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牟子》一書，經周叔迪先生（《牟子叢殘》）和我（《論豐子書》，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四號）的考證，證明是漢末的作品，決無可疑。即以文體而論，我沒有梁先生的聰明，不能“一望而知”；但我細讀此書，才知道此書的“文字甚明暢謹嚴，時時作有韻之文，也都沒有俗氣。此書在漢魏之間可算是好文字”。同是一篇文字，梁啟超先生和我兩人可以得這樣絕相反的結論，這一件事不應該使我們對於文體的考證價值稍稍存一點謹慎的態度嗎？
梁先生論《牟子》的話，最可以表明一般學者輕易用文體作考證標準的危險。他們預先存了一種主觀的謬見，以為“漢賢”應該有何種“手筆”，兩晉人應該作何種佳文，六朝人應該有何種文體，都可以預先定出標準來。這是根本的錯誤。我們同一時代的人可以有百十等級的“手筆”；同作古文，同作白話，其中都可以有能文不能文的絕大等差。每一個時代，各有同樣的百十等級的手筆。班固與王充同時代，然而《論衡》與《漢書陽等不同卜論衡》裡面也偶有有韻之文，比起《兩都賦》，又何等木同！所謂“漢賢手筆”，究竟用什麼作標準呢？老實說來，這種標準完全是主觀的。完全是梁先生或胡某人讀了某個作家而是想的標準。這種標準是沒有多大可靠性的。
假如我舉出這兩句詩：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你們試豬，這是什麼時代的詩？多數人一定睛是明末的歷史演義小說裡的開場詩。不知道此詩的人決不會猜這是李商隱的詩句。又如寒山、拾得的白話詩，向來都說是初唐的作品，我在十年前不信此說，以為這種詩體應該出在晚唐。但後來發現了王梵志的白話詩，又考出了王梵志是隋唐間人，我才不敢堅持把寒山、拾得移到晚唐的主張了（帕話文學文處，頁二四二——二四九人近年敦煌石窟所藏的古寫本書的出現，使我們對於文體的觀念起一個根本的變化。有好些俗文體，平常認為後起的，敦煌的寫本里都有很早出的鐵證。如敦煌殘本《季布歌》中有這樣的句子：
季布驚憂而問曰：
只今天使是何人？
周氏報言官御史，
姓朱名解受皇恩。
如敦煌殘本《昭君出塞》有這樣的句子：
昭軍（君）昨夜子時亡，
突厥今朝發使忙。
三邊走馬傳胡命，
萬里非（飛）書奏漢王。
這種文體，若無敦煌寫本作證，誰不“一望而知”決不是“唐賢手筆”。
總而言之，同一個時代的作者有巧拙的不同，有雅俗的不同，有拘謹與豪放的不同，還有地方環境（如方言之類）的不同，決不能由我們單憑個人所見材料，是想某一個時代的文體是應該怎樣的。同時記梭格拉底的死，而柏拉圖記的何等生動細緻， 齊諾芬（Xellophon）記的何等樸素簡拙！我們不能拿柏拉圖來疑齊諾芬，也不能拿齊諾芬來疑相拉圖。
閒話少說，言歸《老子》。馮友蘭先生說《老子》的文體是“簡明之經體”，故應該是戰國時作品（說見上人但顧頜剛先生說“《老子》一書是用賦體寫出的；然而賦體固是戰國之末的新興文體呵！”（校學年報》第四期，頁二四，參看再一九）同是一部書，馮先生側重那些格言式的簡明語句，就說他是“經體”；顧先生側重那些有韻的描寫形容的文字，就可以說他是“用賦體寫出的”。單看這兩種不同的看法，我們就可以明白這種文體標準的危險性了。
我們可以先看看顧光生說的“賦體” 是個什麼樣子。他舉苟卿的《賦篇》（《苟子》第二十六）作例，《賦篇》現存五篇，其題為禮，知，雲，蠶，箴。總觀此五篇，我們可以明白當時所謂“賦”，只是一種有韻的形容描寫，其體略似後世的詠物詩詞，其劣者略似後世的笨謎。顧先生舉苟卿的《雲賦》作例，他舉的語句如下：
忽兮其極之遠也，倔兮其相逐而反也，印印兮天下之威案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後憊，通於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11。天下失之d滅，得之則存。
這是苟子的“賦體”。顧先生說：
此等文辭實與《老子》同其型式。
他舉《老子》第十五章和二十章作例：
豫焉（河上公本作與兮）若冬涉）11，猶兮若畏四鄰，伊兮其芳容（河上公本作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老子》十五）
我獨淚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核；慢慢兮若無所歸。 ……法令其若海，賭兮若無止。 ……以老子》二十）
這是《老子》的“賦體”。
顧先生又說，儲子》這兩章的文體又很像《呂氏春秋》的《土容》和《下賢》兩篇，我們也摘抄那兩篇的一部分：
故君子之容，……淳淳乎謹慎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捨不悅而。 C甚素樸。 （《士容》）
得道之人，艱平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柴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昏乎其深而不測也。 ……（《下賢》）
這是《呂氏春秋》的“賦體”。
顧先生說：
這四段文字，不但意義差同，即文體亦甚相同，形容詞及其形容的姿態亦甚相同，惟助詞則《老子》用“兮”，《呂書》用“乎”為異。大約這是方言的關係。
我們看了顧先生的議論，可以說：他所謂“文體”或“型式”上的相同，大概不外乎下列幾點：
一、同是形容描寫的文字。
二、同用有“兮”字或“乎”字語尾的形容詞。
三、“形容詞及其形容的姿態亦甚相同”。
依我看來，這些標準都不能考定某篇文字的時代。用這種帶“兮'字或“乎” 字的形容詞來描寫人物，無論是韻文或散體，起源都很早。最早的如《春秋》早期的《都風·君子偕老》詩，《衛風·碩人》詩，《齊風·簡嗟》詩，都是很發達的有韻的描寫形容。在裡，我們也可以見著這種形容描畫的散文：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優語》）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以論語如＼）
我們試用這種語句來比《苟子》的《賦篇》，和《呂氏春秋》的《土容風下賢》兩篇，也可以得到“形容詞及其形容的姿態亦甚相同”的結論。你瞧：
（）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煥乎其有文章。
（《老子》）渙兮若冰之將釋。
惺惺兮若無所歸。
淡乎其無味。 （三十五章。《文子·道德》篇引此句，作“淡兮”。）
（《苟子》）忽兮其極之遠也。
（叮令天下之威筵也。
（《呂覽》）淳淳乎謹慎畏化而不肯自足。
乾乾乎取捨不悅而。 C甚素樸。
覺乎其不疑有以也。
雜乎其必不渝移也。
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
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
昏乎其深而不測也。
這些形容詞及其形容的姿態，何等相同！何等相似！其中與《呂覽》同用“乎”字，更相像了。
如果這等標準可以考定《老子》成書的年代，那麼，我們也可以說成書也該在目不韋時代或更在其後了！
文體標準的不可靠，大率如此。這種例證應該可以使我們對於這種例證存一點特別戒懼的態度。
至於拓拾一二個名詞或術語來做考證年代的標準，那種方法更多漏洞，更多危險。顧頜剛先生與梁啟超先生都曾用此法。如顧先生說：
更就其所用名詞及傷語觀之：“公”這一個字，古書中只用作制度的名詞（如公侯， 公田等） ，沒有用作道德的名詞的（如公忠，公義等）。 《呂氏春秋》有《貴郵篇，又有“清淨以公”等句，足見這是戰國時新成立的道德名詞。 《苟子》與呂書同其時代，故書中言“公”的也很多。可見此種道德在苟子時最重視。 《老子》言“容乃公，公乃王”（十六章），正與此同。 （《史學年報》四負二五）
然而裡確曾把“公”字作道德名詞用：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悅。 （二十）
《老子》書中有“公”字，就應該減壽三百年。 《論語地有“公”字，也應該減壽三百年，貶在苟卿與目不韋的時代了。
任公曾指出“仁義”對舉彷彿是孟子的專賣品。然而他忘了《左傳》裡用仁義對舉已不止一次了（如莊二十二年，如椽十四年）。任公又曾說老子在格秋》時不應該說“侯王”“王公”“王侯”“取天下”“萬乘之主”等等名詞。然而惆易》蠱卦已有“不事王侯”，坎卦家辭與離卦象辭都有“王公”了。常用“天下”字樣，如“管仲一匡天下”，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如“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實稷何嘗有天下？泰伯又那有“天下”可讓？ 《老子》書中有“取天下”，也不過此種泛稱，有何可怪？ “天下”“王”等名詞既可用，為什麼獨不可用“萬乘之主”？可以泛說“道千乘之國”，《老子》何以獨不可泛說“萬乘之主” 呢？ （河上公注：“萬乘之主謂王。”）凡持此種論證者，胸中往往先有一個“時代意識” 的成見。此種成見最為害事。孔子時代正是諸侯力徵之時，豈可以高談“無為”？然而孔子竟歌頌“無為而治”，提倡“居敬而行簡”之政治。時代意識又在哪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