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錢穆先生論《老子》問題書
賓四先生：
去年讀先生的《向歆父子年譜》，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學報》第七期上讀先生的舊作《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我覺得遠不如《向敬父子年譜》的謹嚴。其中根本立場甚難成立。我想略貢獻一點意見，請先生指教。
此文的根本立場是“思想上的線索”。但思想線索實不易言。希臘思想已發達到很“深遠”的境界了，而歐洲中古時代忽然陷入很粗淺的神學，至近千年之久。後世學者豈可據此便說希臘之深遠思想不當在中古之前嗎？又如佛教的哲學已到很“深遠”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淪為最下流之密宗，此又是最明顯之例。試即先生所舉各例，略說一二事。如雲：《說卦》“帝出於震”之說，……其思想之規模、條理及組織，盛大精密，皆遜《老子》，故謂其書出《老子》後，襲《老子》也。以下推斷率倣此。
然先生已明明承認《大宗師》已有道先天地而生的主張了。 “倣此推斷”，何不可說“其書出《老子》後，襲《老子》語也”呢？
又如先生說：
以思想發展之進程言，則孔、墨當在前，老、莊當在後。否則老已發道為帝先之論，孔、墨不應重為天命天誌之說。何者？思想上之線索不如此也。
依此推斷，老、莊出世之後，便不應有人重為天命天誌之說了嗎？難道二千年中之天命天誌之說，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應該排在老、莊以前嗎？
這樣的推斷，何異於說“幾千年來，人皆說老在莊前，錢穆先生不應說老在莊後，何者？思想上之線索不如此也？”
先生對於古代思想的幾個重要觀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頗多牽強之論。
如天命與天志當分別而論。天志是墨教的信條，故墨家非命；命是自然主義的說法，與尊天明鬼的宗教不能並存（後世始有“司命”之說，把“命”也做了天鬼可支配的東西）。
當時思想的分野：老子倡出道為天地先之論，建立自然的宇宙觀，動搖一切傳統的宗教信仰，故當列為左派。孔子是左傾的宗派，一面信“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無為的宇宙論，又主“存疑”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皆是左傾的表示；一面又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則仍是中派。孔、孟的“天”與“命”，皆近於自然主義：“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皆近於老、莊。此孔、孟、老、莊所同，而為尊天事鬼的宗教所不容。墨家起來擁護那已動搖的民間宗教，稍稍加以刷新，輸入一點新的意義，以天志為兼愛，明天鬼為實有，而對於左派中派所共信的命定論極力攻擊，這是極右的一派。
思想的線索必不可離開思想的分野，凡後世的思想線索的交互錯綜，都由於這左、中、右三線的互為影響。荀卿號為儒家，而其《天論》乃是最健全的自然主義。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其《大宗師》一篇已是純粹宗教家的哀音，已走到極右的路上去了。
《老子》書中論“道”，尚有“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的話，是其書早出最強有力之證，這明明說他得著這個偉大的見解，而沒有相當的名字，只好勉強叫他做一種歷程——道——或形容他叫做“大”。
這個觀念本不易為多數人的了解，故直到戰國晚期才成為思想界一部分人的中心見解。但到此時期，——如書中，——這種見解已成為一個武斷的原則，不是那“強為之名”的假設了。
我並不否認“《老子》晚出”之論的可能性。但我始終覺得梁任公、馮芝生與先生諸人之論證無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證據使我心服，我決不堅持《老子》早出之說。
匆匆草此，深盼指教。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