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欲為國民有所盡力者，苟反抗於輿論，必不足以成事。雖然，輿論之所在，未必為公益之所在。輿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而世界貴有豪傑，貴其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則豪傑與輿論常不相容，若是豪傑不其殆乎？然古今爾許之豪傑，能爛然留功名於歷史上者踵相接，則何以故？
赫胥黎嘗論格蘭斯頓曰：“格公誠歐洲最大智力之人，雖然，公不過從國民多數之意見，利用輿論以展其智力而已。”約翰·摩禮（英國自由黨名士，格公生平第一親交也。）駁之曰：“不然。格公者，非輿論之僕，而輿論之母也。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勢之真相，喚起應時之輿論而指導之，以實行我政策。此實格公一生立功成業之不二法門也，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輿論，其事事假借輿論之力，固不誣也。但其所假之輿論，即其所創造者而已。”
飲冰子曰：謂格公為輿論之母也可，謂格公為輿論之僕也亦可。彼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為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為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真愛存也。母之真愛其子也，恆願以身為子之僕。惟其盡為僕之義務，故能享為母之利權。二者相應，不容假借，豪傑之成功，豈有僥倖耶？
古來之豪傑有二種：其一，以己身為犧牲，以圖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為芻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雖然，乙種之豪傑，非豪傑而民賊也。二十世紀以後，此種虎皮蒙馬之豪傑，行將絕跡於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離。然則欲為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為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為輿論之母；其終也，當為輿論之僕。敵輿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輿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僕輿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為敵，非大智不能為母，非大仁不能為僕，具此三德，斯為完人。