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若依這個次序比較這四組的材料，可以看見一個最可玩味的現象，就是老子的人格的驟變，從一個最拘謹的喪禮大師，變到一個最恣肆無禮的出世仙人。最可注意的是《史記》兩記此事，在、《孔子世家》裡老子還是一個很謙恭的柔道學者，而在《老子列傳》裡他就變做一個盛氣拒人的狂士了。
這個現象，其實不難說明。老子的人格變化只代表各時期的人對於老子的看法不同。作路子問的人絕對不曾夢見幾百年後的人會把老耿變成一個謾罵無禮的狂士，所以他只簡單的記了老脫對於喪禮的幾條意見。這個看法當然是最早的； 因為，如果《曾子問》真是後世“老莊之徒所作”，請問，這班“老莊之徒”為什麼要把老子寫成這樣一個拘謹的喪禮專門大師呢？若如姚際恆所說，《曾子問》全書是“老莊之徒所作無疑”，那麼，這班“老莊之徒”捏造了這五十條喪禮節目的討論，插入了四條老響的意見，結果反把老脫變成了一個儒家喪禮的大師，這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大笨事嗎？ ——這類的說法既說不通了，我們只能承認那作賭子問》的人生在一個較早的時期，只知道老子是一位喪禮大師，所以他老老實實的傳述了孔子稱引老聃的喪禮意見。這是老孔沒有分家的時代的老子。
司馬遷的《孔子世家》是《史記》裡最謹慎的一篇，所以這一篇記孔子和老子的關係也還和那最早的傳說相去不遠：
（孔子）運週問利，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日：'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予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這時代的人已不信老於是個古禮專家了，所以司馬遷說“適週問禮，蓋見老子云”，這已是很懷疑的口氣了。但他在這一篇只採用了這一段臨別贈言，這一段話還把老子看作一個柔道老儒，還不是更晚的傳說中的老子。
到了《老在列傳》裡，就大不同了！
孔子適週，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這就是說，孔子“將”要問禮，就碰了一個大釘子，開不得口。這就近於後世傳說中的老子了。
至於《莊子列子》書中所記孔子見老子的話，離最古的傳說更遠，其捏造的時代更晚，更不用說了。如果老子真是那樣一個假傲謾罵的人，而孔子卻要藉車借馬遠道去“問禮”，他去碰釘子挨罵，豈非活該！
總之，我們分析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傳說，剝除了後起的粉飾，可以看出幾個要點：
一、古傳說認老子為一個知禮的大師。這是問禮故事的中心，不可忽視。
二、古傳說記載老子是一位喪禮的專家。路子問》記孔子述他的禮論四條，其第二條最可注意：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脅助葬於巷黨人堆，日有食之，老路四：“丘止框就遭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拒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路口：“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捨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捨。夫拒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平？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後患。”吾聞諸老聆雲。
這種議論，有何必要而須造出一個老師的權威來作證？豈非因為老胞本是一位喪禮的權威，所以有引他的必要嗎？
三法傳說裡，老子是周室的一個“史”：始子列傳》說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張湯列傳》說他是“柱下史”。史是宗教的官，也需要知禮的人。
四、古傳說又說他在周，成周本是殷商舊地，遺民所居。 （古傳說又說他師事商客，——一作常抓，汪中說為一人——可見古說總把他和殷商文化連在一塊，不但那柔道的人生觀一項而已。）
這樣看來，我們更可以明白老子是那正宗老儒的一個重要代表了。
聰明的汪中（《述學》 補遺， 《老子考異》）也承認《曾子問》裡的老胞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但他終不能解決下面的疑惑：
夫助草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為嫌，止樞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回“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週、召、文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此一條也見帽子問》）。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黃東刎日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 （汪中列舉三疑，其他二事不關重要，今不論。）
博學的汪中誤記了勝子》偽書裡的一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硬說是《老子》裡的贓物！我們不能不替老子喊一聲冤枉。 《老子》書里處處抬高“聖人”作個理想境界，全書具在，可以覆勘。所以汪中舉出的兩項“乖違”，其一項已不能成立了。其他一項，“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正是深知禮制的人的自然的反動，本來也沒有可疑之處。博學的汪中不記得里的同樣主張嗎？孔子也說過：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又說過：
禮云，禮云，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
又有兩條討論“禮之本”的話：
林放問利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成” （說詳上文第三章）
於夏問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平？”子曰：“啟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檀弓》述子路引孔子的話，也說：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孔，與其敬不足而和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這樣的話， 都明明的說還有比“禮” 更為根本的在，明明的說禮是次要的（《禮後》），正可以解釋老子“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一句話。老幹、孔子都是深知禮意的大師，所以他們能看透過去，知道“禮之本'環在那禮文上。孔子看見季氏舞八份，又旅於泰山，也跳起來，嘆口氣說：“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廠後世的權臣，搭起禪讓台來，欺人寡婦孤兒，搶人的天下，行禮已畢，點頭讚歎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其實那深知禮意的老耿、孔丘早已看透了卜檀引裡還記一位魯人周豐對魯哀公說的話：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週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意之心以蒞之，雖因結之，民其不解平？
這又是老子的話的註腳了。
總之依我們的新看法，老子出在那個前六世紀，毫不覺得奇怪。他不過是代表那六百年來以柔道取容於世的一個正統老儒；他的職業正是殷儒相禮助葬的職業，他的教義也正是裡說的“犯而不校”“以德報怨”的柔道人生觀。古傳說裡記載著孔子曾問禮於老子，這個傳說在我們看來，絲毫沒有可怪可疑之點。儒家的書記載孔子“從老鵬助葬於巷黨”，這正是最重要的歷史證據，和我們上文說的儒的歷史絲毫沒有矛盾衝突。孔子和老於本是一家，本無可疑。後來孔老的分家，也絲毫不足奇怪。老子代表儒的正統，而孔子早已超過了那正統的儒。老子仍舊代表那隨順取容的亡國遺民的心理，孔子早已懷抱著“天下宗予”的東周建國的大雄心了。老子的人生哲學乃是千百年的世故的結晶， 其中含有絕大的宗教信心—— “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所以不是平常一般有血肉骨幹的人所能完全接受的。孔子也從這種教義裡出來。他的性情人格不容許他走這條極端的路，所以他漸漸回到他所謂“中庸”的路上去，要從剛毅進取的方面造成一種能負荷全人類擔子的人格。這個根本上有了不同，其他教義自然都跟著大歧異了。
那個消極的柔儒要“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而這個積極的新儒要“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那個消極的儒對那新興的文化存著絕大的懷疑， 要人寡欲絕學， 回到那“無知無欲”的初民狀態；而這個積極的儒卻沉歌那“鬱鬱乎文哉”的周文化，大膽的宣言：“吾從周廣那個消極的儒要人和光同塵，混滅是非與善惡的執著。而這個剛毅的新儒卻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要養成一種“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人格。
在這個新儒的運動卓然成立之後，那個！日派的儒就如同滿天的星斗在太陽的光焰裡，存在是存在的，只是不大瞧得見了。可是，我們已說過，那柔道的儒，尤其是老子所代表的柔道，自有他的大過人處，自有他的絕堅強的宗教信心，自有他的深於世故的人生哲學和政治態度。這些成分，初期的孔門運動並不曾完全抹煞：如孔子也能欣賞那“寬柔以教，不報無道”的柔道，也能盡量吸收那傾向自然主義的天道觀念，也能容納那無為的政治理想。所以孔老儘管分家，而在外人看來，一例如從墨家看來——他們都還是一個運動，一個宗派。試著墨家攻擊儒家的四大罪狀：
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人鬼不說人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此足以喪夫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天，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墨子·公孟》篇）
我們試想想，這裡的第一項和第四項是不是把孔老都包括在裡面？所謂“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現存的孔門史料都沒有這種極端言論，而《老子》書中卻有“天地不仁”“其鬼不神”的話。儒家（包括孔老）承認天地萬物都有一定的軌跡，如老子說的自然無為，如孔子說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這自然是社會上的常識積累進步的結果。相信一個“無為而無不為”的天道，即是相信一個“莫之為而為”的天命：這是進一步的宗教信心。所以老子、孔子都是一個知識進步的時代的宗教家。但這個進步的天道觀念是比較的太抽象了，不是一般民眾都能了解的，也不免時時和民間折神事鬼的舊宗教習慣相衝突。既然相信一個“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天道，當然不能相信祭把事神可以改變事物的趨勢了。孔子說：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又說：
敬鬼神而遠之。
老子說：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又記一事最有意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抵。”'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路尚且不能了解這個不禱的態度，何況那尋常民眾呢？在這些方面，對於一般民間宗教，孔老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
我們在這裡，還可以進一步指出老子、孔子代表的儒，以及後來分家以後的儒家與道家，所以都不能深入民間，都只能成為長施階級的哲學，而不能成為影響多數民眾的宗教，其原因也正在這裡。
汪中曾懷疑老子若真是《曾於問》裡那個喪禮大師，何以能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議論。他不曾細細想想，儒家講喪禮和祭禮的許多聖賢，可曾有一個人是深信鬼神而講求祭葬禮文的？我們研究各種禮經禮記，以及低語》《檀引等書，不能不感覺到一種最奇怪的現狀：這些聖人賢人斤斤的討論禮文的得失，無論是拜上或拜下，無論是麻冕或純冕，無論是經裘而吊或襲裘而吊，甚至於無論是三年之喪或一年之喪，他們都只注意到禮文應該如何如何，或禮意應該如何如何，卻全不談到那死了的人或受弔祭的鬼神！他們看見別人行錯了禮，只指著那人嘲笑道：
夫夫也！為習於禮者！
他們要說某項節文應該如何做，也只說：
利也。
就是那位最偉大的領袖孔子也只能有一種自己催眠自己的祭祖哲學：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這個“如”的宗教心理學，在孔門的書裡發揮的很詳盡。 《中庸》說：
齋明盛服以承祭北，洋洋乎如在其上加在其左右。
《祭義》說的更詳細：
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慢然必有見乎其位；週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俄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這是用一種精神作用極力催眠自己，要自己感覺得那受祭的人“如在'哪兒。這種心理狀態不是人人都訓練得到的，更不是那些替人家治喪相禮的職業的儒所能做到的。 所以我們讀《檀引所記，以及整部《儀柳村L記》所記，都感覺一種不真實的空氣，《檀引裡的聖門弟子也都好像《士喪禮》裡的夏祝商祝，都只在那裡唱戲做戲，台步一步都不錯，板眼一絲都不亂，——雖然可以博得“吊者大悅”，然而這裡面往往沒有一點真的宗教感情。就是那位氣度最可愛的孔子，也不過能比一般職業的相禮祝人忠厚一等而已：
於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這種意境都只是體恤生人的情緒，而不是平常人心目中的宗教態度。
所以我們讀孔門的禮書，總覺得這一班知禮的聖賢很像基督教《福音》書里耶穌所攻擊的猶太“文士” （SCribe一和“法利賽人”（Phdrisees）。（“文士” 與“法利賽人”都是歷史上的派別名稱，本來沒有貶意。因為耶穌攻擊過這些人，歐洲文字裡就留下了不能磨滅的成見，這兩個名詞就永遠帶著一種貶意。我用這些名詞， 只用他們原來的歷史意義， 不含貶議。）（天主教新譯的《福音》皆譯作“經師”和“法利塞人”。“經師”之名遠勝於“文士”。適之）猶太的“文全” 和“法利賽人”都是精通古禮的，都是“習於禮”的大師，都是猶太人的“儒”。耶穌所以不滿意於他們，只是因為他們熟於典禮條文，而沒有真摯的宗教情感。中國古代的儒，在知識方面已超過了那民眾的宗教，而在職業方面又不能不為民眾做治喪助葬的事，所以他們對於喪葬之禮實在不能有多大的宗教情緒。老子已明白承認“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了，然而他還是一個喪禮大師，還不能不做相喪助葬的職業。孔子也能看透“喪與其易也寧成”了，然而他也還是一個喪禮大師，也還是“喪事不敢不勉”。他的弟子如“堂堂乎”的子張也已宣言“祭總敬，喪思哀，其可已矣”了，然而他也不能不替貴族人家做相喪助葬的事。苦哉！苦哉！這種知識與職業的衝突，這種理智生活與傳統習俗的矛盾，就使這一班聖賢顯露出一種很像不忠實的體化意味。
我說這番議論，不是責備老孔請人，只是要指出一件最重要的歷史事實。 “五百年必有聖者興”，民間期望久了，誰料那應運而生的聖者卻不是民眾的真正領袖：他的使命是民眾的“彌賽亞”，而他的理智的發達卻接近那些“文士'與“法利賽人”。他對他的弟子說：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
他的民族遺傳下來的職業使他不能不替人家治喪相禮，正如老子不能不替人家治喪相禮一樣。但他的理智生活使他不能不維持一種嚴格的存疑態度：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這種基本的理智的態度就決定了這一個儒家運動的歷史的使命了。這個五百年應運而興的中國“彌賽亞”的使命是要做中國的“文士”階級的領導者，而不能直接做那多數民眾的宗教領袖。他的宗教只是“文士”的宗教，正如他的老師老確的宗教也只是“文士”的宗教一樣。他不是一般民眾所能了解的宗教家。他說：
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疲，夫何憂何懼2
他雖然在那“吾從周”的口號之下，不知不覺的把他的祖先的三年喪服和許多宗教儀節帶過來，變成那殷周共同文化的一部分了，然而那不過是殷周民族文化結婚的一份陪嫁妝奮而已。他的重大貢獻並不在此，他的心也不在此，他的歷史使命也不在此。他們替這些禮文的辯護只是社會的與實用的，而不是宗教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所以他和他的門徒雖然做了那些喪祭典禮的傳人地們始終不能做民間的宗教領袖。
民眾還得等候幾十年，方才有個偉大的宗教領袖出現。那就是墨子。
墨子最不滿意的就是那些儒者終生治喪相禮，而沒有一點真摯的尊無信鬼的宗教態度。上文所引墨者攻擊儒者的四大罪狀，最可以表現儒墨的根本不同。 《墨子·公益》篇說：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回：“君子必學祭祖。”
這個人正是儒家的絕好代表：他一面維持他的嚴格的理智態度，一面還不能拋棄那傳統的祭把職業。這是墨子的宗教熱誠所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駁他說：
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否也。
懂得這種思想和“祭如在”的態度的根本不同，就可以明白墨家所以興起和所以和儒家不相容的歷史的背景了。
二十三·三·十五開始寫此文
二十三·五·十九夜寫成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