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第十章茗事典故-1

古漢語茶字的起源與演變，不僅僅是茶葉名稱的變化問題，可以說它是中國茶學史、茶文化史的一個縮影。古漢語中茶字的出現，及其在不同歷史階段上的演變，恰恰說明了中國是世界三大飲品茶葉、咖啡和可可之一的茶的故鄉，是茶的原產地。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茶的用途，對茶最早實行人工栽培、加工製造，使其成為人類文明飲品和商品的國家。 陸羽在《茶經·一之源》開篇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 。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草木並。 ”搽從草，當作茶，其字出《開元文字音義》；從木當作，其字出《本草》；草木並作荼，其字出《爾雅》。又說：“其名，一曰茶，二曰檟［ｊｉa音賈］三曰莈［ｓｈe音設］，四曰茗，五曰荈［ｃｈｕaｎ音川］。周公雲：檟，苦茶。

揚執戟雲：蜀西南人謂茶曰莈。郭弘農雲：早取為茶，晚取為茗，或一曰荈耳。 陸羽在《茶經·六之飲》還將飲茶之始概括為：“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 陸羽在《茶經》里關於茶字之論述，可以說是基本上概括了古漢語茶字的起源、演變及其與中國茶學史、茶文化史的淵源關係。早在遠古時代，中華民族的祖先，就發現了野生茶和它的藥用價值，雖然見諸於文字的記載，可能要比客觀實際晚得多。 陸羽為什麼說“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呢？ 神農氏，即是人們通常同黃帝並稱為中華民族始祖的“炎黃”之一——以火德王的古炎帝。有關文獻記載：神農生於薑水約在今陝西省岐山縣西，以薑為姓，始製耒耜，教民務農，故號神農氏；以火德王，又稱炎帝在位時嘗百草以療疾，立市廛ｃｈaｎ蟬：古代城市平民的房屋街區，以通貨財，初都陳，後遷魯，立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長沙。神農是遠古部落社會從以狩獵為主，向以農耕為主過渡時期的領袖人物，神農氏，開創了人類農業生產的新紀元。

“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是《茶經》作者援引《神農本草》的傳說：“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荼而解之。”將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發現茶的藥用價值的功勳歸於神農。 周公，是西周初年奴隸主階級的政治家。名旦，亦稱叔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曾協助武王伐紂滅商，輔佐成王攝政。因其采邑在周今陝西省岐山東北，稱周公；又因周國西周所封諸侯之國是周公在西周初年的封地，魯國的國君是周公的後代，故又稱之為魯周公。約於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十世紀初在世。我國較早的文獻《爾雅》相傳最初為周公所撰。 《爾雅·釋木》有“檟ｊｉa：古茶字就是苦荼”的記載。這即是“茶之為飲聞於魯周公”的由來。 中國先民對茶的發現，若從神農嘗百草而發現茶可解毒的傳說推算，迄今已有５０００多年；如從西周初年或在此之後《爾雅》中有關茶字的記載算起，亦有３０００多年的歷史了。因此，可以說，茶，實際上進入人類日常生活的時間，是同中華民族古老而光輝燦爛的文明史一樣悠久。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和民族都無法與之比擬的。

儘管後世學者對《神農本草》和《爾雅》的作者和成書時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茶作為珍貴飲料，已經進入西周宮廷日常生活，這是有歷史文獻可資佐證的。 據《周禮》記載，在西周時已在宮廷設置“掌荼”官職。 據東晉常璩蜀郡江平人，字道將。曾在公元３４３—３４７成漢李勢政權時任過散騎常侍。所著《華陽國志·巴志》記載： 在周武王伐紂滅商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１０６６年之後，巴蜀地區即今之四川東起奉節縣，西至宜賓市宜賓縣境；南極涪陵，北接今陝西漢中地區部落首領，已將“丹漆茶蜜”連同當地其他大宗土特產作為貢品晉獻周朝王室。文中還特別記載：“其果實之珍者園有芳蒻香茗。”上述兩例係目前可見之於文獻的關於歷史上用茶的最早文字記錄。由此可以推測，茶作為珍貴飲品，實際上進入先民的日常生活，至少可上溯至商朝後期。

西漢時期，對茶事的文字記載比較多。相繼有司馬相如前１７９—１１７《凡將篇》關於“荈詫”ｃｈｕaｎｃｈa：晚采的茶可以入藥的記載。西漢王褒［資中今四川省資陽縣人。 在宣帝前７３—前４９時曾任諫議大夫。 ］在《童約》一文撰於前５９年，宣帝神爵三年寫了“武陽買荼”，“烹荼盡具”。這是在《茶經》問世之前，茶學史上重要的文獻。它的重要意義在於：釋意明白無誤的茶儘管當時“茶”字尚未減一筆字，在１９００多年以前已出現在漢代的文獻上；其次是，《童約》中提及了茶葉市場，說明在漢宣帝年間，武陽今四川省彭山縣已成為當時茶葉生產與集散地；三是同時說明在西漢中後期，茶葉作為商品飲料和與之相應配套的精緻茶具，已進入仕大夫階級之家的日常生活了。

“揚執戟雲：'蜀西南人謂荼曰莈'”這亦是說的西漢人言茶字的事例，語出《方言》。揚執戟，即指揚雄前５３—公元１８年字子云。西漢蜀郡成都人。雖有口吃，少好學，長於辭賦，喜作訓詁文字，曾作《方言》、《法言》。揚雄以文章名世，為時人所推崇，也是陸羽所景仰的漢魏晉四大才子之一。 因其在漢成帝前３３—前７年時任侍郎，王莽新朝時做過大夫，故稱其為“揚執戟”。 “郭弘農雲：'早採為茶，晚採為茗，或曰荈耳'。”這是在古典文獻上首次出現的按不同季節或時間所采之茶，在名稱上所作的基本區別。郭弘農，即郭璞２７６—３２４字景純。 因其死後追贈為“弘農郡太守”，故稱其為“郭弘農”。晉代河東聞喜今屬山西人。博洽多聞，擅辭賦，文賦為東晉之冠。東晉元帝時曾任著作郎、尚書郎。好經術、古文奇字，曾釋《爾雅》、《方言》、等。關於“茶”與“茗或曰荈”之區分，見諸於郭作《爾雅》註釋。

“荈”——古茶字，早期見於杜育所作《荈賦》約作於西晉惠帝２９０—３０６年間。 《荈賦》，是說在秋天農閒之日，結伴同遊茶山的人們，在岷江之濱採茗，就地製作，汲水煎茶作茗飲的故事。這亦正如郭璞所說晚采之茶“或曰荈耳”是一致的。 《茶經》註釋中關於“從草當作茶”，其字出《開元文字音義》——這裡是說，陸羽在《茶經》裡所以將“荼”古茶字減一筆作“茶”，是按照《開元文字音義》改的，並非陸羽首創。據《茶經述評》考證：“《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唐玄宗撰《開元文字音義》已佚，玄宗曾為此書作序，說這是一部與說文《字林》相類似的字書，凡三百二十部。這就可知將“荼”略去一筆，定為現在的“茶”字，是唐玄宗以御撰的形式定下來的。”

將古茶字——“荼”減一筆作“茶”，雖始自開元７１３—７１４年間，功在唐明皇及參預修訂字書的文士們按：據載：開元十一年五月唐玄宗置麗正書院，聚文學士，或修書，或侍講，但直到唐代中期，陸羽《茶經》問世前後，這個“茶”字才得以廣泛使用和普及。 如果，我們現在把古漢語中的諸茶字包括單音多義、雙音雙義字歸結起來，探討一下，也許是會令廣大喜愛茶文化的讀者感到興趣的。如： 荼——茶的本源字。除作古茶字、苦菜名解之外，又可作“荼火”、“荼炭”、“荼毒”等多義解；荼——雙音雙義：音ｃｈa時作古茶字；音ｔu時作楸木別名解；苦荼——同時作茶與蓼屬苦菜名解；檟——一音雙義：除作古茶字，又作楸木名解。楸樹是一種高大的落葉喬木，常同松樹種在墓前；莈——茶之別名，川西南古時方言；荈——晚采之茶，茗的同義字；荈詫——晚采之茶，作為中藥時的名詞；葭茶——《集韻》：“茶茗也，一曰葭茶”；茶——是古今中外各品類、品種茶葉之總名稱，亦指茶樹，屬山茶科，為常綠灌木或喬木，其高度依茶樹品種而異，葉長橢圓形，有鋸齒，秋天葉間開白花、五瓣，果實扁圓三角形，成熟則裂開，散出種子，春季或在夏秋採嫩葉，制為飲料，茶仔可榨油，其材質細密，可供雕刻用，一名曰茗，茶本字作荼；茗——曰“茶芽”，出自南朝梁顧野王撰字書《玉篇》；一曰“晚采之茶”，見諸郭璞作《爾雅·注》；今古世亦以茗為茶之概稱。

上述就是我們對古文獻裡所見“茶”字作的歸結與註釋。 然而當我們對這十個古茶字包括四個複合詞作深入分析探討時，就令我們驚奇地發現如下幾個有趣問題： １．這些茶字的起源及其在一定歷史階段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們像多棱鏡一樣，從不同的側面充分地折射出了我們中華民族長達三千多年的茗飲文化的光輝歷史。在《周禮》中既然設有“掌荼”茶的官職，這就說明在西周宮廷中已把茶作為祭祀或宮廷茗飲，從禮儀制度上已固定下來。而晉常璩在《華陽國志·巴志》記載的在周武王伐紂滅商之後，巴蜀地區部落首領把茶葉作為土特產，晉獻給周武王的史料，恰好又證明了在西周初年茗飲文化已進入西周宮廷生活了。 ２．在歷史文獻中記載古茶字或茗事典故的作者，多半是西漢或晉代的一些著名大才子，其中又多為西蜀［今四川］人。

如作《凡將篇》的西漢辭賦家司馬相如和著《方言》的西漢文學家揚雄都是漢蜀郡成都人；撰《童約》的王褒和撰《華陽國志》的常璩分別是漢資中今屬四川資陽縣人和晉蜀郡江原今四川崇慶人；作《荈賦》的西晉杜育，雖然不是西蜀人，但其作品中卻是寫的西川東北部泯江之濱的烹茗品泉故事。這些古代的文人才子，在跨越幾個朝代兩漢、三國、西晉，長達三個以上世紀的時間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體裁的歷史文獻上所記載的古茶字和茗事典故，決不是偶然的歷史契合，而恰恰證明了中國是茶的故鄉，四川是我國茶樹的原產地之一。早在西周初年巴蜀地區已開始人工栽培茶園的歷史。據傳，在西漢年間，吳理真禪師在雅安蒙山上清峰甘露寺親手種植七棵仙茶樹，從此開始了四川蒙山地區人工栽培茶樹的歷史。現在雖時間已跨越二千多年，但時至今日四川名山縣蒙頂山區所產的蒙頂黃芽和蒙頂甘露仍然是川茶中的上品名茶。

３．上述所列古漢語中的諸多茶字，在中華民族茶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同樣體現了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絕大部分的古茶字或方言中的衍生茶字，都逐漸、自然地歸於廢止了。這里當然包含了古代文字學家在精煉、淨化民族語言中所做出的貢獻。漢語中的古茶字，如今只延續下來兩個最富有生命力的“茶”與“茗”字了。茶茗二字，音義純正，最能體現茶之天生麗質、無限妙韻和茗飲文化的古雅風情。所以質佳名美的茶，越來越受到廣大茗飲愛好者的青睞。 ４．關於茶字的發音與寫法：由於我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茶葉在生產、貿易流通過程中，若干民族和一些地區方言對茶字的發音是頗不相同的。如，雲南傣族發音為“ｌａ”，貴州苗族發音為“ｃｈuｔa”，廣州語茶字的發音為“ｃｈa”，廈門和汕頭髮音為“ｔｅ”，而長江流域、華中地區或華北各地的發音為“ｃｈaｉ”、“ｚｈａｕ”或“ｃｈa”。當中國的茶葉傳播到世界各國之後，這些國家和地區對“茶”字的發音，是從我國茶葉輸出口岸地區人民對茶的稱謂直譯過去的。如日語的“ｃｈa”，印度語的“ｃｈa”都為中國茶字的原音，英文的“ｔｅａ”、法文的“ｔｈa”、德文的“ｔｈｅｅ”、拉丁文的“ｔｈｅｅ”，都是照我國廣東、福建沿海地區人民的發音轉譯的。為了使讀者了解我國部分民族和世界部分國家語言文字對“茶”字的發音和書寫方法，茲將《中華茶人》１９９５年第一期發表的《中國２５個民族“茶”字的寫法》和《世界１２種語言文字的“茶”字寫法》作為本書的附錄之四，附在本章之後，請讀者參閱。 ——兼介中國茶葉生產今昔之盛衰 １．中國貢茶之起源貢茶之起源，這要先從“貢”字說起。何謂貢？下納於上為貢，封建制度之一。相傳納貢是從夏代約於公元前２１世紀—公元前１７世紀開始的一種賦稅制度。貢，一般是納以實物，土特產、寶物等。後來才在易貨幣之後，再繳納朝廷。在商約在公元前１７世紀—公元前１１世紀周約在公元前１１世紀—公元前２５６年時期，由諸侯向天子繳納貢品。貢的原則是以土產為貢。天子所收貢物，存放於特設的庫府中，作為朝廷宴樂、賞賜及皇室和特殊事件的支出費用。 貢茶，是封建制度下，各地方向朝廷進獻的土特名貴產品之一，是在賦稅制度之外，另一種繳納實物的方式。貢茶專供皇室或賞賜之用。貢茶在開始時，每年只繳一次，後來也有一年中又分為春貢、夏貢、秋貢的，而春季一地之貢茶，又分為多“綱”分批相繼送往朝廷。 貢茶，究起於何朝代呢？這要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之初年了。據晉常璩在《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在周武王滅了殷商之後，巴蜀之地的部族以“桑蠶麻紵，魚鹽銅鐵，丹漆茶密，靈龜巨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皆納貢之”。 “其果實之珍者，樹有荔支，蔓有辛蒟，園有芳蒻香茗。”當時巴蜀之地的部族，向周武王繳納諸多土貢中，是把茶香茗列為珍貴貢品的。這是關於貢茶的最早記載，也是把茶作為珍貴飲料的最早記錄。但當時巴蜀部族只是選擇本地的名優特產進獻武王，並不是周朝規定的貢茶制度。但亦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產於秦紫陽縣今屬陝西煥古鄉，在歷史上被稱之為“紫邑宦鎮毛尖”今稱之為“紫陽毛尖”的上品茶，在東漢時亦被作為貢品進獻宮廷。為增加貢茶產量，還在該地不斷興植新茶園。 貢茶，從西周初年算起已長達三千多年，如從東漢末年算起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從唐代始作為一種封建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末，亦長達一千二百多年。而且貢茶的數量越來越大，質量要求越來越高，以至廣大茶民難以承受。 ２．唐代的貢茶唐朝規定，各地方州縣每年必須向皇室貢獻土特產品。浙江、嶺南、福建、四川等地則以茶貢為主。初時規定進貢時間一般在冬天，因茶一般都是產於春季，春茶鮮美，後來即改為春季作為貢茶時間。唐代湖州顧渚紫筍和常州陽羨茶作貢茶是始於肅宗和代宗朝。到德宗興元元年７８４春，湖州刺史袁高作《茶山》時，早已改為春季貢茶了。實際上因各地產茶季節與時間不一，一般即以各地每年產第一批新茶之後，為進獻新貢時間。 唐肅宗年間７５６—７６２，常州義興陽羨茶即江蘇宜興茶被列為貢茶珍品。僅此一地每年貢茶即達二萬擔以上。朝廷為了保證陽羨茶的來源，特派茶史太監赴唐貢山及顧渚茶山設“茶舍”和“貢茶院”，專管貢茶的採製、品鑑和進獻。 每年春分剛過，茶芽如雀舌初展之際，便招來民間妙齡少女，在清晨進茶園，用舌尖銜摘飽含滴滴玉露的嫩芽。採後隨即製作。在貢茶製成後，立即將明前茶派專人策馬日夜兼程送往長安，趕赴朝廷的“清明宴”。 陽羨茶，早在漢代即聞名於世了。在唐代被列為貢茶之後，更享有盛譽。茶聖陸羽品嚐陽羨茶讚之為“芳香冠世產”。並有詩云：“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發芽。” 唐代為帝王采制用以祭祖的貢品茶時，地方官員還要選擇吉日，沐浴禮拜，朝服登山，舉行隆重的開園儀式，然後才能採製貢品。如李吉甫於唐憲宗元和八年８１３撰寫的《元和縣郡圖誌》記載了採製“蒙頂茶”今稱之為“蒙頂黃芽”的情景：蒙山在縣南十里，今每歲貢茶為蜀之最。每年於清明節前，名山縣令擇吉日，沐浴禮拜，朝服登山，請山上寺院的和尚主持開園儀式，在焚香拜山後，在“皇茶園”中採茶葉三百六十片合夏曆全年之天數，炒製成茶，存入兩個銀瓶，貢送京都，供帝王祭祖之用；同時，在蒙山上清峰、甘露峰、玉女峰、井泉峰、菱角峰摘“凡種”茶葉，揉成茶團名“顆子茶”，貯於十八隻銀瓶內，陪貢入京，稱作“陪茶”。此種禮儀從唐一直延續到清末。 唐代詩歌作品中有不少描繪採製貢茶的情景，如白居易、杜牧、李郢、盧仝、袁高等，在他們的詩歌作品中，對當時採製貢茶的情景及給貢茶產地茶農造成的沉重負擔，從不同側面作了生動描繪和深刻的揭露。因為一些詩人當時就是奉詔修茶的地方長官，他們的作品是由衷而發，具有寶貴的史料價值。如白居易於唐敬宗寶歷二年８２６在蘇州刺史任內所作《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因寄此詩》有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且繞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鬥新。”此詩從側面描繪了在太湖之濱西岸的顧渚山與唐貢山採製春季貢茶的情景。據載，顧渚紫筍從唐代宗廣德二年至永泰元年７６３—７６４列入貢品，與唐貢山成為地界毗連的兩大貢茶區。 分屬於湖州與常州。在每年清明之前至穀雨之間，湖、常二州的地方長官奉詔進山修茶時，還要帶上眷屬、侍從、樂工、歌伎等人眾，到茶山舉行盛大的“茶山境會”。同時還要邀請臨近州縣的地方長官、鄉宦名紳為賓客前來茶山助興。在“境會”上要品茗鬥茶，飲酒賦詩，且歌且舞，鼓樂喧天，以至在太湖之東因病中的蘇州刺史白居易似乎都聞到了這茶山歡宴上的悠揚的樂曲之聲。以己身不適未能應邀赴會而引為憾事呢。 杜牧在唐宣宗大中四年８５０在湖州刺史任內奉詔修茶時，曾作《茶山》詩，有句云：“舞袖嵐侵潤，歌聲谷答回。 好是全家到，兼為奉詔來。 ”這四句詩說明不僅同樣帶著大批人眾，歌伎樂工，而且攜帶夫人公子、小姐登山遊樂。但誰又知在歌舞歡宴的背後，茶民們為採製貢茶要付出多少艱辛和血汗呢？ 唐代詩人盧仝在其著名的《謝孟諫議寄新茶》一詩中說，他的好友孟簡在常州刺史任內奉命修茶，一次就派兵士給他送來三百片珍貴的陽羨貢茶，盧仝在詩中生動地寫了品飲“七碗”之後，以辛辣的筆觸寫道：“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從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 ”這些詩句，正切中唐代貢茶的時弊，表現了詩人對身懸“巔崖受辛苦”的廣大茶工的深切同情，對唐皇室和高高在上只知貢茶鮮美而不了解民間疾苦的達官顯貴，作了辛辣的諷喻。 時任湖州刺史幕府給事的李郢在《茶山貢焙歌》中寫道： “春風三月貢茶時，盡逐紅旗到山里。焙中清曉朱門開，筐箱漸見新茶來。凌煙觸露不停採，官家赤印連貼催。茶成拜表奏天子，萬人爭噉春山摧。驛騎鞭聲砉流電，夜半驅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李郢這首《茶山貢焙歌》全詩及註釋詳見本書第七章《今古茶詩上》二十《唐李郢二首》注較詳盡地記述了他陪同湖州刺史進茶山督辦貢茶時的所見所聞。詩人對採製貢茶付出辛勤勞動和血汗的廣大茶民，表達了深切的同情；詩人希望身居九重的天子和錦衣玉食的皇親國戚們，在品飲珍貴的貢茶時能體量茶民的艱辛與貧苦，減輕他們的負擔。詩人還以濃重的筆觸寫了一位十分同情黎民疾苦的清廉的湖州刺史。無論是美酒歌舞，金絲玉饌，或是濃郁芳香的珍貴香茗，都不能激起他的情緒，一進貢焙，便完全浸沉在體恤民情的憂思之中。 在唐代的詩人中，敢於義正詞嚴地批評唐皇室貢茶制度的，莫過於湖州刺史袁高了。他在奉命進顧渚茶山修茶之後，寫了一首著名的《茶山》詩全詩與註釋詳見本書第七章《今古茶詩上》七《唐袁高一首》注，針對唐代大興貢茶制度的弊端，慷慨陳詞，直言上諫；並對那些借修貢茶意在邀功求賞的奸佞之輩，作了有力的鞭笞。如詩云：“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選納無晝夜，搗聲晨繼昏。眾工何枯櫨，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週迴繞天涯，所獻愈艱勤。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伸？” 袁高，是唐朝立國後一百六十多年間，歷任湖州刺史中第一位敢於直言不諱地批評貢茶的地方長官。而在那“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發芽”，視貢茶制度為天經地義、金科玉律的時代，則更表明了袁刺史敢寫《茶山》詩氣度非凡，難能可貴。並在貢茶修訖之時，刻石立碑於顧渚茶山。時為唐德宗興元元年７８４春三月十日。 ３．宋代的貢茶宋代的貢茶、稅賦繁重，給茶民造成了沉重負擔。據史料載，僅在太祖乾德元年９６３泉州陳洪進貢茶上萬斤。荊南府進貢片、散茶八千七百多斤。唐代的貢茶推崇義興今江蘇宜興陽羨茶，湖州顧渚紫筍和四川蒙頂茶，而到了宋代則以建安為貢茶之上品。 宋趙汝礪撰《北苑別錄》對宋代自太宗太平興國９７６—９８４至仁宗慶曆皇佑１０４５—１０５３年間，在建安今福建省建甌縣鳳凰山北苑建立御茶園，從採摘時間，製茶工藝，貢茶品目、數量等等都作了極為翔實的記載，為今人了解、研究宋代這一時期的貢茶情況，留下了珍貴的資料。本篇將有關部分作扼要介評。 北苑御茶園：建安之東三十里鳳凰山麓北苑及其周圍地區均列為御茶園。計有：九窠、十二隴、麥窠、壤園、遊龍窠、小苦竹、苦竹里、鳳凰山、帶園、官平、和尚園、羅漢山等共四十六所，方圓三十多里。自官平以上為內園，官坑以下為外園。其中“九窠、十二隴、小苦竹、張坑、西際又為禁園之先也”。其地所產之茶，均屬上品。在太平興國年間初定為御焙。每歲焙製珍品龍團鳳餅，以獻宮廷。至仁宗慶曆年間，執掌茶事的轉運使，更加重視貢茶，品目日益增多，工藝越益精湛。北苑所產之茶，“獨冠天下，非人間所可得也”。 貢茶之採摘：驚蟄前開園採茶，“千夫雷動，一時之盛，誠為偉觀”。古時採茶要求於今不同，現在要求不能採帶露茶，而宋時採貢茶必須在清晨，強調“不可見日，侵晨則夜露未稀，茶芽肥潤；見日則為陽氣所薄，使茶之膏腴內耗，受水按指製茶前再以水洗而不鮮明”。 “故每日以五更撾鼓，集群夫於鳳凰山。山有打鼓亭。監採官人，給一牌入山。至晨刻則復鳴鑼以聚之，恐其逾時貪多務得也。” 入園採茶的人，要求選招當地熟知茶事的人。採茶要求以“甲而不以指，以指則多溫；以甲則速斷，而不柔。”宋徽宗所著《大觀茶論》曰：採茶“以黎明見日則止，用爪斷芽，不以脂柔，慮氣汗熏漬，茶不鮮潔。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隨，得芽則投諸水”。徽宗皇帝這一要求則更高更嚴，要求每個採茶工隨身自帶新汲清水，將每得一片茶芽隨時投入水中，以保持其鮮潔。 貢茶之焙製：焙製貢茶，共分：揀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過黃等多道工序。在揀茶時，茶工要精心剔除影響茶味和茶色的紫芽、白合和烏帶。然後再從中分出水芽、小芽和中芽。如初造龍團勝雪白茶，以其芽先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其精英，僅如針小，謂之水芽，是芽之最精者也。最消耗工時的則是研製珍品貢茶。以蒸熟之茶芽，置於盆中，分團酌水研磨，按不同品目，水次均有定數。如研製“勝雪白茶”為十六水；揀芽為六水；小龍鳳為四水；其餘貢茶品目皆為十二水。自十二水以上者，身強力壯的研工每日只能研一團；自六水以下者，每日研三至七團。要求每水“必至於水乾茶熟而後已。水不干，則不熟，茶不熟則首面不勻，煎試易沉。故研夫貴於強而有力者也。”而研茶所用之水，是取自鳳凰山鳳凰泉一名龍焙泉、又名御泉，其泉水清且甜，晝夜酌之不竭。 貢茶在焙製過程中，要求也極為嚴格。按照不同品目，將已研好、製成不同等級的茶膏盛於薄厚、規格不同的“銙內，在適當的火溫下進行烘焙。明代陳繼儒在《茶董補》卷上言及焙籠法式時說：“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蒻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北苑貢茶烘焙時間之長短，是按照不同品目來確定的，有的經過六宿火至八宿火，最長者有十至十五宿火。也即是說，烘焙時間最長的貢茶，要經過十五個晝夜。 火候既足，出焙後即過湯上初色按：宋時所製貢茶龍團、鳳餅等均在茶麵上塗以色油〔讀去聲〕，謂之“上初色”。初色之後，置於密室，以扇扇之，則其色自然光瑩矣。至此，便算完成了精美絕倫的貢茶製造過程。 各類貢茶品目及其數量：據《北苑別錄》所載，僅北苑一地之茶，每歲貢分三等十二綱共四萬八千餘銙按：銙分兩類：第一類是以竹、木製成，盛粗色茶品，其容積較大；第二類是以金屬錫、銅、銀質製成，盛超級細品貢茶。因銙之規格大小不一，所以對每銙之重量，亦難作出準確計算。現將粗細各色貢茶品目及數量摘錄數綱，可見一斑： 細色第一綱： 龍焙貢新水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三十銙、創添二十銙。 細色第三綱： 龍團勝雪水芽，十六水，十二宿火，正貢三十銙；創貢六十銙；白茶水芽，十六水，七宿火，正貢三十銙、續添十五銙原文中夾批：一說為五十銙創添八十銙；御苑玉芽小芽，十二水，八宿火，正貢一百片；萬壽龍芽小芽十二水，八宿火，正貢一百片。 細色第五綱： 太平嘉瑞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貢三百片；龍苑報春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貢六百片、創添六十片；南山應瑞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六十銙、創添六十銙。 粗色第一綱： 正貢：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六水，十六宿火；入腦子小龍七百片，四水，十五宿火；增添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入腦子小龍七百片；建寧府附發小龍茶八百四十片。 粗色第三綱： 正貢：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四十片；入腦子小鳳六百七十二片；入腦子大龍一千八百片；入腦子大鳳一千八百片；增添：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入腦子小龍七百片；建寧府附發大龍茶四百片；大鳳茶四百片。 宋代貢茶中的超級絕品： 據《北苑別錄》載，周密所記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１１６５—１１８９年間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北苑試新，方寸小銙，進禦只百銙。最裡層護以細軟黃羅；第二層以柔軟的蒲草包裹；第三層再以雙層黃羅包封，封口處蓋有漕司的朱紅印記；然後再裝入朱漆小匣，並加有鍍金小鎖；最外一層是以細竹編織的精巧小竹籠加以保護。貢茶包裝達六層之多，可謂精美絕倫。內裝乃雀舌冰芽所造之“龍焙試新水芽”，一方寸小盒，僅可以供數甌啜飲之珍茗，其價值達四十萬錢。此特級珍品，專供皇室御用。偶有一、二賞賜寵臣，獲者視其如珍寶，分片以針線穿連，再轉贈至交同僚，亦均霑聖恩，以為奇玩，珍藏不捨。 《北苑別錄》成書於孝宗淳熙丙午孟夏，亦即是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四月。作者當時在福建轉運司主管帳司任內，因掌管茶事，遂有機會得以研究從北宋太平興國到南宋淳熙年間的宋代七十多年北苑貢茶的史實。 宋高宗體恤民情減貢茶： 有研究宋代歷史的學者認為，宋代之所以亡國，儘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賦稅、喜宴樂是重要原因，其中嗜茶成風亦是宋代朝政的一大弊端。當半壁江山淪陷之後，南宋政權偏安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依然歌舞昇平，大享“盛世”之樂。如有人在南宋紹興、淳熙年間１１３１—１１８９在杭州旅邸即旅館壁上題詩諷曰：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吹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但南宋第一代帝君趙構，總還有一點體恤民情之心。據《宋會要輯稿補編》食貨四十七記載，南宋高宗紹興五年１１３５六月十八日詔：“福建路轉運司並建州：每年合起大龍團鳳餅並京挺茶，並自來年為始減半起發。先是上言：福建歲有工供龍鳳團茶數目甚多，今賜賚既少，無所用之，枉費民力，故有是詔。” ４．元代的貢茶國有興亡之運，而貢茶產地亦有盛衰之時。宋代推崇建安之禦焙貢茶，而到了元代，宮廷貢茶的主要產地又轉移到福建的岩茶產地——武夷山區。 元代官府為督辦貢茶，於大德六年１３０２在福建崇安縣城南１５公里的武夷山四曲建立“御茶園”，又稱“焙局”。 創建之初，建有仁風門、拜發殿、神清堂及思敬、焙芳、宜菽、燕賓、浮光等諸亭，附近還設有更衣台等建築。 元代宮廷，為什麼又選擇這裡作為貢茶的主要生產基地呢？這裡是中國武夷岩茶的著名產地。武夷山區平均海拔６５０米，九曲溪水迂迴其間，有紅色砂岩風化的土壤，土質疏鬆，腐殖質含量高，酸度適宜，雨量充沛，山間雲霧迷漫，氣候溫和，冬暖夏涼，巖泉終年滴流不絕。茶樹即生長在山凹巖壑間，由於霧大，日照短，漫射光多，茶樹葉質鮮嫩，含有較多的葉綠素。這使武夷岩茶獨得天地之厚愛，形成了它獨有的特色和風韻。這武夷岩茶，早在宋代就聞名於世了。蘇軾在詠茶詩裡就有：“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佳。”是說宋代的兩位福建路轉運使丁謂、蔡襄早就對武夷岩茶讚許寵愛有加了。所以元代宮廷放棄了自宗代起已開發三百多年的建安北苑禦焙，而把皇室的御茶園建在武夷山四曲臥龍潭溪水南岸。不惜茶民血汗和工本，大力開發武夷岩茶，作為宮廷貢茶的主要來源之一。 元代在建立御茶園之初，貢茶從每歲進獻數十斤，逐漸增至數百斤，而要求數量越來越大，以至高達每歲焙製數千餅龍團茶。明朝建立後，繼續以此為御茶園，焙製貢茶，至明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在當地茶民再也不堪承受勞役之苦，紛紛四散逃亡的情況下，這個歷經元、明兩代二百五十餘年的“御茶園”終於罷貢廢園了。現僅有呼來泉又名通井等遺址，似在向遊人陳訴往昔茶民的無言淒楚。 ５．明代的貢茶明太祖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間，全國貢茶額的分配是： 南直隸五百斤；浙江五百五十二斤；江西四百零五斤；湖廣二百斤；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 其中福建所產貢茶不僅數量最大，而且質量也越來越好。 如探春、先春、次春、紫簡及薦新等名茶，都被視為珍品。明太祖還規定，生產貢茶的茶戶，可以免除其他課役。 明代的貢茶是，立國之初納貢地區範圍較小，數量亦較少；隨著時間的推移，貢茶地區範圍不斷擴大，數額亦屢增不已。如洪武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間，建寧貢茶共一千六百餘斤，至隆慶１５６７—１５７２時增至二千三百多斤；宜興貢茶原一百斤，宣德１４２６—１４３５增至二千九百斤。茶民除貢額外，還要獻給鎮守的宦官大數額的上品茶。如安徽的六安茶，稱為“天下第一奪”，鎮守太監對茶民常常徵以高出定額數倍的貢茶。 到了明朝中後期，朝廷的貢役之重，已使民眾苦不堪言了。萬曆年間１５７３—１６２０，有一位尚能體察民情的地方官吏——僉事協理州府政務、掌管文牘韓邦奇寫過一首《茶歌》揭露官府殘酷勒索貢物的情形，《茶歌》雲：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奇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魚何不生別縣？茶何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乃無。嗚呼！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 足見明朝貢茶為害之甚已達到民不聊生的程度。 ６．清代的貢茶要了解清代的貢茶，還得先從清宮的茗飲之風說起。由於清代歷朝皇帝特別是乾隆所好，清代宮廷飲茶是頗為盛行的。清廷內務府設有御茶房，由一名管理事務大臣主管，設尚茶正、尚茶副各一名，尚茶十一名，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宮東廡，內臣直廬三楹，由清聖祖康熙皇帝御筆題匾額。除御茶房之外，還設有皇后茶房、壽康宮皇太后茶房。皇子、皇孫娶福晉後，亦有茶房。各茶房都設專人管理日常茗飲事宜。 從御茶房及至皇后、皇妃茶房，每日供茶份例與所用金銀、瓷器具皆有定例。如御茶房日供柴一千七百斤，備御用茶份例每日為十四斤，分七十四包按：古代一斤為十六兩，每包約三兩多。僅此常例一年御用茶即達五千多斤。 清宮的飲茶習俗，是以調飲飲奶茶與清飲並用。清初，按旗俗以飲奶茶為主，清朝後期，逐漸改為以清飲為主。 據清宮欽定總管內務府則例規定，從皇上至皇子，每人每日供應調製奶茶包括作點心等食用均有奶牛頭數份例：皇上每日乳牛一百頭，皇太后二十四頭，皇后二十五頭，皇貴妃六頭，貴妃四頭，妃三頭，嬪二頭，阿哥皇子、皇孫娶福晉後八頭。每日供應的牛乳，按量交上茶房與茶膳房。 清宮除常例用御茶之外，朝廷舉行大型茶宴與每歲新正舉行的茶宴，在康熙後期與乾隆年間曾極盛一時，如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時逢康熙皇帝六十壽辰大慶，為招待進京祝壽的老臣，康熙皇帝在暢春園按：其故址在南海淀大河莊之北，圓明園之南，頤和園昆明湖東堤之東。康熙時期就明代李偉舊園址改建，為康熙、乾隆皇帝治事、遊憩之所舉行“千叟宴”。出席者有六十歲以上退休老臣、官員、庶士多達一千八百人。 “千叟宴”的一項重要程序，是首開茶宴。在宴會之後，皇帝還要向一部分老臣、王公、顯貴賜御茶及所用過的茶具。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聖祖玄燁康熙帝又舉行了第二次有一千餘人出席的“千叟宴”。清朝另兩次大型“千叟宴”，分別於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與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是年為乾隆執政最後一年；次年嘉慶即位，乾隆為太上皇舉行，其規模之大，參加人數之多，遠遠超出了康熙舉行的兩次“千叟宴”分別有三千多人與五千多人出席。 “千叟宴”的進餐程序，仍然是首開茶宴。宴會後，按常例有一部分官員及出席者會得到皇帝賞賜御茶、茶具等殊榮。 乾隆在位１７３６—１７９５的六十年間，清代正處於康乾盛世，加之乾隆皇帝酷好飲茶，又擅作詩，每年正月初二至初十便選擇吉日在重華宮［按：重華宮在北京故宮西路，雍正五年１７２７清高宗弘曆乾隆帝大婚時賜居於此，乾隆登極後升為宮］舉行茶宴，由乾隆欽自主持，其主要內容： 一是由皇帝命題定韻，由出席者一般為十八人賦詩聯句每人四句；二是飲茶；三是詩品優勝者，可以得到御茶及珍物的賞賜。清宮的這種品茗與詩會相結合的茶宴活動，其規模雖然較小，但在乾隆年間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除少數年份之外，幾乎每逢新正都是要舉行的，稱為重華宮茶宴聯句，傳為清宮韻事。 清代歷朝皇室所消耗的貢茶數量是相當驚人的。清初查慎行１６５０—１７２７，浙江寧海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在任翰林院編修官時在《海記》中對康熙年間的各地貢茶列有條目——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的七十多個府縣，每年向宮廷所進的貢茶即達一萬三千九百多斤詳見附錄五。在清代的貢茶中，有一部分是由皇帝親自選定的。如： 洞庭碧螺春茶，由於此茶獨具特殊的天然香氣，古時當地人俗稱其為“嚇殺人香”。清聖祖玄燁於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第三次南巡時到太湖，巡撫宋犖，從當地製茶高手朱正元處購得精品“嚇殺人香”向康熙進貢。康熙以其名不雅馴，題之曰“碧螺春”。自此後，碧螺春即成為清代皇帝御賜茶名的珍品貢茶了。 西湖龍井成為清廷貢茶，是曾受到高宗弘曆御封的。乾隆下江南巡幸杭州時，曾在龍井泉賦詩、作聯語，到獅子峰湖公廟飲茶，並將廟前的十八顆茶樹封為御茶，從此，西湖龍井茶亦即成為專供皇家享用的貢品了。 君山毛尖，產於湖南省岳陽市洞庭湖君山島，於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即被選為清宮貢品。貴定雲霧茶，從清代開始生產即作為貢茶進獻清宮。至今貴州省貴定縣雲霧區仰望鄉苗寨仍保存著乾隆年間建立的“貢茶碑”，碑中有關於雲霧茶作“貢茶”和“敬茶”的記載。在乾隆年間被列為貢茶的，還有如今仍產於福建省寧德市西天山的芽茶，產於安徽省宣州市敬亭山的敬亭綠雪等茶。 清代阮福著《普洱茶記》雲：“普洱茶名重天下，味最釅。 京師尤重雲”，“於二月間採蕊極細而謂之毛尖以作貢。貢後方許民間販茶”。在清代被列為貢茶的還有今仍產於四川省名山縣蒙頂山區的蒙頂甘露，從唐時起作為貢茶，直至清末才罷貢，在歷史上連續作為歷代宮廷貢茶，竟長達一千餘年。 今仍產於浙江省金華市雙龍洞頂鹿田村附近的金華舉岩是已歷千載的今古名茶，在清道光年間１８２１—１８５０，仍保持芽茶與葉茶兩個品種為貢茶。在清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清朝臨近覆滅之時，還將產於江西省修水縣的寧紅珍品太子茶列為貢茶。 ７．高雅的宋代貢茶茶名集萃龍焙貢新水芽、龍焙試新水芽、白茶水芽、御園玉芽、萬壽龍芽、上林第一小芽、乙夜清供小芽、承平雅玩小芽、龍鳳英華小芽、雪英小芽、玉除清賞小芽、啟沃承恩小芽、雲葉小芽、蜀葵小芽、金錢小芽、玉葉小芽、寸金小芽、龍團勝雪、無比壽芽、萬壽銀芽、宜年寶玉小芽、玉清慶雲小芽、無疆壽龍小芽、玉葉長春小芽、瑞雲翔龍小芽、長壽玉圭小芽、興國岩銙中芽、香口焙銙中芽、上品揀芽、新收揀芽、太平嘉瑞小芽、興國岩揀芽中芽、興國岩小龍中芽、興國岩小鳳中芽。 ８．曾被列入貢茶的當今名茶當今的中國名茶和地方名茶中，有許多曾被歷代皇室列入貢茶，計有不完全： 浙江：西湖龍井、淳安鳩坑茶、顧渚紫筍、天目山青頂、雁蕩毛峰、金華舉岩、日鑄雪芽；安徽：六安瓜片、敬亭綠雪、湧溪火青、霍山黃芽；福建：白茶、天山清水綠、武夷大紅袍、安溪虎丘鐵觀音、武夷肉桂；湖南：君山毛尖、毘廬洞雲霧茶、官莊毛尖、南嶽雲霧、大庸毛尖、古丈毛尖；四川：蒙頂黃芽、巴岳綠茶；貴州：貴定雲霧茶、都勻毛關、湄江翠片；江西：寧紅、婺源綠茶、廬山雲霧茶古時名為聞林茶；江蘇：碧螺春、花果山雲霧茶、宜興陽羨茶；陝西：紫陽毛尖；河南：信陽毛尖；雲南：普洱茶；台灣省：文山包種茶。 ９．歷史上時間最長和最短的貢茶今陝西省紫陽縣生產的紫陽毛尖，在東漢時即被列為貢茶，當時茶名為“紫邑宦鎮毛尖”。姑且從東漢末獻帝１９０—２２０年間算起，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了。這可稱為貢茶時間最早之最。浙江湖州顧渚紫筍，從唐廣德年間７６３—７６４即被列入貢品，歷經唐、宋、元、明四個朝代，直到洪武八年１３７５罷貢，歷時長達六百多年，其貢奉歷史之長，居全國貢茶之首。而江西寧紅茶是歷史最短的貢茶。寧紅的珍品太子茶，於清末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被列入貢茶，至清朝覆滅僅有七年。 上述貢茶，這一封建制度的產物，在中國社會歷經滄桑，長達幾千年，終於隨著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廷的覆滅而終止了。毫無疑問，歷代貢茶的興起與衰敗的史實，從一個非常重要的側面反映出了中國茶葉生產的一部興衰史。這裡只將新中國成立前後我國茶葉生產的今昔對比作一簡要介紹：中國茶葉生產歷經滄桑，但直到新中國成立，江山易主，廣大茶農才真正當了國家和茶園的主人，給中國茶葉生產帶來了勃勃生機。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著祖國的山川大地，令千山茶園碧翠，萬壑茶嶺飄香，茶葉生產戰線上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中國茶葉年產量，從１９４９年建國前夕只有奄奄一息的３萬公噸左右，到１９９３年全國不含台灣省茶葉產量已達到６０萬公噸據《中國農業年鑑》１９９４年卷統計相當於１９４９年茶葉年產量的２０倍！我們堅信我國廣大茶工、茶葉科研工作者，將把品種更多、質量更好的中國名茶，獻給國人，獻給世界。 黎庶自有消渴甚茶佛一味不解緣中國人工栽培茶樹，種植茶園，促進茶葉生產發展的歷史進程，以及通過佛教界交往的渠道，向海外傳播中國的飲茶風尚和茶葉的生產知識，佛教僧侶包括道教曾做出過特殊的貢獻。 據載，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２年，佛教傳入中國內地。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發展，到了隋、唐達到鼎盛時期，在許多名山勝地大規模地興建梵宮寺院，眾僧云集。由於一些寺院的創始禪師、高僧親自在寺院附近種茶、育園，或是提倡、動員僧眾開山墾地，種植茶樹、茶園，此外，在許多佛教勝地，如浙江普陀山、安徽九華山、四川峨嵋山以及江西廬山、杭州靈隱天竺山、四川雅安蒙山等名山勝境的廟宇附近，最早出現了人工培栽的茶樹和茶園。 四川雅安縣境內的蒙山，相傳在西漢前２０６—前２４年間，甘露寺祖師吳理真在蒙山上清峰上親手種植茶樹七株，後被人們稱之為“仙茶樹”。這是四川蒙山人工栽培茶樹的開端，也是我國由僧侶種植茶樹開創先河的例證。從此，四川蒙山開始了生產茶葉的歷史，迄今已有一千九百年以上的歷史了。現在四川的優質名茶“蒙頂黃芽”和“蒙頂甘露”均產自蒙頂山區。 普陀山佛茶，又稱普陀山雲霧茶，是我國綠茶古品之一。 最初是由我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的普陀山寺院栽培製作，從而得佛茶之名。普陀山種茶，約始於唐代，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當時佛教在我國正處於興盛時期，普陀山的寺院庵堂和茅蓬在歷史上曾一度達二百多處，有僧尼二千餘人。 天台山國清寺，是我國天台宗的發祥地。於隋開皇十八年５９８由晉王楊廣承智者遺願建立的。也是我國由僧侶、道士種茶最早的地區之一。天台山的產茶始於漢代。據記載，東漢末年道士葛玄①，已在天台山的最高峰華頂植茶。在唐代國清寺最興盛的時期，梵宮殿宇已達數百間之多，曾集聚僧侶數千人之眾。國清寺的長老派僧侶在華頂山上建造了許多茅蓬素有華頂七十二座茅蓬之稱，一說為六十五座，讓僧侶在此居住、種茶。僧人常年在一塊塊開出的茶園中勞作，為天台山華頂名茶的栽培及後來的發展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天台山國清寺，同時還是我國向海外傳播茶葉栽培種植技術和民族茶文化的聖地之一。日本高僧最澄②、海空於唐德宗貞元二十年８０４渡海來天台山國清寺學佛，在回國時帶去中國茶籽，種植於日本近江滋賀縣阪本村國治山麓，至今已有一千一百餘年的歷史了。 據載，在東漢明帝５８—７５年間，廬山已成為中國佛教的中心之一。有三大名寺西林、東林、大林、五大叢林海會、秀峰、萬彬、棲賢、歸宗，唐代極盛。據《廬山志》記載：“當時梵宮寺院多至三百餘座，僧侶雲集。攀危岩，冒飛泉，竟採野茶以充飢渴。各寺亦有於白雲深處劈岩削谷，栽種茶樹者，焙製茶葉名云霧茶。”可見當年廬山廣大僧侶攀懸崖，登峭壁，穿溪水，冒飛泉，削谷墾地種茶的情景是何等壯觀艱難，真可謂是天外殿宇山外寺，雲邊茶園泉邊僧啊，如今聞名遐邇，厚重鮮爽甘醇的廬山雲霧茶，無疑亦蘊含著當年僧侶們的寶貴貢獻。 西湖龍井，飲譽世界，虎跑泉水龍井茶，又稱之為杭州雙絕。這名茶名泉，皆與佛門僧侶有淵源。陸羽在《茶經·八之出》有杭州天竺、靈隱二寺產茶的記載。當時所產之茶名曰：白雲茶、香林茶、寶林茶。北宋蘇軾於哲宗元佑１０８９—１０９０年間，第二次來杭州當地方官知州期間，對西湖的產茶歷史曾作過考證。他認為西湖早期人工栽培的茶樹是在靈隱寺、下天竺、射旭洞又名金光洞、香林洞一帶，是南朝宋詩人謝靈運３８５—４３３在下天竺寺院翻譯佛經時，從天台山帶來的茶籽。這說明在靈隱、天竺最早栽培茶的人亦是佛門僧侶或是熱衷於佛教事業的人。 據《續餘杭縣志》記載，徑山寺僧採穀雨茗，用小缶貯之以饋人。開山祖欽師，曾植茶樹數株，採以供佛，逾年漫延山谷，其味芳香特異，即今之徑山茶是也。浙江餘杭縣徑山產茶歷史悠久，始栽於唐，聞名於宋。南宋時，日本佛教高僧聖一禪師、大応禪師応讀音：［ｙiｎｇ或ｙiｎｇ］日本漢字應字之簡體渡洋來我國，在徑山寺研究佛學歸國時帶去徑山茶籽和飲茶器皿，並把“碾茶法”傳入日本。這是我國山寺高僧親手種植茶葉，向海外傳播中國茶文化的又一生動例證。 當今中國佛學界對茶學事業亦有貢獻。如五十年代中期，湖南國營南嶽林場與南嶽佛教協會開始進行人工栽培毘廬洞雲霧茶。在海拔８００—１０００米的華蓋峰、廣濟寺、鐵佛寺一帶進行試驗，取得了成功。在原生野茶樹的基礎上，擴大了茶園生產面積。 產自四川蛾嵋山區的竹葉青茶，１９８５年在里斯本舉行的第二十四屆世界美食質量評選會上，獲得金質獎章。這榮獲金獎的竹葉青茶，就是在總結峨嵋萬年寺僧人多年來製茶技術工藝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萬年寺僧人種植、焙製茶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那麼，古往今來的佛門僧侶，為什麼如此熱衷於茶事呢？ 首先，佛教僧侶自身對茶有特殊的需求。中國民間飲茶風習之普及，也是首先從寺院興起的。唐封演《封氏聞見記》 ③說： “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佛者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茶，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自鄒今山東鄒、費、滕縣、濟寧一帶、齊今山東緇博市一帶。滄今河北滄州、天津一帶、棣今山東惠民縣一帶，漸至京邑唐京城長安，今陝西西安市，城市多開店鋪，煮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這說明了佛教對飲茶起到了傳播普及的作用。 縱觀古今茶佛之淵源，還有更豐富的文化內涵。中華民族的茶文化，實際上構成了中國佛教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僧侶們以茶供佛，以茶待客，以茶饋人，以茶宴代酒宴；於是，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莊嚴肅穆的茶禮，尤其是佛教節日，或重要的法會都舉行較大型的茶宴。唐時有的寺院還可以為仕宦各界迎親送友設置佛門禮儀的茶宴。宋代在敕建的寺院，遇到朝廷有欽袈、錫仗、法器等都舉行隆重慶典，往往用盛大的茶禮以示慶賀。 茶佛淵源流長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許多梵宮寺院所在的自然環境的氣候、雨量、土質等條件，都適宜種植茶樹，主觀需要和客觀條件的統一，這是佛教僧侶們開創人工種植茶樹先河的良好的前提。而墾荒種茶、管理茶園、採茶製茶葉等都需要大批勞力和文化知識，許多寺院僧侶眾多，擁有充分的勞力和智力資源，這就是茶佛素有不解之緣，所具有的得天獨厚的條件。茶，從最初的藥用，到作為人們的日常生活飲料，是人類對自然界認識的一個飛躍。這自然有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佛門僧侶在開創人工種茶，普及飲茶，開展茶文化活動，以及在創建茶文學，開展中外茶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箋注〕①葛玄１６４—２４４：已見前，注從略。 ②最澄７６７—８２２：已見前，注從略。 ③《封氏聞見記》：已見前，注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