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春秋》答錢玄同
玄同兄：
你可考倒我了。我這幾年壓根兒就沒有想過《春秋》的性質的問題，所以對於你的質問，我幾乎要交白卷。但你的信卻使我不能不想想這個問題，想想的結果，略如下方，寫出請你指教。
第一，孟軻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我想，“其文則史”一句似乎是說，以文字體裁而論，《春秋》是一部史，與別國的史正是“一也”。
試看齊國史官記“崔杼弒其君”，晉國史官記“趙盾弒其君”，其文字體裁正與《春秋》相同。況且“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一句，從文法上嚴格說來，應譯作，“至於這裡面的意義，可是我偷了他們的了”。舊注以“竊取”為謙辭，我卻不肯放過這句話。我以為董狐，齊史，都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威權已經成立了，故孔子自認竊取史官“書法”的意義，而建立正名的思想。
第二，所謂“孔子作《春秋》”者，至多不過是說，孔子始開私家學者作歷史的風氣。創業不易，故孔子的《春秋》（即使不全是今所傳本）也不見得比“斷爛朝報”高明多少。但私家可以記史事，確有使跋扈權臣擔憂之處。故有“亂臣賊子懼”的話。此事正不須有什麼“微言大義”，只要敢說老實話，敢記真實事，便可使人注意（懼）了。今之爛污報館，尚且有大官貴人肯出大捧銀子去收買，何況那位有點傻氣的孔二先生呢？我的英國朋友佗音比（Arnold Toynbee）每年編一冊“國際關係調查”，頗能據事直書。
這幾年中，每年都有列國外交當局對他的記事表示很關切的注意，往往供給材料，請他更正。這便是“懼”字的“今誼”了。 （崔浩修史的故事，更可藉來印證）
第三，孔門的後人不能繼續孔子以私家學者作史的遺風，卻去向那部比斷爛朝報高明不多的《春秋》裡尋求他老人家的微言大義。於是越鑽越有可怪的議論發現。其實都是像禪宗和尚說的，“某甲只將花插香爐上，是和尚自疑別有什麼事”。 （作《左氏春秋》的那位先生似是例外）
第四，我們在今日無法可以證實或否證今本《春秋》是孔子作的；也不能證明此書是否荀子一派人作的。因為簡短，故頗像“斷爛”；其實我們看慣了殷虛卜辭，更見了董狐齊史所記，似可以假定今本《春秋》不是晚出的書，也許真是孔子仿古史書法而作的。我從前（《哲學史》一○三）曾疑《春秋》有“後來被權門干涉，方才改了的”。現在看來，在那種時代，私家記載不能不有所忌諱，也是很平常的事。即使胡適之、錢玄同在今日秉筆作國史，能真正鐵面不避忌嗎？
毛子水兄恰好在我家中，見了你的原書和我的答書的前半，他寫出了三條意見，如下：（1）《春秋》的底子可以是孔子以前史官所記錄的。
（a）書法是可有的事。
（b）斷爛朝報的性質是古初的著作體裁使然，詳細的必是口傳而非文字。
（2）孔子可以得到這樣的紀錄，並且利用它。
（3）孔子也許公佈古代史官的紀錄，並接續記載當時的事。
子水的意見和我相差不遠。
以上所說，不知能算是交捲了嗎？
謝謝你為我的生日費了那麼多的工夫寫那篇長文。裱成時，還要請你簽字蓋章，使千百年後人可以省去考證的工夫。
適之十九，十二，二十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五
[附錄]
錢先生來書
適之兄：
今有一事要請問你：你對於《春秋》，現在究竟認它是一部什麼性質的書？你的《哲學史》中說《春秋》不該當它歷史看，應該以《公》、《穀》所說為近是，它是孔子“正名”主義的書；後來你做北大《國學季刊宣言》，對於清儒治《春秋》而回到《公羊》的路上，認為太“陋”了，並且和治《易》回到“方士”的路上為同等之譏評。我對於你這個論調，可以作兩種解釋：（一）你仍認《春秋》為正名之書，仍以《公》《穀》所言為近是；但對於莊、劉、龔、康諸公的“《春秋》擴大會議派”，動不動說“微言大義”“張三世”“通三統”“黜周王魯”這些話覺得太討厭了，離開真相太遠了，所以用一個“陋”字來打倒它。 （二）你前後的見解不同了，你後來認為《春秋》只是一部“斷爛朝報”，不但沒有那些微言大義，並且也不是孔子正名之著作。我這兩種解釋未知孰是，請你自己告我。
我現在的意見，是主張你前一說而略有不同。我以為《春秋》確是正名之書，但不見得就是孔子的筆削（孔子一生，我以為是並沒有著過書），大概是荀子一派喜歡“隆禮”“正名”的人們幹的把戲，作《公羊傳》者當是此筆削《春秋》者的數傳弟子之類。 《公羊》所言已有些“擴大會議”的意味，到了董道士和何老爹，越說越不可究詰了。至於清代的先生們，則離題更遠，甘脆一句話，他們是“托《春秋》而改制”罷了。我因為覺得《春秋》的稱名上確有些奇怪：如整整齊齊的五等爵位，某也公，某也侯，……永遠不變，今證之於《鐘鼎款識》，實在覺得沒有這麼一回事；尤其是楚國，這“楚子”的稱呼，恐怕只是儒家的玩意兒罷了。此外如那樣的褒揚宋伯姬，也頗可疑。故鄙見以為認《春秋》有爾許微言大義的說法，固然不對；若竟認為是魯國的“政府公報”的原本，似亦未合。你以為然否？希望賜答為荷。
弟玄同白十九，十二，十九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