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月三日到七月七日，我們幾個朋友——金旬卿先生，金仲藩先生和他的兒子建午，任叔水先生和他的夫人陳衡哲女士，我和我的兒子思杜，共七人——走遍了平綏鐵路的全線，來回共計一千六百公里。我們去的時候，一路上沒有停留，一直到西頭的包頭站。在包頭停了半天，回來的路上在綏遠停了一天，大同停了大半天，張家口停了幾個鐘頭。這是很匆匆的旅行，談不到什麼深刻的觀察，只有一些初次的印象，寫出來留作後日重遊的資料。 （去年七月，燕京大學顧賴剛，鄭振蜂，吳文藻，謝冰心諸先生組織了一個平綏路沿線旅行團，他們先後共費了六星期，遊覽的地方比我們多。冰心女士有幾萬字的怦綏沿線旅行郵；鄭振鋒先生等有犧北勝跡》，都是平綏路上游人不可少的讀物）
我們這一次同行的人都是康乃爾大學的舊同學，也可以說是一個康乃爾同學的旅行團。金旬卿先生（濤）是乎綏路總工程師，他是我們康乃爾同學中的前輩。現任的平綏路局長沈立孫先生（昌）也是康乃爾的後期同學。平綏路上向來有不少的康乃爾同學擔任機務工務的事；這兩年來平綏路的大整頓更是金沈兩位努力的成績。我們這一次旅行的一個目的是要參觀這幾個同學在短時期中造成的奇績。
平綏路自從1923年以來，屢次遭兵禍，車輛橋樑損失最大。 1928－1929年時，機車只剩七十二輛，貨車只剩五百八十三輛（抵1924年的三分之一），客車只剩三十二輛（抵1926年的六分之一），貨運和客運都不能維持了。加上政治的紊亂，管理的無法，債務的累積，這條鐵路就成了全國最破壞最腐敗的鐵路。丁在君先生每回帶北大學生去口外作地質旅行回來，總對我們訴說平綏路的腐敗情形；他在他的《蘇俄遊記》裡，每次寫火車上的痛苦，也總提出乎綏路來作比較。我在北平住了這麼多年，到去年才去遊長城，這雖然是因為我懶於旅行，其實一半也因為我耳朵裡聽慣了這條路腐敗的可怕。
我們這一次旅行平綏路全線，真使我們感覺一種奇績的變換。車輛（機車，貨車，客車）雖然還沒有完全恢復此路全盛時期的輛數，然而修理和購買的車輛已可以勉強應付全路的需要了。特別快車的整理，雲崗與長城的特別遊覽車的便利，是大家知道的。有一些重要而人多忽略的大改革，是值得記載的：卜激木的改換。全路枕木一百五十多萬根， 年久了， 多有朽環；這兩年中，共換了枕木六十萬根。 （二）造橋。全路約有橋五百孔，兩年中改造的已有一百多孔；凡新造的橋，都用鋼樑，增加原有的載重量。 （三）改線。平綏路有些地方，坡度太陡，彎繞太緊，行車很困難，故有改路線的必要。最困難的是那有名的“關溝段”（自南日起至康莊止）。這兩年中，改線的路已成功的約有十一英里。
平綏路的最大整頓是債務的清理。這條路在二十多年前，借內外債總額為七千六百餘萬元，當金價高漲時，約值一萬萬元。而全路的財產不過值六千萬元。所以人都說平綏是一條最沒有希望的路。沈立孫局長就職後，他決心要整頓本路的債務。他的辦法是把債務分作兩種，本金在十萬元以上的債款為巨額債戶，十萬元以下的為零星債戶。零星債款的償還有兩個辦法：一為按本金折半，一次付清，不計利息；一為按本金全數分六十期攤還，也不計利息。巨額債款的償還辦法是照一本一利分八百期攤還。巨額債戶之中，有幾筆很大的外債，如美國的泰康洋行，如日本的三井洋行與東亞興業株式會社，都是大債主。大多數債戶對於平綏路，都是久已絕望的，現在平綏路有整理債務的方案出來，大家都喜出望外，所以都願意遷就路局的辦法。所以第一年整理的結果，就清理了六十二宗借款，原欠本利為六千一百八十五萬餘元，佔全路總債務的十分之八，清理之後，減折作三千六百三十萬餘元。所以一年整理的結果居然減少了二千五百五十萬元的負債，這真可說是一種奇績了。
我常愛對留學回來的朋友講一個故事。十九世紀中，英國有一個宗教運動，叫做“牛津運動”（OxfordMovement），其中有一個領袖就是後來投入天主教，成為主教的牛曼（CndinalNewtnan）。牛曼和他的同志們做了不少宗教詩歌，寫在一本小冊子上； 在冊子的前面， 牛曼題了一句荷馬的詩，他自己譯成英文： “Youshallseethedifference， nowthatwebackagain。 ”我曾譯成中文，就是： “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要換個樣子了。”我常說，個個留學生都應該把這句話刻在心上，做個口號。可惜許多留學回來的朋友都沒有這種氣魄敢接受這句口號。這一回我們看了我們的一位少年同學（沈局長今年只有三十一歲）在最短時期中把一條腐敗的鐵路變換成一條最有成績的鐵路，可見一二人的心力真可使山河變色，牛曼的格言是不難做到的。
當然，平綏路的改革成績不全是一二人的功勞。最大的助力是中央政治的權力達到了全路的區域。這條路經過四省（河北，察，山西，綏），若如從前的割據局勢，各軍隊可以扣車，可以乾涉路政，可以扣留路款，可以隨便作戰，那麼，雖有百十個沈昌，也不會有成績。現在政治統一的勢力能夠達到全路，所以全路的改革能逐漸實行。現在乎綏路每月只擔負北平軍分會的經費六十萬元，此外各省從不聞有乾涉鐵路收入的事；察哈爾同綏遠兩個省政府領袖也頗能明白鐵路上的整頓有效就是直接間接的增加各省府的財政收入，所以他們也都讚助鐵路當局的改革工作。這都可見政治統一是內政一切革新的基本條件。有了這個基本條件，加上個人的魄力與新式知識訓練，肯做事的人斷乎不怕沒有好成績的。
我們這回旅行的另一個目的是遊大同的雲崗石窟。我個人抱了遊雲崗的心願，至少有十年了，今年才得如願，所以特別高興。我們到了雲崗，才知道這些大石窟不是幾個鐘頭看得完的，至少須一個星期的詳細攀登賞玩，還要帶著很好的工具，才可以得著一些正確的印象。我們在雲崗勾留了不過兩個鐘頭，當然不能作詳細的報告。
雲崗在大同的西面，在武州河的西岸，古名武州寨，又稱武州山。從大同到此，約三十里，有新修的汽車路，雖須兩次涉武州河，但道路很好，大雨中也不覺得困難。雲崗諸石窟，舊有十大寺，久已毀壞。順治八年總督將養量重修其一小部分，稱為石佛古寺。這一部分現存兩座三層樓，氣象很狹小簡陋，決不是原來因山造寺的大規模。兩樓下各有大怫，高五丈餘，從三層樓上才望見怫頭。這一部分，清朝末年又重修過，大佛都被裝金，岩上石刻各佛也都被裝修徐彩，把原來雕刻的原形都遮掩了。
道宣《續高僧傳》卷一《景耀傳》說：
曇難……住恆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岩，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余文，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象，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稀批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恆供千人。碑調現存，未卒際委。
以我們所見諸石窟，無有“可受三千許人”的龕，也無有能“恆供千人”的寺。大概當日石窟十寺的壯麗弘大，已非我們今日所能想像了。大凡一個宗教的極盛時代，信士信女都充滿著瘋狂的心理，燒臂焚身都不顧惜，何況錢捐的布施？所以六朝至唐朝的佛寺的窮極侈麗，是我們在這怫教最衰微的時代不能想像的。北魏建都大同，《魏書·釋老志》說，當太和初年北），“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 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 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太和十七年（493）遷都洛陽，楊街之在《洛陽樹藍記序》中說到“京城表裡凡有一千餘寺。” 楊街之在東魏武定五年（547）重到洛陽，他只看見城廓崩毀，它室傾覆，寺現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子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地牧豎神溺於九速，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闊。
我們在一千五百年後來游雲崗，只看見這一座很簡陋的破寺，寺外一道殘破的短牆，包圍著七八處大石窟；短牆之西，還有九個大窟，許多小窟，面前都有貧民的土屋茅蓬，豬糞狗糞滿路都是，石窟內也往往滿是鴿翎與鴿糞，又往往可以看見乞丐住宿過的痕跡。大像身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圓孔，當初都是鑲嵌珠寶的，現在都挖空了；大像的眼珠都是用一種黑石磋光了嵌進去了，現在只有絕少數還存在了。諸窟中的小像，凡是砍得下的頭顱，大概都被砍下偷賣掉了。佛力久已無靈，老百姓沒有飯吃，要藉諸佛的頭顱和眼珠子賣幾塊錢來活命，還不是很正當的嗎？
日本人佐藤孝任曾在雲崗位了一個月，寫了一部《雲崗大石窟》（華北正報社出版），記載此地許多石窟的情形很詳細，附圖很多，有不能照像的，往往用筆速寫勾摹，所以是一部很有用的雲崗遊覽參考書。佐藤把雲崗分作三大區：
東方四大窟
中央十大窟（在圍牆內）
西方九大窟
西端話小窟
東方諸窟散在武川河岸，我們都沒有去遊。西端諸窟，我們也不曾去。我們看的是中央十窟和西方九窟。我們平日在地理書或遊覽書上最常見的露天大佛（高五丈多），即在西方的第九窟。我們看這露天石佛和他的背座，可以想像此大像當日也曾有龕有寺，寺是毀了，龕是被風雨侵蝕過甚（此窟最當北風，故受侵蝕最大），也坍塌了。
依我的笨見看來，此間的大佛都不過是大的可驚異而已，很少藝術的意味。最有藝術價值是壁上的浮雕，小龕的神像，技術是比較自由的，所以創作的成分往往多於模仿的成分。
中央諸窟，因為大部分曾經後人裝金塗彩，多不容易看出原來的雕刻藝術。西方諸窟多沒有重裝重徐，又往往受風雨的侵蝕，把原來的斧鑿痕都銷去了，所以往往格外圓潤老拙的可愛。此山的岩石是砂岩，最容易受風蝕；我們往往看見整塊的幾丈高岩上成千的小佛像都被磨蝕到僅僅存一些沒痕了。有許多浮雕連線痕也沒有了，我們只能從他們旁邊雕刻的佈置，推想當年的痕跡而已。
因此我們得兩種推論：
第一，雲崗諸石窟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佛教美術的一個重要中心，從宗教史和藝術史的立場，都是應該保存的。一千五百年中，天然的風蝕，人工的毀壞，都已糟蹋了不少了。國家應該注意到這一個古雕刻的大結集，應該設法保護它，不但要防人工的繼續偷毀，還要設法使它可以避免風雨沙田的侵蝕。
第二，我們可以作一個歷史的推論。初唐的道喜在倡耀傳》裡說到武州山的石窟寺，有“碑揭見存”的一句話。何以今日雲崗諸窟竟差不多沒有碑記可尋呢？何以古來記錄山西金石的書（如胡騁之的《山右石刻叢編》）都不曾收有云崗的碑誌呢？我們可以推想，當日的造像碑竭，刻在沙岩之上，凡露在風日侵蝕之下的，都被自然磨滅了。碑喝刻字都不很深，浮雕的佛像尚且被風蝕了，何況淺刻的碑字呢？
馬叔平先生說，雲崗現存三處古碑揭。我只見一處。鄭振鋒先生記載著“大茹茹”刻石，可辨認的約有二十字，此碑我未見。其餘一碑，似乎鄭先生也未見。我見的一碑在佐藤的書中所謂“中央第七窟”的石壁很高處，此壁在裡層，不易被風蝕，故全碑約三百五十字，大致都還可讀。此碑首行有“邑師法宗”四字，似乎是撰文的人。
文中說： 太和七年（483）歲在癸亥八月三十日邑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遵值聖主，道教天下，紹隆三寶…，乃使長夜改昏，久寢斯悟。弟子等…意欲仰或洪澤…是以共和功合，為國興福，敬送石房形象九十五區，及諸菩薩…造像碑文中說造形像九十五區，證以化門造像碑記》，'嘔”字後來多作“軀'宇，此指九十五座小像，“及諸菩薩”乃是大像。此碑可見當日帝后王公出大財力造此大石窟，還有不少私家的努力；如此一窟乃是五十四個私人的功力，可以想見當回信力之強，發願之弘大了。
雲崗舊屬朔平府左雲縣。關於石窟的記載，《山西通志》（雍正間覺羅石磷修）與猢平府志》都說：
石窟十寺，……後魏建，始神瑞（414－415），終正光（520－524），歷百年而工站竣。其寺一同升，二靈光，護國，王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華嚴，九天宮，十兜率。學文帝亟遊幸焉。內有無對石佛二十龕。 （末尾《嘉慶一統志》，作《內有元載所修石佛十二龕”。元載是唐時宰相。《一統志》似有所據，《通志》和《府志》似是妄改的）
神端是在太武帝毀佛法之前，而正光遠在遷都洛陽之後。舊誌所記，當有所本。大概在曇暖以前，早已有人依山岩鑿石龕刻佛像了。毀法之事（446－451）使一般佛教徒感覺到政治權力可以護法，也可以根本剷除佛法。曇耀大概從武州寨原有的石龕得著一個大暗示，他就發大願心，要在那堅固的沙岩．之上，鑿出大石窟，雕出絕大的佛像，要使這些大石窟和大石像永遠為政治勢力所不能摧毀。 《魏書·釋老志》記此事的年月不很清楚，大概他幹這件絕大工程當在他做“沙門統”的任內。 《釋老志》記他代師賢為“沙門統”，在和平初年（約今對），後文又記尚書令高肇引“故沙門統曇耀首於承明元年（476） 奏”，可知曇耀的“沙門統”做了十七八年。這是國家統轄佛教徒的最高官。他又能實行一種大規模的籌款政策（見《釋老志》），所以他能充分用國家和全國佛教徒的財力來“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造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我們可以說，雲崗的石窟雖起源在五世紀初期，但偉大的規模實創始於五世紀中葉以後曇耀作沙門統的時代。後來雖然遷都了，代都的石刻工程還繼續到六世紀的初期，而洛都的皇室與佛教徒又在新京的伊闊山“準代京靈巖寺石窟”開鑿更偉大的龍門石窟了。 （龍門石窟開始於景明初，當西曆五百年，至隋唐尚未歇）故曇耀不但是雲崗石窟的設計者，也可以說是伊閉石窟的間接設計者了。
曇耀鑿石作大佛像，要使佛教和岩石有同樣的堅久，永久不受政治勢力的毀壞。這個志願是很可欽敬的。只可惜人們的愚昧和狂熱都不能和岩石一樣的堅久！時勢變了，愚昧漸漸被理智風蝕了，狂熱也漸漸變冷靜了。岩石鑿的六文大佛依然挺立在風沙裡，而佛教早已不用“三武一宗”的摧殘而自己毀滅了，銷散了。雲崗伊睛只夠增加我們弔古的感唱，使我們感嘆古人之愚昧與狂熱真不可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