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一般被認為是一種輕鬆但是缺乏建設性的休閒活動，因此往往又被稱之為“閒聊”，因為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閒聊的結果往往就是無聊。
然而，在如恒河沙數、漫無邊際的聊天主題當中，我認為唯一可以稱之為比較“有聊”並且具有建設性的主題，恐怕就是談論吃喝，因為這是一個聊著聊著容易把人聊饞甚至聊餓的危險的主題，每到這個臨界點上，聊天者通常都會忍不住將該話題自動中止，轉而採取若干解饞療飢的實際行動。
上學的時候，學生宿舍晚上十一點準時熄燈，不過熄燈只造成上床，並不能導致睡覺。一房六七個“早上八九點鐘的”男生，就這樣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黑暗中有一搭沒一搭的瞎聊著。聊得最多的，是吃。這些人來自五湖四海，各自家鄉的吃食都有各自的美味。要知道， 在黑暗中談吃是一種極其危險的聊天，當然聊女生也很刺激，不過在夜裡十一點以後聊女生這個話題通常都不會有即時的結果，最快也得等到天亮。談吃就不同了，這個話題之所以不僅刺激而且危險，是因為他比女生更具有操作性，因為聊著聊著，各人的肚子就開始感覺到餓了，黑暗中甚至聽得到從空洞的腹中傳出的咕嚕咕嚕的聲音。正如作家老鬼在小說《血與鐵》裡寫到的那樣：“六零年大饑荒餓傷了我，太怕餓了，一餓就完全垮掉，毫無意志力。我是這麼的矛盾，一方面熱衷於看英雄的書，貪婪地讀有關反修的文章，滿腦袋革命，一方面又偷別人的水果吃。因為餓，就騙家裡的錢，就偷吃偷拿……”
“有時真想大哭一場。我要能在母親肚裡該多好呀，永遠不用發愁挨餓，幹雞鳴狗盜的事。初一初二年級，就是在這樣的日子下度過的。吃是腦子裡最經常盤旋的念頭。當然也關心著中蘇關係，關心著反脩大業，關心著革命和進步。但一天到晚最主要琢磨的是吃。對女生的興趣大弱，流氓思想幾乎沒有。吃飽飯比想女生更重要。”
雖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饞癆之夜於四十年前的飢荒歲月在起因上絕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結果卻高度的一致。女生就在樓上，家裡的美味則在千山萬水之外，只有飢餓在自己心中蠢動。
錢鍾書先生嘗言：“大抵學問，乃荒江野老屋中，兩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作為學生，我們只是在日間被培養，並且在吃飽之後也研究研究學問，到了熄燈之後的黑夜，這些飢餒的“兩三素心人”於遠離市區的荒江野老屋中所能商量的，似乎也就剩下吃喝之事了。
躺在床上談吃的結局往往是這樣的：黑暗中終於有一個人忍不住從床上坐了起來，接著，就有更多的人也從床上相繼坐了起來。正所謂坐言起行，坐起來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偷電，這時，有人負責點亮蠟燭，有人從床底下抽出校方嚴格禁用的電爐，也就是說，形而上正在轉化成形而下，虛擬即將演變為實幹，一頓扣人心弦的子夜大餐就要開始製作。
所謂大餐，通常也就是偷偷摸摸地煮上一鍋麵條（那年頭，快食麵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奢侈品，經常需要泊來），豪華一點，也無非是煎上幾個雞蛋（那些雞蛋都是白天在校門口用糧票跟鄉下人換來的）。當煎雞蛋的香味在潮濕的空氣中從二樓的陽台裊裊飄升到學生宿舍的三樓和四樓，除了平底鍋裡的那一陣陣愉快的“滋滋”聲，還能聽到從樓上陸續傳出的一些動靜——很顯然，煎雞蛋的香味正在像傳染病一樣發生著連鎖反應。
接下來，就開始聽到四下里此起彼伏地響起了一些鍋碗瓢盆間的互相碰撞，如果是白天的話，定會見到一派“遍地英雄下夕煙”的喜人景象。
事實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大學生的一日三餐，基本上是以不同地區的標準按照定量供應的。吃飽喝足當然不成問題，只是這種吃飽喝足想來也只是負責至晚上十一點之前。從這個鐘點之後到第二天早上六點之前，按校方的規定是集體上床的時段，若是天黑了你還不想睡，甚至膽敢躺在床上聚眾談吃談喝，那麼，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後果，校方自然就概不負責了。我們那一屆的學生後來有出息的實在不多，我估計與我們當年集體熱衷於在熄燈之後從事吃吃喝喝的活動有一定的關聯。
關於衛慧的小說，我的吃喝朋友小寶在他的新書《愛國者遊戲》裡引用我的另一位不太一道吃喝的朋友“搏老”的話說：八十年代的女大學生也和外國人睡覺，但是從來不寫。這就是八十年代的作家和九十年代作家的區別。
藉著上面這個藥引子，我想說的是，兩千年代的大學和八十年代的大學也在晚上十一點統一熄燈，但是兩千年代的大學生上床以後肯定不會像八十年代的（某些）大學生那樣談吃談喝了。
之所以會作出這樣一個看上去不無武斷的判斷，乃基於以下三個條件：第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大學生大都沒有經歷過飢餓年代；第二，今天之食品供應和大學生口袋裡的現鈔已不可與八十年代同日而語；第三，包括談吃談喝在內的聊天活動，今天已有了網絡這樣一個全新的媒介，從此已無需在黑暗中摸索。事實上，吃吃喝喝這種話題，談得愉不愉快，寫得好不好看——也就是說，這項通常被視為“無聊”的活動能否被賦予某種“有聊”的建設性，首先取決於談話者和寫作者在當時所採取的姿態。
在這一點上，躺在黑暗中的談話者與掛在網絡上的書寫者其實是非常一致的，我覺得，熄了燈以後躺在床上聊吃的景像在風格上非常近似於許多年以後在網絡上的談吃（當然後者在花色品種上要豐富得多）。而這種共同的姿態又決定了以下的三點：
他們都非常的鬆弛；
無論是倒臥還是隱身於光學或cyber的黑暗當中，他們之間誰也見不到誰；
他們都開始不經意卻又難以控制的讓自己和他人感覺到有一種難以克制的饞。
因此，在網絡上的談吃或者說在某種BBS狀態下所發表的言論，有機會成為飲食文字中寫得最為令人垂涎欲滴的一路。而網絡上的那些跟帖，難道不就是二十年前從學生宿舍的“四下里此起彼伏地響起了一些鍋碗瓢盆間的互相碰撞”嗎？
要把吃喝談好談透，不管是網上還是床上，欲達至化境，姿態之外，還必須保持一個飢餓或饞癆的狀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閒聊的功能本來就不是也不能“致知”（京派的除外），因而，“致好”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閒聊的最佳化結果。而在所有可以成為聊天的主題當中，又以吃喝的談論最能“致好”。然而，只有一個“好”字還是遠遠不夠的，按照“不如偷不到”的模式，我們不妨這麼說：“能吃不如好吃，好吃不如饞吃，饞吃不如偷吃，偷吃不如談吃，談吃不如吃它不到。”
談吃、想吃，但是吃不到，此乃床上的聊天者和網上的發言人之間的另一個共同之處，也是促成大部分上乘的以吃喝為主題的言談和文字的基本誘因。傳統的飲食寫作亦莫不如此，遠的有張岱，近者如梁實秋，無不是在落魄和貧乏之中通過花團錦簇般的食事的追憶而完成了漢字所能重現並創造的最美味的文字。
張岱，山陰人，其先世為蜀之劍州人，都是中國的美味之鄉。除了美味的籍貫之外，張岱還有顯貴的家世，故具備了美食家的兩大基本條件。青年時代的生活，照其《自為墓誌銘》所云：“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總而言之，一個徹頭徹尾的“好之者”。然而，“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正值在這種“想吃而吃它不到”的狀態下，張岱所有談論（夢憶）飲食的文字，皆因這種張力而美好得不可方物：“一到十月，餘與友人兄弟立蟹會，期於午後至，煮蟹食之，人六隻，恐冷腥，迭番煮之，從以肥臘鴨、牛乳酷、醉蚶如琥珀，以鴨汁煮白菜，如玉版；果瓜以謝橘、以風栗、以風菱，飲以'玉壺冰'，蔬以兵坑筍，飯以新余杭白，漱以蘭雪茶。繇今思之，真如天廚仙供，酒醉飯飽，慚愧慚愧。”
陶庵之後，漢語世界裡公認的紙上料理大廚，非雅舍莫屬。除了相同的籍貫和共同的“逸民”身份之外，兩者之間最大的共同之處，就是“吃不到”也。
關於經典的《雅舍談吃》，作者在自序中已經清楚地表明了心跡：“偶因懷鄉，談美味以寄興；聊為快意，過屠門而大嚼。”所謂“懷鄉”者，乃自一九四九年去台之後，一水之隔，“大陸不可望兮”，故鄉的美食更不得嘗矣，從此凡四十年，“目斷長空迷津渡。淚眼倚樓，樓外青無數。往事如煙如柳絮，相思便是春常駐。”
就《雅舍談吃》而論，與其說“往事如煙如柳絮”，不如說“美食如煙如柳絮”，滿懷的鄉愁化為滿嘴的饞癆，本書所提及的食物凡五十八種，絕大多數皆為“吃不到”的東西。至於作者心頭揮之不去的那一番“畫餅充飢”的遺恨，更是滲透於字裡行間。於是，火腿自然是以故鄉的金華火腿為最好，“台灣氣候太熱，不適於製作火腿，但有不少人仿製，結果不是粗製濫造，但是醃曬不足急於發售，帶有死屍味；幸而無屍臭，亦是一味死咸”。而“美國的火腿，所謂ham，不是不好吃，是另一種東西……趁熱切大薄片而食之，亦頗可口，唯不可與金華火腿同日而語。'佛琴尼亞火腿'則又是一種貨色，色香味均略近似金華火腿，去骨者尤佳，常居海外的遊子，得此聊勝於無”。 “到處都有”的鱔魚絲，不消說也是以河南館子和淮揚館子的出品最為地道，台北的“北方館子”之所以做不好，是因“此地沒有又粗又壯的巨鱔，切不出絲”。甚至連閩南和台灣的特產青蚵（即牡蠣），也不如從“東單牌樓菜市採購”回來的青蚵那樣鮮美，更何況“此地其他貝類，如哈螞、蚋、海瓜子，大部分都是醬油湯子裡泡著，咸滋滋的，失去鮮味不少”。即使是美味無比的血蚶……卻也只能令雅舍先生心裡很不舒服地“想到上海弄堂每天清早刷馬桶的人，用竹帚蚶子殼嘩啦嘩啦攪得震天響，看著蚶子就更不自在了。至於淡菜，一名殼菜，也是浙閩名產，曬乾了之後可用以煨紅燒肉，其形狀很醜，像是曬乾了的蟬，又有人想入非非就是像另外一種東西”。
因此，《雅舍談吃》既可以當成一場虛擬的美味盛宴來讀，同時也不訪視它為一場一個人的既悲憤又無奈但是又十分有節制地調控著欲滴口水之分寸的“憶甜思苦”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