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你是怎么生活過來的？
1
關於祖母的許許多多的記憶之中，最後的部分是我七八歲時候的事，是戰爭中的事情。我祖母的名字叫Fudei（毛筆），祖母說她只對我說了這個名字的秘密。祖母說正像這名字的意思一樣，她是為了記載森林裡發生的事情而生的。如果祖母真的在本子上記下了什麼，我真的很想看一看。
不知道顧慮什麼，反正我是終於轉彎抹角地問了祖母記錄了什麼。祖母說：“不，還沒記呢。我還清楚地記著一切呢！年紀再大一些，記不清楚事兒的時候再把它們寫下來。到那時，你也要幫我些忙啊。”
我真的很想幫助這件事呢。即使不是為了幫忙，我也十分愛聽祖母講故事。祖母是能把自己記住的事情繪聲繪色地講述出來的人。每次講故事的時候，她總是把話說開去，連我也知道的地方、人家、人名，還有山茶花盛開的那一大片花叢，還有那家三代前叫左衛門的人，都會出現在她的故事裡。祖母說到高興處，她會唱歌一般一直講下去。
祖母講的故事之中有一個叫“自己的樹”。祖母說：
“那樹在林子的高處，山谷中的每一個人都有一棵屬於自己的樹。人的魂靈從自己的樹的根，也就是樹的根部那裡出來，走下山谷鑽到剛降生的人的身體裡去。所以呢，人死的時候只是身體沒有了，那靈魂呢，是要反回到樹根去的。”
我問：
“那麼我的自己的樹在哪兒呢？”
“馬上就要死的人要睜開了靈魂之目，他就會知道自己的樹在哪裡呢！”祖母這樣回答我。 “這會兒就急著知道它幹什麼呢？話說回來了，要是一個聰明的靈魂的話，誕生的時候，自己是從哪棵樹根來的是記得住的。但是啊，那可不是能隨便順嘴說的事情呀。還有哇，進入林子裡，無意中站到自己的樹下，上了年紀的自己就會和那孩子相見。可是啊，因為小孩子特別地不知道怎麼應對才好，所以，還是不靠近自己的樹才好。”
祖母告誡我說。
坦白說，我為自己不是能夠記住“自己的樹”的聰明的靈魂而深深遺憾。有一次我一個人走入林子的深處，在一棵自己覺得十分偉岸的大樹下站下來等著，心想年邁的自己會來吧。如果能順利地和“那個人”見面，我就想問他問題，用在學校學的普通話問。我充分做好了提問的準備。
——你是怎么生活過來的？
我這裡的“怎么生活過來的”包含有“用什麼樣的方法”和“為什麼”這兩層意思。還是孩子的我，那時是想把這兩個意思合在一起發問的。自然，先定下來問這兩個問題中的哪一個，之後再一一發問是一般的做法。但是我就是想兩個一塊兒問，並且覺得“那個人”是會把兩個問題糅在一起很好地給我作答的。
歲月過去近六十年了，一天一天生活過來的我成了年邁的老人。回到故鄉的林子裡，雖然還是不知道它是什麼樹種，但從那棵偉岸的樹下走過的時候，我想像著，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小時候的自己也許會等在那裡這樣提問吧。
——你是怎么生活過來的？
作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代替冗長的談話，我不是一直在寫小說麼。我現在想，我如何就開始用寫小說這種方式回答提問了呢？這個念頭來自我無數遍地讀夏目漱石的小說《心》。我稍微就讀書這個話題說一句：如果你感到哪本書實在是一本好書的話，那麼就請隔一段時間重新讀遍，而且每遍，都用不同顏色的彩筆劃上線，在空白處記下閱讀時的雜感。這是一種有益的讀書方法。
讓我回到原話題。在《心》中我捕捉到的是小說中那位被稱做“先生”的人對年輕人所說的下面的話：
“請記住，我是這樣生活過來的。”
我領悟到，漱石正是像在“自己的樹”下做長談一樣寫著小說啊。
《心》中還有一句使我動心。
“當我的心臟停止跳動的時候，如果在你的心中能有新的生命注入，我當滿足。”
我也是一邊寫文章一過夢想著，我離開這個世界以後，如果我的作品能作為新的生命在年輕人的心中存續，那將是我的幸福。然而，我沒有把它說出來的勇氣。具體地說，是沒有為年輕人、為孩子寫書的勇氣。我知道，這正是從事四十年寫作的我所未竟的事業。
2
儘管如此，可是漸漸地在我心中，為年輕人、為孩子們寫書，像在“自己的樹”下與他們聊天那樣為他們寫書的願望越來越強烈了。
從一九九九年晚秋開始到今年初春。我在柏林自由大學講學，除了和那裡的學生們交往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外，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經歷。在柏林工作的日本人很多，有的一家人在那裡，有的父親在那裡，有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日本隊人。他們的孩子，有的接受德語的中小學教育，有的就讀於日本人學校。
孩子們進入不同學校接受教育，家長們共同的願望是讓孩子學好日語。他們自己出資、自己管理，利用公立學校休息日的校舍成立了日語補習學校。我與從事此校管理工作的父母們認識，特別是其中有一位母親經常幫助一個人生活的我買日用品。這位母親邀請我去學校給孩子們講點什麼。
四年前，在美國的普林斯頓我曾有過這種經歷。我琢磨出一個個“方法”因為對於聽講的孩子們來說，突然有一天一個根本不認識的人來講演，他們自然不會感興趣；對於前去講演的人來說，站在陌生的孩子們面前,也完全不知道說點什麼才好。
我想出來的辦法是讓來聽我講演的孩子們提前做一篇作文。我呢，用紅色鋼筆改正其中不確切、錯誤的句子，調整文章的順序，使最想說的內容清晰地突現出來。這種做法日語的老說法叫做“添削”，自己對自己的詩或文章加此修改時，則叫做“推敲”。
可是，我並不使用這兩個詞，我喜歡把別人的文章也像對自己的文章一樣全心全意地反復修改，使之趨於完善，我喜歡把這種方法用英語elaboration（精心製作）這個詞來表述。
為什麼呢？因為“添削”一詞有一種像老師給學生改作文，居高臨下的感覺在裡面；“推敲”呢，也許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裡面似乎含著“出於愛好”這一層意思。而“精心製作”這個詞，我覺得是和對方站在同一個立場上，一起琢磨文章，雙方平等地在這一行動中同時得到提升。
我把在普林斯頓獲得的經驗稍加改良，以同樣的方法在柏林實行了。在柏林的作文主題是“德國人和日本人的比較”。題目佈置下去以後，每個孩子要寫什麼都和老師作了仔細的商討，孩子們還把在日語學校體驗入學的事情寫入了文中，真的都是很有趣的作文。
作文的開頭都清楚介紹了和老師反复商討的內容，孩子們對自己的經歷作了認真思考，在作文在可以看到他們無論對德國人還是日本人的公平的觀察態度。在閱讀過程中，我分明感到生活在外國城市，可以用兩種語言交流的孩子們對語言敏感的特點。那年夏天，母親們聚到一起，進一步發揮我的“精心製作”，採用可以明了地看到什麼地方做瞭如何修改的裝訂方法，把孩子們的作文做成漂亮的作文集。
為了回報孩子們的努力，我把自己對童年時代的回憶和天生有身體障礙的兒子的事情寫成了文章，在大家面前朗讀了。得知這次講演會情況的德國記者，希望我把那篇文章改寫成答德國小朋友問的形式，並刊載於南德意志的報紙上。從為生活在柏林的孩子們改作文開始，我感到自己為年輕人、孩子們寫文章的熱情不斷高漲，並結出了一顆果實。這顆果實就收在這本書的最前面。
3
後來我回到了日本，再一次生出繼續寫這類文章的念頭，那是源於在長野的高原與指揮家小澤徵爾先生的幾日長談。小澤先生的談話內容已經在報紙上登載了，我想一定會有不少的爸爸媽媽讀過它的。
這以前，無論是夏天還是冬天，我和妻子與光還沒有像這樣在安安靜靜的飯店裡閒適地住過幾日。而這幾天，早晨我們在開滿黃花的草地上散步，這種菊科植物早晨開出黃色的花，夜晚則捲成細細的杆儿，如紫色的鉛筆。白天我與小澤先生聊天，晚上，就在現場觀看小澤先生與原美國著名的四重奏樂團首席小提琴手一起教年輕人音樂，指揮他們一點一點演奏弦樂四重奏或者大提琴協奏曲。
聽著、看著小澤先生指揮下的青年演奏家們的演奏練習，我覺得這正是一個“精心製作”的了不起的實例。那是一個少女模樣的小提琴手和中提琴手、大提琴手演奏四重奏的場面。小澤先生打斷了他們，讓演奏者考慮自己想創造出什麼樣的音樂，應該如何去演奏，如何去聽同伴奏出的音樂。說這些話的時候，小澤使用的是十分簡單易懂的語言，並且用表情和身體動作輔助，循循善誘。年輕人們憑著小澤先生的指導，依靠出色的技藝和反反复复的練習，最終彈奏出了有自己特色的音樂，優美又富有感情內涵。
我一邊觀看，一邊陶醉在音樂之中。同時又想，年輕的人們啊，我見證了你們完成了人生的一次“精心製作”的重要時刻。
我想，小澤先生一定是滿懷著期待——自己的心臟停止跳動之後，在這些年輕的心中新的生命將繼續跳動——指導他們的。
“已經沒有時間了！真是不知道該怎麼說和好啊！”小澤先生常說。
使日本人把歐洲音樂彈奏到世界水平並獲得歐洲人承認的第一人就是指揮家小澤徵爾。他在為使年輕人能與這項事業接軌面努力工作著。在全世界飛來飛去的緊張的工作中，這次他來到高原，我看到快樂在他的內心流淌著……
儘管只要在日本我就不具備“現場”去講什麼的機會，但我開始想要把到目前為止，我作為一個小說家所知道的、了解的東西，更為廣泛地傳達給年輕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