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這都不是柔道的人生哲學了。這裡所謂“仁”，無疑的，就是做人之道。孟子引孔子的話道：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我頗疑心孔子受了那幾百年來封建社會中的武土風氣的影響，所以他把那柔儒的儒和殺身成仁的武士合併在一塊，造成了一種新的“儒行”。說：
於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人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分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成人”就是“成仁”，就是“仁”。綜合當時社會上的理想人物的各種美德，合成一個理想的人格，這就是“君子儒”，這就是“仁”。但他又讓一步，說'呼之成人者”的最低標準。這個最低標準正是當時的“武土道”的信條。他的弟子子張也說：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曾子說：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欣？君子人也。
這就是“見危致命”的武士道的君子。子張又說：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張是“殷土”，而他的見解已是如此，可見孔子的新教義已能改變那傳統的儒，形成一種弘毅的新儒了。孔子曾說：
剛毅木銷，近仁。
又說：
巧言令色，鮮吳仁。
他提倡的新儒只是那剛毅勇敢，擔負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所以說：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又說：
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這是一個新的理想境界，絕不是那治喪相禮以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
孔子自己的人格就是這種弘毅的人格。說：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日， “夫子自道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日，'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又記著一條有風趣的故事：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日，“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故？”
這是當時人對於孔子的觀察。 “知其不可而為之”，是孔子的新精神。這是古來柔道的儒所不曾夢見的新境界。
但柔道的人生觀，在孔門也不是完全沒有相當地位的。曾子說：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老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這一段的描寫，原文只說“吾友”，東漢的馬融硬說“友謂顏淵”，從此以後，注家也都說是顏淵了（現在競有人說道家出於顏回了）。其實“吾友”只是我的朋友，或我的朋友們，二千五百年後人只可“陶疑”，不必費心去猜測。如果這些話可以指顏淵，那麼，我們也可以證明這些話是說孔子。 《論語汗說過嗎？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都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這不是有意的“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嗎？這不是“有若無，實若虛” 嗎？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這不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鳩？又記孔子讚歎“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這不是“犯而不校”嗎？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說“吾友”是指孔子呢？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說“吾友”只是泛指曾子“昔者” 接近的某些師友呢？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說這是孔門某一個時期（'老者”）所“嘗從事”的學風呢？
大概這種謙卑的態度，虛心的氣象，柔遜的處世方法，本來是幾百年來的儒者遺風，孔子本來不曾抹煞這一套，他不過不承認這一套是最後的境界，也不覺得這是唯一的境界罷了。 （曾子的這一段話的下面，即是“可以托六尺之孤”一段；再下面，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一段。這三段話，寫出三種境界，最可供我們作比較。）在那個標舉“成人”“成仁”為理想境界的新學風裡，柔遜謙卑不過是其一端而已。孔子說得好：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利則蔥，勇而無利則亂，直而無利則絞。
恭與慎都是柔道的美德，——益位子稱正考父的鼎銘為“共（恭）”，——可是過當的恭慎就不是“成人”的氣象了。 《鄉黨卜篇寫孔子的行為何等恭慎謙卑！ 《鄉黨》開端就說：
孔子於鄉黨，河村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鄭注：便便，辯也。）
裡記他和當時的國君權臣的問答，語氣總是最恭慎的，道理總是守正不阿的。最好的例子是魯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的兩段：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日：“言不可以若是其兒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廣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兒也。人之言日，'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
他用這樣婉轉的辭令，對他的國君發表這樣獨立的見解，這最可以代表孔子的“溫而厲”“與人恭而有禮”的人格。
《中庸》雖是晚出的書，其中有子路問強一節，可以用來做參考資料：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放？北方之強鐵？抑而強％？
“寬柔可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祛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這裡說的話，無論是不是孔子的話，至少可以表示孔門學者認清了當時有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又可以表示他們並不菲薄那“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即是“犯而不換”）的柔道。他們看準了這種柔道也正是一種“強”道。當時所謂“南人”，與後世所謂“南人”不同。春秋時代的楚與吳，雖然更南了，但他們在北方人的眼裡還都是“南蠻”，夠不上那柔道的文化。古代人所謂“南人”似乎都是指大河以南的來國魯國，其人多是殷商遺民，傳染了儒柔的風氣，文化高了，世故也深了，所以有這種寬柔的“不報無道”的教義。
這種柔道本來也是一種“強”，正如惆易·家傳》說的“謙尊而光，卑而不可寄”。一個人自信甚堅強，自然可以不計較外來的侮辱；或者他有很強的宗教信心，深信“鬼神害盈而福謙”，他也可以不計較偶然的橫暴。謙卑柔遜之中含有一種堅忍的信心，所以可說是一種君子之強。但他也有流弊。過度的柔遜恭順，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順，沒有獨立的是非好惡之心了。這種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鄉原”； “原”是謹願，鄉愿是一鄉都稱為謹願好人的人。說語》說：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末篇對這個意思有很詳細的說明：
孟子曰：“……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平？鄉原，德之賊也。”' 萬章日：“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嗲耀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日，'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璃路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閉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章日：“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L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創之，無刺也。同手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昏況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日德之賊也。
孔子曰： '惡似而非者。惡美，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
這樣的人的大病在於只能柔而不能剛；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閥然媚於世”，而不能有路蹈涼涼的特立獨行。
孔子從柔道的儒風裡出來，要人“柔而能剛”，“恭而有禮”。他說：
眾好之，必家焉。眾惡之，必察焉。
鄉原決不會有“眾惡之”的情況的。凡“眾好之”的人，大概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另有一條說此意最好：
子貢問曰：'步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片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
這就是說的“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中庸》說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這才是孔子要提倡的那種弘毅的新儒行。
《禮記》裡有棉行卜篇，記孔子答魯哀公問棉行》的話，其著作年代已不可考，但其中說儒服是魯來的鄉服，可知作者去古尚未遠，大概是戰國早期的儒家著作的一種。此篇列舉《儒行計六節，其中有一節雲：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設如偽；大則如威（畏），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運也，粥粥若無能也。
這還是儒柔的本色。又一節雲：
懦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人之以和為貴，……舉賢而客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考。
這也還近於儒柔之義。但此外十幾節，如雲，
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
非時不見，非義不合。
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過失可微辭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競信（伸）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 ……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
破厲廉隅。雖分國，如輜妹。 ……其規為有如此者。
這就都是超過那柔順的儒風，建立那剛毅威嚴，特立獨行的新儒行了。
以上述孔子改造的新儒行：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擴大到那“仁以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國遺民的柔順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進取的新儒。這真是“振衰而起儒”的大事業。
我們現在可以談談“儒”與“道”的歷史關係了。同時也可以談談孔子與老子的歷史關係了。
“道家”一個名詞不見於先秦古書中，在《史記》的《陳平世家》《魏其武安俱列傳》《太史公自序》裡，我們第一次見著“道家”一個名詞。司馬談父子所謂“道家”，乃是一個“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混合學派。因為是個混合折衷的學派，他的起源當然最晚，約在戰國的最後期與秦漢之間。這是毫無可疑的歷史事實。 （我別有論“道家”的專文）
最可注意的是秦以前論學術派別的，沒有一個人提到那個與德墨對立的“道家”。孟於在戰國後期論當時的學派，只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標必歸於儒”。
韓非死在秦始皇時，他也只說“世之顯學，儒墨也”。
那麼，儒墨兩家之外，那極端傾向個人主義的楊朱可以算是自成一派，其餘的許多思想家，——老子，在周，慎到，田驕，駿衍等，────——如何分類呢？
依我的看法，這些思想家都應該歸在儒墨兩大系之下。
宋任、 尹文、 惠施、公孫龍一些人都應該歸於“墨者”一個大系之下。宋任（宋針）、尹文主張“見海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他們正是墨教的信徒。這是顯而易見的。惠施主張“汎愛萬物”，又主張齊梁兩國相推為王，以維持中原的和平；公孫龍到處勸各國'堰兵”，這也是墨教的遺風。至於他們的名學和墨家的名學也有明顯的淵源關係，那更是容易看出的。
其餘的許多思想家，無論是齊魯儒生，或是燕齊方士，在先秦時代總稱為“儒”，都屬於“儒者” 的一大系。所以齊宣王招致稷下先生無數，而《鹽鐵論》泛稱為“諸儒”；所以秦始皇坑殺術上，而世人說他“坑儒”。臟子·說劍》篇（偽書）也有莊子儒服而見趙王的傳說。
老子也是儒。儒的本義為柔，而《老子》書中的教義正是一種“寬柔以教，不報無道”的柔道。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夫唯不爭，放天下莫與之爭”，“報怨以德”，“強梁者不得其死”，“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這都是最極端的“犯而不校”的人生觀。如果“儒，柔也”的古訓是有歷史意義的，那麼，老子的教義正代表儒的古義。
我們試回想到前八世紀的正考父的鼎銘，回想到《周易》裡“謙”“損”“坎” “糞”等等教人柔遜的卦交詞，回想到曾子說的“昔者吾友嘗從事”的“犯而不校”，回想到低語》裡討論的“以德報怨”的問題，——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柔遜謙卑的人生觀正是古來的正宗儒行。孔子早年也從這個正宗儒學里淘煉出來，所以曾子說：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後來孔子漸漸超過了這個正統遺風，建立了那剛毅弘大的新儒行，就自成一種新氣象。說：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於日：“何以報援？——以直很想，以德報德。”
這裡“或人”提出的論點，也許就是老子的“報怨以德”，也許只是那個柔道遺風裡的一句古訓。這種柔道，比“不報無道”更進一層，自有大過人處，自有最能感人的魔力， 因為這種人生觀的基礎是一種大過人的宗教信心， ——深信一個“無力而無不為”“不爭而善股”的無道。但孔子已跳過了這種“過情”的境界，知道這種違反人情的極端教義是不足為訓的，所以他極力回到那平實中庸的新教義：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這種討論可以證明孔子之時確有那種過情的柔道人生觀。信《老子》之書者，可以認為當時已有《老子》之書或老子之教的證據。即有尚懷疑《老子》之書者，他們老平心想想，也決不能否認當時實有“犯而不校”的柔道，又實有“以德報怨” 的更透進一層的柔道。如果連這種重要證據都要抹煞，硬說今本《老子》裡的柔道哲學乃是戰國末年世故已深時來研、尹文的思想的餘波，那種人的固執是可以驚異的，他們的理解是不足取法的。
還有那個孔子問禮於老聘的傳說，向來懷疑的人都學韓癒的看法，說這是老子一派的人要自尊其學，所以捏造'＊子，吾師之弟子也”的傳說。《通論》論《曾子問卜》篇，說，“此為老莊之徒所作無疑”。）現在依我們的新看法，這個古傳說正可以證明老子是個“老儒”，是一個殷商老派的儒。
關於孔子見老子的傳說，約有幾組材料的來源：
一、《禮記》的《俗子問》篇，孔子述老聘淪喪禮四事。
二、《史記·孔子世家》記南官敬叔與孔子適週問禮，“蓋見老子云”一段。
三、《史記·老在申韓列傳》，“孔於適週，將問禮於老子，老於日……”一段
四、所記各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