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我所著《古代中國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也。是書經始於五年以前，至民國二十年夏， 寫成者將三分之二矣。日本侵遼東，·C亂如焚，中輟者數月。以後公私事紛至，繼以大病，至今三年，未能殺青，慚何如之！此章大約寫於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與其他數章於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於胡適之先生。適之先生謬為稱許，囑以送刊於北大《國學季刊八餘以此文所論多待充實，造巡未果。今春適之先生已於同一道路上作成豐偉之論文，此文更若燒火之宜息矣。而造之先生勉以同時刊行，傅讀者有所參考。今從其命，並志同聲之欣悅焉。
二十三年六月
南朝以一個六百年的朝代激千里的大國，在其亡國前不久帝乙時，猶是一個強有兵力的組織，而初亡之後，王子祿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的反抗週人，何以到周朝天下事大定後，封建者除區區二三百里之家，四圍以諸姬環之，以外，竟不聞商朝造民尚保存何部落，何以亡得那麼乾淨呢？那些殷商遺民，除以'頑'了遷推邑者外，運命是怎麼樣呢？據《逸同書·世停》篇，“武王遂徵四方，凡我國九十有九國，城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果然照這樣子“憨”下去，再加以局公、成王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真可以把殷造民“憨'完。不過那時候的農業還不曾到鐵器深耕的時代，所以絕對沒有這麼許多人可“憨”，可以“鹼磨”，所以這話竟無辯探的價值，只是戰國人的一種幻想而已。且信屈騖牙的惆浩》上明明記載週人對殷遺是用一種相當的懷柔政策，而近發見之白俄父敦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器）記“王命伯校父以殷八目征東夷”。然則月初東征的部隊中當不少有範文虎、留夢炎、洪承疇、吳三掛一流的漢奸。週人以這樣一個“臣妾之”之政策，固速成其王業，而股民藉此亦可延其不尊榮之生存。《左傳》定四年記周以殷遺民作東封，其說如下：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週。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週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磺，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旅：條氏，徐氏，蕭氏，索民，長勺氏，尾勺民，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週。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週父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統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核，待旅，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樹氏，樊氏，飢氏，終葵氏。封沙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競，取於有鬧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黨。脫季授上，陶叔授民。今以“康語”，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闊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古'，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可見魯衛之國為殷遺民之國，晉為夏遺民之國，這裡說得清清楚楚。所謂“啟以商政疆以周索”者，尤顯然是一種殖民地政策，雖取其統治權，而仍其！日來禮俗，放日“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這話的絕對信實更有其他確證。現分述魯衛齊三國之情形如下。
魯井《春秋》及《左傳》有所謂“毫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毫社”屢見於《春秋經》。以那樣一個簡略的二百四十年間之“斷爛朝報”，所記皆是戎相會盟之大事，而“毫社”獨占一位置，則“毫社”在魯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記“毫社（《公羊》作蒲社）災”在哀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餘年，已與現在去南宋之亡差不多。 （共和前無確切之紀年，姑據《通鑑外紀》，自武王元年至哀四年為六百三十一年。宋亡於祥興二年卜二七九］，去中華民國二十年卜九三一］凡六百五十二年。相差甚微。）“是社”在股亡國後六百餘年猶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實。且《左傳》所記“是社”中有兩事尤關重要。哀七，“以部子益來獻於毫社”，杜云， “以其亡國與殷同。 ”此真謬說。都予殷為東夷，此等獻俘，當與宋襄公“用部子於次礁之社，欲以屬東夷”一樣，週人館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週社，盟國人於毫社。”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們：魯之統治者是周人，而魯之國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後之情形尚如此，則西周時周人在魯不過僅是少數的統治者，猶欽察汗金騎之於俄羅斯造部，當更無疑問。
說到這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當附帶著說。孔子所代表之儒家，其地理的及人眾的位置在何處，可以藉此推求。以儒家在中國文化進展上的重要，而早年儒教的史料僅僅。相弓民孟子風荷子》幾篇，使我們對於這個宗派的來源不明了，頗是一件可惜的事。孫星衍重修之好L子集語》，材料雖多，幾乎皆不可用。與《擅引在語言上有一件特徵，即“吾”'哦”“爾”“汝”之分別頗顯，此為胡適之先生之重要發見。以莊子·齊物》等篇亦然。）《擅引與優語低為一系上看《檀引中孔子自居殷人之說於有證否。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日，“泰山其頹乎？樑木其壞判哲人其萎判”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頑，則吾將安仰？樑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天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昨也。殷人殯於兩攝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週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儉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戶蓋寢疾七日而沒。
這話在上雖不曾重見以擅引中有幾段與同的），然《擅引兩書所記孔子對於殷周兩代之一視同仁態度是全然一樣的。
（）行夏之時，乘殷之格，服週之冕，樂則韶舞。
殷因於夏利，所損益可知也；週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週監於二代，鬱鬱平文哉！吾從周。
夏禮，吾能言之，把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檀弓》）殷既封而吊，週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意，吾從周。”
殷練而樹，週卒哭而批。孔子善殷。 （《外相弓》篇中記三代異製而折衷之說甚多，不備錄。）
這些話都看出孔子對於殷周一視同仁，段為勝國，週為王朝，卻毫無宗周之意。所謂從周，正以其“後王燦然”之故，不曾有他意。再看孔子是否有矢忠於周室之心。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手？” 以陽貨章》。又同章，佛勝召，子欲往。 ）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平？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這話直然要繼衰周而造四代。雖許多事要以周為師，卻絕不以周為宗。公羊家義所謂“故宋”者，證以，當是儒家之本原主義。然則孔子之請討臧君，只是欲維持當時的社會秩序，孔子之稱管仲，只是稱他曾經救了文明，免其沉淪，所有“丕顯文武”一類精神的話語不曾說過一句，而明說“其或繼周者”（曾國藩一輩人傳檄討太平天國，只是護持儒教與傳統之文明，無一句護持滿洲，額與此類）。又孔子但是自比於老彭，老彭是殷人，又稱師摯，亦殷人，稱高宗不冠以殷商字樣，直日“書曰：“稱殷三六，尤有餘音繞樑之趣，頗可使人疑其有“故國舊墟”“王孫芳草”之感。此皆出於最可信的關於孔子之史料，而這些史料統計起來是這樣，則孔子儒家與殷商有一種密切之關係可以曉然。
尤有可以證成此說者， 即三年之喪之製。如謂此制為周之通制，則《左傳》《國語》所記周人之製毫無此痕跡。孟子鼓動勝文公行三年之喪，而騰國卿大夫說： “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也。”這話清清楚楚證明三年之喪非周禮。然而上記孔子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這話怎講？孔子之天下，大約即是齊魯宋衛，不能甚大，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偽證。然若如“改制托古'諸之論，此話非刪之便須諱之，實在不是辦法。惟一可以解釋此困難者，即三年之喪，在東國，在民間，有相當之通行性，蓋殷之遺禮，而非週之製度。當時的“君子（即統治者），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階級則淵源有自，齊以殷政者也。試看關於大孝，三年之喪，及喪後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己，皆是股人。而“君幕，百官總己以聽於家宰者三年”，全不見於周久之記載。說到這裡，有一章，向來不得其解者，似可以解之：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此語作何解？漢宋治經家說皆迂曲不可通。今釋此語，須先辯其中名詞含義若何。 “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開化之人。此為甚後起之義。 《詩＊我行其野，克尤其麥”，明野為農田。又與同時書之《左傳》記債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出於五度，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 ”然則野人即是農夫，孟子所謂“齊東野人”者亦當是指農夫。彼時齊東開闢已甚，已天荒野。且孟子歸之於齊東野人之堯與音文北面朝舜，舜有慚色之一件文雅傳說，亦只能是田畝間的故事，不能是深山大澤中的神話。孟子說到“與木石居，與鹿京遊”，便須加深山於野人之上方足以盡之。（《孟子·》，'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可見彼時所謂野人，非如後人用之以對“斯文”而言。批語》中君子有二義：一謂卿大夫階級，即統治階級；二謂合於此階級之禮度者。此處所謂君子者，自當是本義。先進後進自是先到後到之義。禮樂自是泛指文化，不專就玉帛鐘鼓而言。名詞既定，試翻做現在的話如下：
那些先到了開化的程度的，是鄉下人；那些後到了開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問我何所取，則我是站在先開化的鄉下人一邊的。
先開化的鄉下人自然是殷遺，後開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
宋井衛井來為商之轉聲，衛之名衛由於承書。來為商之宗邑，韋自場以來為商屬。宋之立國始於微子，固是商之於遺。衛以帝乙、帝辛之王都，康叔以殷民七族而立國。此兩處人民之為殷遺，本不待論。
齊井齊民之為殷遺有二證。一，《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左傳》昭九，“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日，'薄姑、商奄，吾東上也。”'又昭二十，曼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利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漢書·地理志》雲：“齊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二，請再以齊宗教為證。王靜安日：“日'貞方帝卯一牛之南D'，曰“'貞奼資於東'，曰'己已卜王貴於東'，日'更於西'，曰'貞資於西'，曰'癸酉卜中貞三牛'。曰'方帝'，曰'東'，曰'西'，曰'中'，疑即五萬帝之把矣。 ”（增訂《殷墟書契考釋好六十頁。）然則苟子所謂“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者，其所由來久遠，雖是戰國人之推衍，並非戰國人之創作，此一端也。週人逐紂將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飛廉在民間故事中日黃飛虎，黃飛虎之把，至今在山東與玄武之把同樣普遍。太公之相不過偶然有之，並且是文土所提倡，不與民間信仰有關係。我們可說至今山東人仍祭商朝的文信國。鄭延平，此二端也。至於毫之在山東，泰山之有湯跡，前章中已詳論，今不更述。
然則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魯獨發展，而為儒學，其自然崇拜在齊獨發展，而為五行方士，各得一體，派衍有自。試以西洋史為比：西羅馬之亡席國舊土分為若干蠻族封建之國。然遺民之數遠多於新來之人，放經千餘年之紊亂，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別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半島，意大利西南部二大島，以及多腦河北岸，今羅馬尼亞國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嘗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語言的，民族的系統。地中海南岸，若非因亞拉伯人努力其宗教之故，恐至今仍在拉丁範圍中。造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商朝本在東方，西周時東方或以被征服而暫衰，人春秋後文物富庶又在東方，而魯宋之德墨，燕齊之神仙，惟孝之論，五行之說，又起兩主宰中國思想者二千餘年。然則謂殷商為中國文化之正統，殷遺民為中國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戰國學者將一切神話故事充分的倫理化，理智化，於是不同時代不同地方之宗神，合為一個人文的“全神堂”，遂有“皋陶漠” 一類君臣度歌的文學。在此全神堂中，居“敬敷五教”之任者，偏偏不是他人，而是商之先祖契，則商人為禮教宗信之寄象，或者不是沒有根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