年夏初和力川專程去看他。他家離巴黎很遠，開車要一個來小時。那天他看起來精神不錯。我們喝茶吃蛋糕，談天說地。在午後的寧靜中，幾盆花開得熱烈。他忽然談到老年和正視死亡的問題。他說到死是一門學問，每個人都得學而習之，特別到了老年，更要認真對待。他甚至想在國內開門課，和學生討論這些問題。說到此，他臉上有一種智者的從容。得到他的死訊，讓我想起他當時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們先生們，其本意是先師的意思。在海外受過教育的華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國內的人謹慎，特別是在像巴黎這樣陰性的城市。故熊先生這個稱呼是恰當的，表示一種親切的敬意，並沒生猛到言必稱大師的地步。
我和熊先生相識的確切時間記不清了，應是八七年夏天。那時我們一家住英國，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遊。對我來說，那是一段難忘的時光，貧困但閒散。記得在熊先生夫人當時辦的旅行社開過個座談會，有畫評家陳英德，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隨後王克平還開車帶我去拜訪熊先生。他那時住巴黎近郊。後院是他的工作室，堆滿了他的雕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隻鐵皮烏鴉和用多層紙板粘合成的魯迅頭像。克平告訴我，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就在法國畫壇非常活躍，在不少法國及歐洲的大展上得過獎。
後來才知道，熊先生不僅是雕塑家，也是詩人，書法家，學者，哲學家。他為人謙和，不計功利。可以說，他是中國傳統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識分子在最好意義上的結合，是自五四以來留下的為數不多的通才之一。所謂通才，不僅指在學問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對歷史對人生的徹悟和關懷。與通才相對應的是專才，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謂專家們。他們專業越分越細，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識純粹用來混飯的。再看看當今統治世界的技術官僚們，正是這種專才在權力層面的延伸，從上到下，幾乎個個懂行能幹，但就是沒有靈魂。
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過，以後常來常往，但和熊先生見面的機會並不多，尤其是他後來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開不了車，很少進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約我到他家小住幾日，要好好聊聊，最後還是沒去成。悔矣。人在的時候，以為總有機會，其實人生就是減法，見一面少一面。
我父親前年春天重病住院。熊先生很著急，專門給楊振寧先生打電話，希望能由他出面幫我回國探望。他和楊先生是世交，父輩都是清華數學系的教授；他倆不僅同齡，還是同班同學，深厚情誼一直延續至今。我那時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教書，有幸跟楊先生結識，很投緣。在熊先生的重托下，楊先生格外重視。我終於得以成行，回北京見到垂危的老父親。熊先生一直關注我回國的事，並常問起我父親的狀況。此生此情，怎是一個謝字了得？
熊先生住得遠，來去匆匆，難得有時間多聊聊。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總是清茶一杯。茶帶來的記憶就是和酒不同，清爽明澈，這也恰似熊先生的為人。熊先生很健談，路數多變，或曲徑通幽，或海闊天空。記得有一回他對我的詩委婉提出批評，我和他爭了起來，且相當不敬，而他只是寬厚地笑笑。另一回他請我讀一首近作，結尾是“如果天空不死”，他感嘆說，這句讓他想起他的青年時代。我當時不知道這聯想是怎麼來的，現在終有所悟。這詩句其實有種悖論式的緊張：說來年輕時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虛擬語氣對此提出了質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
上世紀最後一年，熊先生在北京上海昆明台北高雄舉辦了巡迴展《熊秉明的藝術—遠行與回歸》。這題目起得好，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看看熊先生的年表，正如一條路線圖，和歷史事件和戰亂和內心騷動有關。他二二年生於南京，父親熊慶來是著名數學家。二七年父親到清華教書，舉家遷到北京。七七事變後，又隨父親搬到昆明，四四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然後越走越遠了，走出了國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費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國，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紀。他父親已死於文化革命中。此後他開始往回走了，回國辦展覽講學出書。遠行和回歸，甚至不僅僅是時間和空間上的，也是他的心路歷程。他不久前提到，雖然在法國住了五十多年，他並不覺得有融入法國社會的需要。熊先生的法文應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而他從不用法文寫作。我想其實他骨子裡有一種驕傲，中國文化的驕傲，這驕傲陪他遠行，也伴他回歸。
熊先生走了，這個世界更加黯淡了，留下我們去面對死去的天空?一個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時代。
2003年元月17日於美國DAVIS
此刻我在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的客房寫作。窗外是海灣、小島和遠山，雲霧變幻莫測，忽陰忽晴。老式空調機轟轟作響，蟑螂躲在角落靜觀其變。我在電腦鍵盤上敲出一行字，再塗掉。
我和中文大學有緣分。一九八三年中大的《譯叢》（Renditions）出版《朦朧詩選》中英對照本時，正趕上我成為“反精神污染運動”的批判重點，一時間恍然置身於一冷一暖兩股水流之中。直到現在我也不明白，我的詩是怎麼造成污染的。好在那場風暴雖來勢兇猛，可雷聲大雨點小，很快就煙消雲散了。我一年不能發表作品，只好改行搞詩歌翻譯，以貼補家用。 “反精神污染”的結果，是逼著我又學會了門新的“污染”的手藝。
1985年，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說集《波動》的中英文兩種版本，說來那是我最早的正式出版物之一，裝幀精美，極大地滿足了一個青年作者的虛榮心。
《波動》英譯者是杜博妮（BonnieMcDougall）。她在悉尼出生長大，父親是澳共領導人之一。 1958年她年僅17歲，被送到北京學習中文，以期成為中澳兩黨之間的使者。但由於“水土不服”，她在北京呆了半年就離開了，卻從此跟中文結緣，獲得悉尼大學的博士。二十五年前我們在北京相識，同在外文局工作。誰承想，如今我們在香港重逢，並成了中大翻譯系的同事。
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我和杜博妮在中大教職員餐廳共進晚餐。暮色四起，襯出海上點點燈光。我們談到的往事，如杯中紅酒有點兒澀。當年杜博妮為凱歌、邁平和我開辦英文補習班，最後只有邁平出了徒。我們幾乎每個週末都在杜博妮家做飯飲酒，徹夜長談。 《黃土地》出籠前後，我們分享凱歌的焦躁、激情和榮耀。從《黃土地》出發，他漸行漸遠。我和杜博妮陷入沉默，那友情照亮的八十年代沉入杯底。
1987年春，我應中大出版社社長詹德龍先生之邀首次來到香港，在中大舉辦活動。香港市區的繁華喧鬧和中大校園的樸素寧靜恰成對比。我在街上閒逛。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夜景。我乘坐的飛機就降落在其中，如同魚穿過閃閃發光的的珊瑚礁。我當時在英國杜倫(Durham)大學的同事朱小姐正好也在香港探親。她生在台北，在香港長大。於是她帶我坐渡輪，逛女人街，在尖沙嘴的小館子吃海鮮。有美女陪伴，對於一個北京人來說，香港竟有某種異國情調。
我在鍵盤上把1997年誤打成1697年，再改了過來。大概如黃仁宇先生所說的，那是並不重要的一年。可哪一年重要呢？其實統治者、歷史學家和老百姓的時間概念是不一樣的。比如說皇曆，主要是關於節氣屬相婚喪嫁娶，與國家社稷無關。
1997年春，我來參加香港第一屆國際詩歌節。我也是詩歌節的策劃人之一。詩歌節的主題是“過渡中的過渡”（TheTransitintheTransition）。要說一切都是過渡，連生命在內。香港如同一艘船，駛離和回歸都是一種過渡，而船上的香港人見多識廣，處變不驚。由於命運沒法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香港求籤解夢算卦拜佛的特別多，對數字的迷信更是到了瘋狂的地步。這也難怪，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你信誰？
我稀里糊塗被香港的富翁請去吃飯，他們一擲千金。盤中魚之昂貴，據侍者解釋，在於它是在大洋冷暖流交匯處游弋的“貴族”。震驚之餘，我坦言《今天》雜誌的困境，並拐彎抹角把他們引向為文學慷慨解囊的人間正道，可全都裝聾作啞。我這才明白，宴請其實是對金錢這古老權力的祭奉儀式，甚至與主客無關。
離港前夜，我去看望黃永玉。他家在中環半山，從客廳可觀海。我們相談甚歡，從抗戰到文革到香港現狀。黃永玉和妻子五十年代末從香港回到大陸，八十年代又移居香港，九十年代末再搬到大陸。香港於他，是避風港還是新大陸，是彼岸還是此岸？這位自稱“湘西老刁民”的人，我琢磨，正是他我行我素的倔強和遊戲人生的灑脫，使他度過重重難關，成為少數逆流而上的倖存者之一。這恐怕和處於漢文化邊緣的湘西，和未被完全同化的土家族的異數有關。
我七十年代拜訪過他，他在北京大雜院一間加蓋的小棚接待客人。記得沒有窗戶的小棚低矮昏暗，而他卻在牆上畫了個窗戶，充滿陽光花朵。一個藝術家對黑暗的認知、抗議和戲謔盡在其中。
聽了我的捐款蒙羞記，黃永玉轉身進畫室，抻出一張丈二的巨幅工筆重彩風景畫。我慌了神，連連擺手說不。老先生說：“你看，這畫又不是給你的。告訴你，這畫不能低於三萬美元。以後我就是《今天》的後盾，缺錢來找我。”
香港於我，此後是八年的空白。按中國繪畫原理來說，留白是畫面中最講究的部分，讓人回味。直到我自己漂流海外，才多少體會香港人的內心處境，他們就是中國這張畫的留白。
去年十一月我來香港與家人團聚。在酒店為我拉門致敬的竟是個衣衫不整的小老頭，原來是神交已久的沈先生。他特地先我一步趕到旅館。沈先生是畫家，我自幼是他畫的連環畫的“粉絲”，後來他又成了我的“粉絲”，這倒也平等。可他一見面就嚷嚷著要請客，不由分說。他七十年代從北京移居香港，不會廣東話，吃盡苦頭；同時打三份工，早起晚歸。如今他退了休，忙著過賦閒的日子。這忙，包括千金散盡之意。按他的話來說：“我得在見閻王爺以前把錢花完。”
他好書，此好包括讀買送三品。讀書固然好，但碰到那種雖讀書但死不肯花錢買書的人才可恨，作家只能坐以待斃。而沈先生不僅買書，而且還會多買數本四處送朋友。他專淘那些不怎麼流行的偏門別類，諸如地方志、方言考、民俗史、回憶遺孀或遺孀回憶什麼的。
和家人在香港旅館團聚兩週，對我多年的漂泊生活來說還是新的一課。出門如出征，領軍人物是尚不滿一歲的兜兜。他人小，卻有大將風度，把我們指揮得團團轉。他在出世第七天（如同創世紀）與我分手，如今在香港重逢，似乎有冥冥中的安排。五十年代初，我父親曾一度決心全家移民香港，後被我那位當大夫的共產黨二大爺給攔了下來。
離開香港時，沈先生堅持要來送行。他早早就到了，我們正收拾東西。眼見著大箱子蓋不上了，雖說年過七十，只見他縱身一躍竄到箱蓋上，喊著號子連蹦帶跳，用自重夯實衣物。我們齊心合力總算把箱子蓋上了。
到了機場，他把我們帶到餐廳，用廣東早茶為我們餞行。為此他得意地說：“這就完美了，連接帶送，有始有終。”在機場飲茶的確是個好主意，邊點邊吃邊聊，讓人神經鬆弛，直到登機。要說我去過全世界無數機場，還從未有過如此這般的帝王享受。
臨走前，我和中大和翻譯系的方梓勳教授和童元方教授共進午餐，童教授的丈夫陳之藩也在座。他一口京片子，喚起我這個北京人深深的鄉愁。他1925年生於北京，自青年時代就是胡適的忘年交，有書信集《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為證。他既是科學家又是散文家，我喜歡他的散文，像古井般拙樸而幽深。
在中文係安排下，由李歐梵教授主持了我的朗誦會。自一九八八年跟李歐梵在美國艾荷華認識以來，我們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相遇：芝加哥、洛杉磯、波士頓、紐約、布拉格、斯德哥爾摩、彼得堡……，最後是香港。我聽他講述過後殖民理論和解構主義，深入淺出。他這只“狐狸”還真的身體力行，最終離開美國主流文化的重鎮哈佛大學，娶香港媳婦，在香港安家落戶。
應中文大學翻譯系的邀請，我今年夏天開一門“中國文學導讀”（IntroductiontoChineseLiterature）課。要把五千年的中國文學壓縮到六週內是不可能的任務，於是我打算以詩歌為主，特別是以不同英譯本所呈現的缺陷來領悟中國古詩詞的完美。捨近求遠，對笨人如我，倒也是一種走法。
室內突然暗下來，驟然雨下，攜電閃雷鳴。今年雨水特別多，說風就是雨。作家李銳前不久在香港浸會大學訪問，據說他望天長嘆：香港這雨下了白下，都流回海裡去了，要是下在我們呂梁山就好了。可不是嘛，這世上首先是自然環境的貧富不均，我想香港人民打死也不會搬到呂梁山上去住，他們寧可在海上漂流，不管風吹雨打。
我喜歡中大幽靜的環境，居高臨海，到處是竹林草坪。可我也算領教了香港的蚊子蟑螂的厲害。每次出門都被蚊子窮追猛趕，我瘋子般手舞足蹈。最神奇的是它們能全天候飛行，風雨無阻。至於蟑螂就更甭提了，碩大無比，可見深得濕潤的海洋性氣候的照料和博大精深的粵菜的滋補。只要我們外出或昏睡，它們一呼百應，出巡夜宴。只要閉上眼，就能想像在高樓大廈的管道網中那龐大的蟑螂帝國。看來人類的科學技術再發達，對蟑螂也無可奈何，於是放棄了與蟑螂為敵的努力。
和呼嘯成群的大陸作家不同，香港作家更熱愛孤獨。也許是由於他們對商業化壓力和文學本質有著更深刻的體驗。換句話說，這兒沒有幻覺沒有眼淚，沒有天子腳下的特權。依我看，非得把作家放在香港這樣的地方才能測其真偽：只有那些甘於寂寞清貧而不屈不撓者才是真的，真的愛這行。
語言的流變是一種有趣的現象。據說1949年以後香港一度南腔北調，普通話獨占鰲頭。一位香港朋友告訴我，他的廣東話不標準就和小時候同學的語言混雜有關——孩子以互相模仿為樂。後來廣東話和英語平分天下，而英語倚仗殖民優勢高人一等。記得我初次來香港，一下掉進廣東話的汪洋大海，而英語成了救命稻草。改革開放後，港式廣東話一度隨資本北上，那時北京小年輕以用廣東話唱歌為榮。風水輪流轉，趕上1997年普通話借統一大勢南下，香港人民努力捋平舌頭改造那九個聲調的發音習慣。
今天中午，中大聯合書院院長馮教授請我們去賽馬會吃午飯。賽馬會是香港上流社會的俱樂部，帶有明顯的特權意味，非得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弄得我腰酸背疼。席間，馮教授領我們從陽台眺望賽馬場。他解釋說，按英國習慣賽馬是逆時針的，而來參賽的美國馬因順時針跑慣了，一度出現混亂。說到方向感，其實我們人類還不如馬——人迷路，馬識途。
我忽然想起黃永玉最近捐給《今天》的畫上的題款：“客裡無賓主，花開即故山”。他特意說明這句魏源詩是為我選錄的。如果說中國是一幅畫，那麼香港就是這幅畫的留白，而我則是在這留白處無意中灑落的一滴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