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世有美食，卻從來就沒有什麼美食家，也不靠寫食主義。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大也。”所謂“飲食之人”，說的就是“美食家”或者被別的“飲食之人”視為美食家的人。譯成周星馳風格的現代漢語，就是：“人人都看不起美食家，因為他們是一小撮以犧牲大我來成全小我的自私自利的賤人。”
真理總是不會孤獨的，西方的聖人柏拉圖在裡也對中國以外的“養小之人”安排了他們應得的懲罰。在柏拉圖的國度裡，人分三等，相當於靈魂的三個部分，其中好吃好喝者被貶為最賤的層次。
柏拉圖與孟子在這個問題上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對於“飲食之人”雖然同仇敵愾，但是前者卻不無圓滑地承認，缺了吃吃喝喝這一靈魂中最低賤的部分，人也就不能稱其為人。
以“養小”為特徵的飲食審美活動，的確是“我”字當頭的。在每一個“自我之境”裡，包括飲食在內的審美都是一種個別的經驗。只是我們的社會可以有實業家、科學家、陰謀家、野心家以及道學家，卻不能有美食家。這是因為相對科學、陰謀或道學來說，美食家之所以成為美食家所依賴的那些素材和感受，大多都是不具普遍意義的個人經驗。
雖然說對某一術業的專攻都有可能使某人成“家”或者至少成其一家之言，但是飲食作為日常生活裡的一項基本內容，並不足以為成“家”提供有說服力的支持。打個最簡單的比方，吃喝在本質上與排泄無大異，如果說飲食算是身體機能的上游產業，則大小便自然就屬於下游產業，那麼，除了個別的泌尿科醫生之外，又有誰可以自封為“美便家”呢？
飲食以及飲食行為之中儘管還有豐富的社會意義，但是說到底，東西最後還是由自己吃到自己的嘴巴里去的，甘苦自知，如果有人不僅貪吃愛喝且樂於把這種極端個人的肉體經驗拿出來與眾人分享，充其量也就是個吃飽了還愛饒舌的人，這樣的人有可能會因此種異常的饒舌而浪得虛名，說到成“家”，那隻是以揭示天地間普遍真理為己任者才能獨享的尊榮。
談到唱歌的經驗，劉歡拿美食家打過這樣一個比方：“過去有一路人，所謂'美食家'，他們的第一大本領，就是聞見味兒，看見色，一筷子下去就知道這菜的手藝怎麼樣。這本領從哪裡來？從大量的吃的實踐中來。那麼，要給歌把脈，就一定要見過各種各樣類型的歌，突然送到你面前一首，你才能一下子識別出來，然後，才知道他是怎麼個唱法。你要聽得多，這是一個量的積累。如果作為'美食家'你的舌頭不好，一百個廚師做的一百道魚香肉絲，你嘗起來全一個味兒，這就不行了。”
大概是唱歌和飲食用的是同一個器官，我覺得劉歡的這一段“藝海拾貝”非常到位地揭露了“美食家”之荒謬：就生理層面而言，所謂“美食家”就是一小撮“舌頭號”、即味蕾比別人活躍的人，並且從“大量的吃的實踐中”總結了一些個人經驗。唱歌也是一樣，既要有先天的上好肉喉條又得有後天的豐富積累——分野正在這裡：當一個歌唱家站在台上向聽眾展示其驕人的天賦和精湛的技藝之際，他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美食家”，因為他用他個人的“美聲”娛樂了聽眾，一個“美食家”又能為大家做些什麼？當眾表演吃喝或者大談什麼好吃什麼不好吃嗎？若以此營生，“美食家”很快就會餓死。
兔子是動物裡的首席美食家，這是因為它們的口腔裡生長著一萬七千個味蕾，比人類還多出將近一倍。不過這種天賦除了娛樂了兔子自己，使其成為最挑食的動物並且也是最容易被餓死的動物之外，基本上沒有任何意義，更談不上給其他的兔子或者吃兔子的人作出了什麼貢獻。
我注意到，有不少知名的美食家總是謙虛地說，我不是什麼美食家，只是一個饞人罷了。
八旗子弟出身的台灣美食家唐魯孫先生，一向被親友們稱為“饞人”。他說：“我的親友是饞人卓相的，後來朋友讀者覺得叫我饞人，有點難以啟齒，於是賜以佳名叫我美食家，其實說白了還是饞人。”梁實秋在讀了唐先生的《中國吃》之後著文贊曰：“中國人饞，也許北京人比較起來更饞。”唐魯孫回應道：“在下忝為中國人，又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可以夠得上饞中之饞。”
對此，逯耀東教授評價道：“其實美食家和饞人還是有區別的。所謂的美食家自標身價，專挑貴的珍饈美味吃，饞人卻不忌嘴，什麼都吃，而且樣樣都吃得津津有味。”
儘管大多數領教過京城飲食的廣東人不一定會同意“中國人饞，也許北京人比較起來更饞”這樣的說法，但是無論北京人還是廣東人，亦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饞嘴其實是人類的共性。所謂美食家不過是一些善於表達的饞人中之饞人，就像有些人比旁人貪睡，有些人比旁人更愛講話一樣，只是人群中的一些特例而已，卻始終也成不了什麼“家”。
身為一個“什麼都吃，而且樣樣都吃得津津有味”的饞人中之饞人，不僅比那些“專挑貴的珍饈美味吃”的美食家吃得快樂，還可以為他人提供一些飲食方面的有用諮詢來自娛兼且娛人。日劇《戀人啊！ 》裡的鈴木保奈美就是這樣一個替婦女雜誌寫文章的“二級美食家”， 鈴木保奈美經常光顧小店“吃平民化的菜——像是什麼炸蝦飯、烤章魚丸子之類，把端來的菜全部吃光，然後肚子飽飽地寫出文章，也滿受歡迎的”。
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個不討厭飲食並且能夠正常進食的人都是美食家，當然，每個人也只能充當自己的美食家。
削奪讀書人都曾經從不同的渠道得知“饕餮”的出處，但是說到“美食家”這個詞，我敢打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知道分子，皆是在讀了小說家陸文夫先生刊發在一九八三年第一期雜誌上那篇同名小說之後，才第一次知道中文裡原來還有這樣一個名詞，人世間原來還有這樣一種專家。
《美食家》裡的男主角名叫朱自冶，一個獨居在蘇州的老男人，落魄的上海房地產資本家。此人除了頑固的講究吃喝之外別無嗜好，每日的飲食生活中，又以風雨無誤、“黎明即起”感到“朱鴻興”去吃一碗“頭湯麵”為開端。
故事的主敘者“我”，則是讀高中時因無法忍受替竹子也跑腿買菜的“墮落生活”而毅然投奔了解放區、畢生追求進步的高小庭。革命勝利後，高小庭作為一名隨軍打過了長江的解放乾部接管了蘇州的一家飯店，一個“恨吃”的任何一個“愛吃”的人於是圍繞著吃喝問題展開了三十年的糾纏，最終的結局是，曾經發表過“反吃喝宣言”的高校庭終於在改革開放的大勢所趨之下領悟到“弘揚中華飲食文化”的重要，與此同時，因撥亂反正而恢復了社會地位，因改革開放而頂上了“烹飪協會會長”光環的朱自冶，卻為再也吃不到像樣的“頭湯麵”而鬱悶不已。
儘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讀者無不為朱自冶那種從來不曾存在於個人乃至集體經驗之中的精饌而震驚，不過在當時的主流話語下，《美食家》的故事始終是以“建國以來幾個歷史階段的'左'傾危害和經驗教訓”作為政治正確性層面上的宏大敘事線索的。將近三十年之後重讀《美食家》，我仍然為陸文夫精美的文筆而折服，不過，對於朱自冶的命運卻有了一種“重新認識”，我覺得一個美食家的悲劇也許並不完全是時代的悲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個人的悲劇，換句話說，即使“朱鴻興”出品的那一晚姣朱自冶魂牽夢縈的“頭湯麵”在前三十年中免受了極“左”路線之害，後來的工業化、快餐化和全球化照樣會把朱自冶擊敗，即使工業化和全球化未能擊敗朱自冶們，一切的“美食家”最終還是會敗在衰敗的胃口、脫落的牙齒以及枯萎的味蕾之下，一個人只能做自己的美食家，並且也只能讓自己把自己打敗。
我個人之所以極度討厭“美食家”這個詞及其所指的那些人，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這就是所謂的美食家大都是一些百般挑剔之人。
就絕大部分的術業而言，挑剔無疑是精益求精的代名詞，同時也更是美食家之所以成為美食家的一個重要行為指標。當然，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上，對於食品的挑剔是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無可厚非，而一個美食家的挑剔，往往只是為了再一次驗證自己的“專業對口”而已。此外，美食家和像我這樣的“美食作家”也不是一路人，前者是真吃，後者是佯吃。在這個意義上，“美食作家”其實更接近於“美女作家”，當然這兩“美”之間也不盡相同，雖然都是身體寫作，但是依然存在著上半截和下半截的原則性分別。
我想說的是，在眾多的消費品中，食物其實是一種十分特殊的東西，畢竟這是一種天賜之物，只要是吃不死人，在餐桌前我寧願禱告也不想挑釁。至於那些美食家們，挑剔了一輩子，最後不還是紛紛以“大味必淡”來自欺欺人嗎？靠，這真是史上最大的一宗扯淡，真真淡出個鳥來。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段子，轉貼之前，謹容我作此簡短聲明：別人我管不了，今後誰再稱我為美食家，我就會拋出這個段子自衛，不管你是男是女：
一美食家上飯店去吃烤鴨。鴨至，廚師未及片斬，美食家止之，略觀其色，湊近鴨屁股狂嗅一番，即召來經理質問：“此乃北京填鴨乎？”
經理答：“是”。
美食家怒不可遏：“非也，此乃江蘇麻鴨是也！”
心中有鬼，經理唯唯，少頃，乃為美食家換上新鴨一具。美食家略觀其色，湊近鴨屁股狂嗅，復又召來經理質問：“勿欺我，此乃廣東之番鴨！”
經理大駭，終於以正宗北京填鴨饗客，美食家再度觀色嗅味，方才滿意大嚼。此刻，有店小二一名趨前怯生生地求教道：“客官，小的自幼父母雙亡，流落街頭，向不知自家籍貫，客官神通廣大，可否略加指點則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